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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可以，消费者显然会通常避免这些问题。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医生可不只是为执行者提供指导意见的手术分析者而已，他们还是专业的决策者，不仅为病人诊断，还为其做出决定。这是因为，医生在决定时不会像病人那样痛苦且懊恼，而会更加冷静，希望与恐惧的情绪不会交织在他们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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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考虑降低死亡的计划时，这些都是必须做出的决定。我们可以采取民主的方式，让消费者通过市场、直接询问等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方法来为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也可以采取独断的方式代其决定，而这也许会更为专业，具体而言就是在尽可能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帮助消费者在一些需要深思熟虑、更为抽象的问题上做出决定，或是雇用对该家庭知根知底、清楚了解死亡会为这一家庭带来的后果的人，让其帮忙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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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到头来我们发现，安全设施与健康计划都只是公益事业，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而税收体系也不会将益处带来的开销分散开来，那么，对于需要共同决定实行与否的某一计划，有人会抱有强烈的兴趣，有人会感到无关紧要，还有人会存有反感情绪，这就与政府部门所做出的其他预算决定没什么两样。我们无须因生命“无价”而感到紧张，也没必要因富人相对于穷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延长寿命，且富人和穷人都更倾向于对自己所属群体有利的计划而感到奇怪。也许有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不应该让穷人乘坐更为危险的次等飞机，又是为什么不能允许赶时间的人给飞行员好处以让他弃安全规章于不顾超速驾驶。但是，我们应将这些理由明确地引证为经济原则的限制条件，而不是凌驾于经济学之上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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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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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找寻证据证明人们会为了避免死亡，或是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人死亡而付出怎样的代价，那么我们会期待得到怎样的答案呢？有没有优先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数量级顺序、上限或下限、基准或是核算尺度，以此体现出死亡率的降低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精于计算的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呢？有没有某一好的指标，比如人寿保险、避雷针、高危职业的收入，能够成为我们估算的基础呢？有没有某种比例因子，像是个人收入，能与理想数值成比例或是有着函数关系呢？我们的估算又应该依赖社会和经济制度到何种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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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我们可以推测，任何以市场证据为基础的估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让因子限制在2~3个以内（也有可能会有5个，甚至10个），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经过深思熟虑、详细询问以及听从专业建议之后也会选择出同样的因子。之所以做出这一推测，是因为根据对人们所做出的大多数与偶然事件相关的市场决定的观察，事件的概率本身并不为消费者所知，有时甚至也无法根据统计数据得出，也几乎无法广泛应用，而且其中混有的联合产品还会让证据变得不够可靠。如果保姆有可能在家里着火时救下全部或是部分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会愿意付给保姆多少钱呢？只需稍做一点研究，我们就能计算出离家期间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灾祸的可能性，有保姆保护的情况下孩子能够生还的可能性，以及无人在家时孩子能够自救或是获救的可能性，而主人愿意或是拒绝付给保姆的费用就反映了孩子生命价值的上限或下限。如果要将此和火炉的类型与使用情况、房子的形状与构造、屋檐与窗户的位置、不同年龄与性别保姆的工作能力、孩子的年龄与性格、当时的季节、消防部门的救援能力、邻里的警觉度、主人白天和夜晚不在家的时长联系起来，那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了。除此之外，保姆还能够提供其他的服务：他们哄孩子上床睡觉；安抚从噩梦中惊醒的孩子；当孩子生病时给家长和医生致电；遛狗；防范家中遭窃；有时甚至会帮助清洗碗碟（读到这里，家里有小孩子的读者应该庆幸这只是一篇理论性的文章）。另外，家庭支付给保姆的工资还取决于做出决定的是丈夫还是妻子，当地习俗如何，家中亲戚近年来有没有雇用保姆的亲身经历。但是，这一“市场调研”的实证价值却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限制在2~3个因子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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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收入函数的价值 在人的收入所得、预期支出、愿意缴纳的税费和其愿意为增加自己与家人的生存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之间，是否会存在有某种能够预期的，或者说理性的联系呢？具体而言，在他的预期支出与预期收入，或是他的现有财产之间，是否存在有紧密的核算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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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对于救生价值的检验都考虑到个人收入这一部分，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所做的贡献，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推测：挽救一个人生命的最高代价就是此人预期在未来能挣到的全部收入。答案看上去确实如此，如果我们问自己挽救他人——就个人而言对我们来说无差别的他人——的价值是多少，我们会为他付出的最高代价就是他对生产总值的净贡献。但如果我们问，增加他的生存概率对他而言价值是多少（或是把这里的他换成我们）？那就很难说他（我们）余生的收入能够为挽救生命的价值确定出上限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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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假定一个人会愿意为消除自身死亡的可能性（在这里用P来表示），而付出多于、少于还是等于其P倍的折现后的预期收入。事实上，不论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进行折现，我们都无法假定一个人的未来收入会与他为降低自身死亡的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存在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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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一个人预期一生可挣得的收入与其愿意为降低自己年龄段的死亡率所付出代价的估计值没有关系。但是，折现后的一生总收入之于估计值的关系，仅仅相当于其与消费、储蓄、辞职以及购房等普通决定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收入与财富数据的一部分，会对决定产生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函数关系，而不是核算关系。人会愿意为规避死亡、伤痛，或是为将厨房装修得现代化而付出的代价，是一个关于当前收入与预期收入的函数，无须特别的加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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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会受限于在一种显然的反常现象上，如果一个人愿意为消除1%的死亡风险而放弃一生总收入的2%，那么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放弃自己两辈子的收入，如果他的债权人足够警觉，他就无法这样做。但是他并不需要这样做。为了消除一分钟的剧痛，我会愿意付给牙医一小时的治疗费用——就算能为别人止痛我也愿意——但若是我一生都要承受这种剧痛，那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没有必要知道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当个人就降低小风险做出决定时，“挽救生命的价值”不过就是一个数学模型。只有在100个人会愿意为挽救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生命（不确定是谁）而放弃相当于两辈子收入的时候，这才有实际意义（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类比。在计算工作强度时，最常使用的指标是全时约当数（full-time equivalent），所以我们可以把挽救生命的模型用全生约当数（full-life equivalent）来指代。如果平均下来，我们愿意付出一年收入的2%来消除死亡风险的1%，也就是说，我们会愿意为挽救我们这100个人中一人的生命而共同付出两年的收入——那就可以说全生约当数的值是两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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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猜想一下。如果问人们，在某一时期将其死亡可能性减少特定百分点对他们而言会有多少价值，我们会发现，这一价值会比其预期一生总收入的折现价值乘以相应百分比后的数值要高。从数学计算上来说，如果我们告诉一个人，他在未来三年内意外死亡的可能性是9%，而通过采取某种措施这一数字可下降至6%，并询问他，如果能把他在这段时期死亡的可能性减少3%，会有多少价值（其他时期的死亡率不会发生改变），我推测，这应该会值得他永久放弃自己收入的5%，甚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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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我的推测，基于20个对象的调查访谈结果，而且与处于职业收入阶层的父亲有关。读者可以自行做出回答，把自己的答案也加入到我的样本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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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自身与焦虑的比较 在开展调查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前文所述区分出死亡本身与死亡带来的焦虑之间的不同之处。举例说来，如果有人问道，消除儿童时期患病死亡的可能性的价值几何（或者拿一个与死亡相当的问题进行说明，比如减少因先天缺陷与胎儿损伤而引起婴儿畸形的风险），被询问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不仅因小概率事件本身而烦心，还会因伴随风险产生的焦虑而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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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焦虑和死亡这一事件放在一起评估，则会存在一个特殊的难题：两者并不会固定地成比例出现。也就是说，随着风险的减少，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具体而言，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风险减少的价值与风险减少的绝对数值之间是成比例的，风险从10%下降到9%与从5%下降到4%的价值也几乎是等价的。但焦虑却无法遵循类似的规律。就算是一个头脑冷静、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自身与家人的焦虑的消费者，很可能也不得不承认，焦虑和困扰是一种心理现象，很难凭理性掌控。而我们若是能够通过判断、自我催眠、禁止进行烦扰的对话、规避或真实或虚构的刺激、使用手术与药物的方法控制这些心理现象，焦虑的问题就可以完全得到解决。如果某一个家庭有着较“高”的小概率死亡发生率，高到引人焦虑，但又低到让人不至于焦虑，那么一旦死亡的风险得到消除，其益处除了长命百岁外，还有摆脱焦虑后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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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取决于风险的绝对水平以及刺激焦虑感产生的事物出现的频率和逼真程度。或许存在有这样的临界值，在其之下，风险会被人们所忽略，而在其之上，风险带来的焦虑感则会完全占据人们的内心。这取决于风险是时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在一个时间点集中出现。毫无疑问，焦虑感只会由人们自己所认为的风险多少来决定，与实际风险程度不存在直接联系。而一种风险的存在也可能致使心理对另一种风险产生反应。此外，焦虑感会与不确定感觉的持续时间有一定关系，而且甚至会相反地与死亡本身的风险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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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决策论、概率论、对风险与价值的理性计算，这些事物都会与死亡的规避相关，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明显，但确实相关。不过，它们与涉及恐惧、焦虑、释然等感受的选择之间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无论如何，通过种种复杂的风险分析，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对风险感知的敏感程度，还很可能使得不适感与风险自身更接近于成比例的关系，但这也并非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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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焦虑与死亡本身区分开来这么困难呢？这其中有着特殊的缘由。在面对重大事件的小风险时，人的偏好不太可能是单纯而不掺有任何杂质的。没有人知道死亡概率减少0.0002对自己有什么价值，除非是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将此与其他的选择相比较，或是与其他能用钱买得到的东西相类比。不同于坐在牙科诊所椅子上所体会到的痛感，堵车一小时带来的浪费感，甚至院子里的一棵树死去所带来的伤感，对于0.00002的死亡概率，人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与感觉。要想记住1/5000的概率就是1/100的概率的1/50，也就是1/10000的概率的20倍，我们甚至还需要稍做一些计算。人可能需要通过探索发现一种风险大小，在面对其时，自己可以产生或者说想象出一种近似于偏好的感觉。我们或许需要将这种风险提高某个临界值之上，以对其有所感受与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感受，会对风险做出回应。如果能够找到一种适宜的风险水平，一种熟悉的基准点，一种无须纸笔就能直接感知的风险程度，那就有可能衡量风险，也有可能衡量寻找或大或小风险的适当而理性的估算的价值。然而，风险所带来的焦虑感却可能无法以此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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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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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衡量风险的例子，虽然不一定有说服力，但不失为一个好例子。如下所述：如果问一个人，多高的死亡风险等同于必然的失明，也就是说，在多高的死亡风险下他会宁愿选择必然的失明，又是在多高的死亡风险下他会更愿意选择铤而走险，然而我们发现他并不在意这一选择。但既然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抉择，那我们就假定此人可以就此给出答案，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在经过研究与听取意见后做出的回答。假定此人认为必然的失明相当于1/10的死亡概率，那也就是说，如果死亡的概率低于1/10，他会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失明，但如果概率高于1/10，他就会选择失明。然后我们告知他，1/10的失明概率相当于1/100的死亡概率。如果他拒绝承认这一点，坚持认为大概率与小概率不能混为一谈，或是认为必然事件与有风险的事件之间存在差异，我们就会换一种方式来陈述第一个问题：如果他必须在必然的失明和可能的死亡之间选择，那么多高的死亡风险会相当于失明？他可能会说他不知道，也无法作答，因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无法驱使他做出一个有意义的回答。那么为了能让他给出有意义的答案，我们告知他，为了避免失明，他将不得不面对某种致命的风险。举例说来，手术虽然可以治愈某种失明，但也有致人死亡的风险。存在一种可能，经过进一步的诊断，此人将要面对这一选择，而且为了防止日后遭遇不测，必须现在做出决定。如果他能够回答这个不确定的问题，他必须在必然的失明和可能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而其中的概率无从知晓，他会愿意为避免失明而承担怎样的风险，那么实际上，他已经在失明的概率（这并不确定）和死亡的概率之间做出了选择，而此处的死亡概率就是与失明相同的概率乘以他愿意承担的可能风险后得出的数值。我们现在告知他，其中的概率是1/2，或者说是1/20，分析会让他偶然的回答与之相关。如果他坚持之前的答案，那么实际上，他也就表明了自己并不在乎0.5的失明概率与0.05的死亡概率，就算数值变成0.05与0.005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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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证可能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但至少，它能够帮助我们确立起一种符合衡量原则的设想，尽管初看上去有些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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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据前文所述，焦虑会对此产生干扰。如果很快就能知道结果，那很可能不会有太多干扰，因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适感很可能取决于其持续时长，而若是结果在第二天就会出来，那这种感受将会微不足道。但如果未来一两年都无法得知结果，也无法瞒过家人自己面临风险的事实，那么其干扰就会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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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例证 虽然说不上完美，但以上的论证也能作为一种工具，帮助有些人对其所不了解的事件概率进行思索。一个人虽然可能无法理解1/1000的死亡概率，却有可能理解1/10的死亡概率，反之亦然。比如说，假设有人问此人，为了规避10%的死亡概率（他的死亡概率，或是某个他关心的人的死亡概率），他会愿意永久地减少多少税后收入，而他回答道，如果他此时死亡的概率有10%，那么为了规避死亡，他会愿意放弃自己收入的1/3。据此，我们要如何计算出他会愿意为消除1/1000的死亡概率而付出多少代价呢？更确切地说，要如何根据他的现有回答知晓他在风险为0.001时给出的答案呢？将前面回答中的两个数值都除以100，那么答案是，他会选择放弃收入的1/300。但如果收入的持续下降带给人的担忧是渐进的，那么失去收入0.33%的糟糕程度会不及失去收入33%的1%。无论如何，他都可能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将他损失1/3收入的可能性减少1/10，那他会愿意为此付出多少收入？这是一个寻常的保险决策，他能够通过推测来做出选择（他给出的答案应该会多于收入的1/30）。我们可以继续重复这个过程，询问如果能够将收入减少1/3的可能性减少1%，他会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但这样做并不必要，因为这一问题只是稍稍增加了百分比的数值。假设此人回答，为使收入损失33%的概率减少1/10，他愿意付出自己收入的5%，那么为使收入损失5%的概率减少10%，他会不会愿意付出自己收入的0.5%？不完全是这样，也许他大致上会如是说，但也可能会稍多一些，比如0.6%。对于他将下的赌注，现在有一系列说法认为，在他的眼中，永久失去自己税后收入的0.6%就相当于降低了1/1000的即刻死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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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此人40岁出头，预期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的收入会持续增长。根据按揭利息率将其收入折现（按揭利息率低于消费信贷的利率，但高于保护性退休计划所得，比如7%），折现后的资本化价值约为年收入的10倍，也就是说，该值的0.6%约等于年收入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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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从1000个收入相当、年纪相仿、性别各异的人那里得到同样的答案，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规避即刻的意外死亡，他们愿意共同付出相当于六份折现后的一生总收入的代价（使用“意外死亡”一词是为了方便计算，目的是不让人口的预期寿命发生改变）。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而言，所付出的代价就会是60倍的年收入。这看起来会很高吗？还是会很低？这取决于在读者看来什么样的数值才是看似合理的，不论这一数值是对自己而言，还是对某个在机场随机接受采访的人而言（不论你是一位善于分析的读者，还是一位挽救生命计划的消费者，都没有关系）。同样，把一个决定划分成一系列这样的比较，到底会不会对做出决定有所帮助，都取决于读者（或是在机场随机接受采访的旅客）自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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