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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变换选择而后询问此人，如果要承担某种额外的风险，他会要求获得多少补偿。既然风险有了小幅增长，那其价值是否也要相应增长呢？为得到相当于年收入6%的额外奖励，他是否愿意多承担千分之一的风险呢？答案是否该是对称的呢？焦虑可能不会如此，赌博中的迷信元素也不会如此，因死亡真正得到确认（万一发生）而产生的特殊懊悔感也不会如此。另外，尽管我们无法要求对称，但应该期望对称，至少也能将其视作为又一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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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通过检验小风险的细微增加得到确定后，作为核查，我们将询问之前那个由1000人构成的性别各异的群体，他们在最后是否会更愿意接受钱款补偿。相对于为避免其中一人的死亡而共同花费1/6总收入，他们是否会更愿意选择铤而走险，转而把收入花在保险上？而这将使家庭的收入增长六倍，也相当于补偿了丧亲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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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他们会选择折中：支付原本决定付出一半的代价，让风险保持不变，将死者家庭收入翻到原来的三倍。而如果这样做，那最为划算的选择就是保险了；他们在匆忙之中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而这样的行为会往复发生（如果他们反驳道，自己已经购买了相当程度的保险，那我们就可以推论，他们原本的答案就是对于节省保险开支的价值的经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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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理思路将导致一个令人反感的问题，然而，与其他意在帮助一个人确认自己偏好的问题相同，这却是一个值得询问的问题。对于家庭来说，是否存在某种合适的补偿程度呢？为了不遭受家庭一员的逝去所带来的长期福利损失，家庭需要多少的金钱补偿呢？这样询问是令人反感的，生命无价的回答也令人无法拒绝。至于无限的“卖”价会不会意味着无限的“买”价，我们也无法使用对称性来证明。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家庭不愿为挽救其中一员而放弃全部的收入，它依然可以拒绝承认家庭成员的损失可以用经济的形式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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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可以为了金钱而选择承担风险。而如果选择冒险，他可能更愿意用金钱来换取在人寿保险上数额更大的投资，也就是，换取与死亡本身相关的更高的“期望值”。而若是如此，补偿金就可能与小风险下挽救生命的价值相提并论，而且有助于检验一系列选择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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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挽救生命与购买人寿保险的决定。如果存在有明显的不一致性，那就意味着这两个决定之中有一个不正确（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不论通过自我反思还是与人交谈，我都惊讶地意识到，只要中年父亲们能够稍微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就会发现人寿保险能够满足自己降低死亡概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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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对于收入相当于大学教授水平的人而言，挽救他们之中一人生命的价值可能会是其年收入的10~100倍。用具体数据来说，年收入在4万~8万美元的专业人士，如政府高级官员、一流大学教授、成功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可能会认为他们中任意一人的生命价值在200万美元左右。用更为直观的数字来表示，这就意味着，假如一架波音707满载了专业商界人士，那么在这些人眼里，规避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尚无法确定是哪一架）坠毁的价值约为2.5亿美元。这只是在用数量级来表示，1亿~7.5亿的任意数字都可以代入进来。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层级来计算出属于自己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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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财富 此处一定会产生一个特殊的政策问题。如果政府将要开展计划，而计划挽救生命的对象或为穷人或为富人，那么挽救富人的生命会不会比挽救穷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呢？如果该问题想表达的是，富人眼中降低自身死亡风险的价值是否要高于穷人，那么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为减少一小时的交通堵塞或是缩短五小时的乘火车时间，富人会愿意多付钱，而在他们眼中，降低自身（或是自己所关心的某人）死亡风险的价值也更高。之所以价值更高，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富有。虽然在只能救治两人中的一个人时，医院不能因此就挽救其中更富有的那个，但是，相比价格低廉的健身房，高档的健身俱乐部能够购置更好的安全设施；相比穷人，富人能为家里购买更为安全的火炉；相比穷国，富裕的国家在挽救生命时也能付出更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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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庭成员 以上大部分讨论都围绕家庭的主要收入者进行，而为将话题理解得更为全面，我们还应该站在不同者的角度上分析与计算。首先是丈夫的角度，他的死亡会使妻子和孩子面临风险，然后是妻子的角度，她会将自己、丈夫或是某个孩子置于风险之中（为对该话题产生恰当的感受，应该赋予孩子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也许他们尚未成熟，但这并不构成其所言无关紧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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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关于家庭与孩子的要求，不论是家庭成员眼中生命的价值，还是个体死亡带给社会的开销，对家庭来说都不是多余的问题。如果死神从几个不同家庭中分别带走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两个孩子，其后果与一个家庭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四个成员是完全不同的。死亡带给社会的开销也是同理，因为家属的关心产生的影响不同，家庭中个人价值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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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四口之家一定要乘坐飞机出行，而且可以在四架飞机中进行挑选，他们知道其中一架存在故障，但不知道是哪一架，那么说服他们四个人乘坐同一架飞机应该存在可能。这样一来，不论坐在飞机中的哪个位置，每个人的生存期望都会是相同的，但承受丧亲之痛的可能性却因为他们之间这种共生关系而几近得到消除。为了“社会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利益，我们应该允许并鼓励他们乘坐同一架飞机（社会的经济利益也将会与此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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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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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出挽救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我们已经使用了多种方法。我们必须把生命与生计区分开来，也必须将消费单元（家庭）遭受的生计损失与社会成员（纳税人、投保人与亲属）分担的经济损失区分开来。我们还考虑了死亡风险的降低与消费者所购买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在一些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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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①死亡是一件令人生畏而无法避免的事情，众多消费者中才有一个会碰上；②死亡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其可能性才会骤然猛增；③很多消费者对死亡带给家庭的影响没有直接的了解；④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中，公共计划（或预算性，或法规性）是最多使用的降低死亡风险的方法；⑤风险的降低经常是其他意在增进健康、舒适程度，或是保护财产的计划的副产品，但是也存在一些计划以挽救生命为主要结果；⑥可以为死亡上保险；⑦相对于人们想要规避的其他意外事故，死亡更像是一个家庭事件；在对死亡进行分析时，我们最少要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是一个共同消费、共享收入与福利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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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特征尽管重要，却还是未能使得规避死亡成为与提升总体福利全然不同的目标。虽然认识到规避死亡与其他计划的不同之处很重要，但是记住它们在哪些方面存在有相似之处也同样重要。诚然，通过处理生死问题，社会有时会展现其最为深厚的道德取向，但是通过大量的减少死亡的计划，社会仅仅展现了人们会陷入多少麻烦，或是人们会为了减少风险而付出多少金钱的代价。死亡已经足够神秘，我们无须再夸大其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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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于可能损失的生计的很大一部分兴趣，和拯救一个人所拥有的谷仓或是药店的兴趣没有什么不同。一场烧毁财产的火灾会带来多少损失？对于税收、储蓄、保险和对联合基金捐款的讨论同样适用于这一问题。相比专业分析师鉴定一个人的生计，鉴定师评估谷仓的价值更为容易，这一事实简化了问题，虽然仅仅是在一个方面，评估谷仓的价值只是探寻社会利益所在的出发点。国家财富作为一个统计汇总，在我失去了住宅与家具时也会相应地减少，但是除我之外又有谁会关心呢？如果我储蓄的银行关心，投保的保险公司或是居住地的税务机构关心，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处于同一利益链条上。但是社会与国家财富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为国家财富并不由人们集体所有，至少在美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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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估算谷仓或是商店的价值会比估算生命（而非生计）的价值要容易一些呢？这是因为猜测它们对于所有者的价值没有那么困难。它们的替代成本为此设立了上限。然而，这并没有直接给出物质损毁的小概率细微增加的价值，是建筑物的可保险性，也就是使用相同货币偿还其替换物的政策要求，才让我们有可能估算火灾、相撞、暴风雪的风险增加对于一个人来说价值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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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的困难之处不在于估算个人生计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而在于估算此人的生命对于自己，或是任何愿意付出代价延长其寿命的人的价值。这是允许替换的保险条款中无法得到保险的部分。这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消费品中的消费者利益。通常能够投保的生计虽不能分担全部的损失，但也大致上分担了损失，同时也使其成为一个分散经济利益的问题。生命价值的评估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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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不只在于，因为预算性、规章性计划如此之多，政府必须在不同受益者与纳税人的利益间做出权衡。也不只在于，因为计划如此之多，政府必须调查计划给人们带来的价值。主要问题在于，人们难以确定这些计划对于自身的价值，无法就此简单地给出答案，可能也不愿意接受询问。我们很可能不会获得过多的市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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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小风险的细微改变使得评估更具偶然性，也去除了潜意识令人畏惧的选择中无价与虚饰的部分。问题在于，如果直接的风险降低水平更具偶然性，消费者是否还具备（或是认为自己具备）自主鉴别的能力，是否还可以经过引导冷静下注，就像是他会愿意扣紧安全带或是为房门购买一把锁一样。如果在接受调查时，消费者一直不经意地欺骗自己说自己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决定，是尊重他希望得到尊重的特权，还是哄骗他痛苦地重做鉴定，抑或是直接为他重做鉴定。引人恐慌通常不是一件好事，所以面对一项会让旅客刚一就座就产生危机意识的调查，不论是航空公司还是旅客都不会愿意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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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能还存在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消费者能够经过引导产生偏好，而且还能够清楚明白地将之表达出来，那么政府是否应该试图满足消费者的偏好？我们可能会不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想要得出一个不同的答案。如果事实上消费者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做出选择，那么是否还应该依照其消费倾向行事呢？如果病人及其配偶都不愿意做出一个重大医疗决定，而是要求医生替其决定，那么医生是否应该推测病人或其配偶在必须做出决定时的选择？还是应该想象，若自己处在病人的位置上将为自己做出怎样的决定？抑或是做出对病人家庭或其所处的小社会有利的决定？医生是否应该询问病人希望依照何种标准进行选择？而这又会不会让病人感到为难，导致医生不得不自己选择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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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小风险细微增加的主题不会对人产生过多刺激，故通过让消费者（纳税人、说客、调查对象）就该主题表达偏好（即使实际上并没有），挽救生命的决定的严重性将得到消除。人寿保险就是如此，所以挽救生命也可依此行事。虽然人们可能无法很好地做出决定，或者说可能在做出决定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这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们也不能因此剥夺他们运用消费者——纳税人主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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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必须一直提醒自己，消费者主权不仅是一种比喻，而且是以看不见的手作为评判依据。消费者主权来源于更为强大的权力，而这权力来源于同时期的另一准则：“无代表不得征税。”福利经济学为消费者主权的行使提供了方便，也让它与经济效率兼容起来。主权自身是由武力、牺牲、童子军等不言自明的准则确立起的权利典型，其中也包括消费者不可侵犯的犯错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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