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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促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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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是“死亡权”的一种极端体现。我将死亡权的意义范围大致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与“放任我死去”“帮助我死去”“促使我死去”相对应。第三种情况，也就是“促使我死去”，至少包含两种非常不同的概念。其中一种是单方面的：为了我好而促使我死去，因为我应该死去却无法死去（甚至都不想死去）。第二种是刚才提到的相互协议：我签订的协议要求你促使我死去，不是“请使我死去”，而是“来吧，使我死去，这才是我们谈好的协议”，这种情况更为激烈，在讨论权利而非义务时，人们心中想象出的情境通常并非如此。但它还是值得被包含在这里，因为遵守协议往往是做出协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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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中的“被起诉权”听起来荒谬，但如果一个人不会因违约而被起诉，那也就无人与之签合同了。赎回抵押物的权利也是债务人权利的一部分。签订可强制执行合同是公司拥有的诸多重要权利之一，也是为孩子保留到18岁或21岁才能行使的一项权利。如果不能收回你的汽车，就不会有人让你贷款买车；如果不能得到你的保障，就不会有人购买你的商品。而“放弃得到过度医疗支持的权利”也是“避免承担过多相互义务的权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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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辛酸的情况是“为了我好而让我去死”。不是“放任我死”而是“让我去死”，这也是更具哲理的问题。哪怕我想要继续生存下去，恳求着继续生存下去，不顾一切地用尽全力紧握生命不放，也要促使我死去。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该依据怎样的准则来处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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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让我去死”的情况会出现在这种时候：我提前要求你明白，当有一些情景降临在我身上时，那我就是离死不远了。而且还要求你，不论我如何改变心意也不要理会，因为那是生命将逝的恐惧所导致的。我已经要求过你，不要理会我的请求，因为精神错乱之后的我已无法承受这一切。我已经命令过你，不要让我这般活下去，而如果我开始对死亡感到恐惧，请你一定不要延长我的这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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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直面一个问题：在上述决定性的时刻，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也许有两个我，一个在处于主导地位时预先做出安排、周密考虑备选方案、下达指令，并告诫你如果在死亡之际浮现了用我的声音说话的另一个我，不要理会。危急关头，我是骤然清醒还是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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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境中，还会出现一个与之类似的关于真实性的问题。只是与前文该不该接受恳求、撤回先前命令的决定不同，这一问题不会牵涉到最终的决定。酗酒、嗑药、吸烟成瘾或是有暴食障碍的人可能会要求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哪怕是他们大吵大嚷、眼中带泪，也不要理会其吸烟、喝酒、嗑药等恳求。事实上，他越是疯狂地恳求你，你就越是要警醒地意识到，若是同意他的请求，尽管会让他得到片刻的解脱，却会延续怎样的噩梦。我知道，决心尝试跳伞的人有时无法从飞机上跳下来，而且可能会需要，或者说想要并请求他人在自己胆怯时将自己推下去。这个人会紧握着门框直到指关节发白，不肯挪动一步，但不久前在地面上，他却叫你不要错把这一表现当成是恐惧，只管用尽全力把他丢出去。谁才是那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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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人能够憋气而亡。在死之前，呼吸的冲动会战胜死亡的冲动，不论事后你会多么后悔。如果有人前来帮助你，他一定不能将你挣扎着呼吸的行为看作对自己决定的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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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思考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到，让先前选择死亡的人生存下去，就像是在一个人已经有了医生为其制定的食谱时，又给他送上一餐，两者都是同样的冷漠而不负责任。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此人不是饥渴难耐呢？你怎么就知道先前选择死亡的人在死亡之际没有看见前所未见的事物，然后真的改变了心意呢？我只是在讨论问题的合理性，而不是具体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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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放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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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我死去”是死亡权涉及的另一方面，会带来一些复杂的问题，即使是不受神法约束的人也不能幸免。而在提出最为困扰我的复杂问题之前，我要指出，放任——帮助——促使这一划分本身就是不明确的：拔掉人工呼吸机的例子就可以覆盖这三方面。“放任”意味着我希望你来拔掉；“促使”则意味着我内心其实不希望让你这么做；这两者在行为上相同，动机上不同。而“放任”与“帮助”的区别常常取决于标准是什么：如果药物通常由我自己来保管，而我在保管时却可能滥用药物，那么不将其从我这里拿走就是“放任”；但如果药物通常放置于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你却不将我手中的药物移开，那么这就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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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我死去”有许多形式。可以采取物质上的形式，提供给我自我了断的工具；可以解除我活下去的道德义务与死亡的内疚感，让我免遭法律的制裁；可以提供精神支持；而如果对于有些人来说我的死去是一种非议或丑闻，那就是帮助他们洗去心中的羞愧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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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上去，在准许下死去的想法合我心意。你不需要通过帮助成为一名共犯，也不需要在我改变心意时驳回我的恳求。你不是我行使权利的对象，也不会因我的诉求而担上责任。你所要做的只是不要干涉，不要强加障碍，也不要对我施加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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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权利会招致责任，而这责任近乎于义务。战争时期，17岁孩子有权志愿参军，而这“权利”会让他受制于一种义务感。提前退休的权利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义务，一种离开为他人开路的义务。离世的权利至少会引发一个问题：在受到他人关心的同时，临终者发现自己成为他人的负担、烦恼、开销与焦虑的源头，那么终结这一切会不会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呢？只要没有其他的选择，我的残疾就是我们共同承受的负担，但如果可以选择死去，我就能够解除你的负担。而不论我们是否想要即刻利用这一选择，它都会困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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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可以死去，而你的负担与开销将因此得以解除，你要如何劝说我相信你真心想要我活下去呢？不断重复地告诉我只会证明你意识到了我选择的余地，只会提醒我这一事实，提醒我不能理所应当地做出这一选择。然而在我的背后，你会怎样谈论它呢？如果我存活下来，也只不过多几年低品质的生活，我的爱人也要被迫与我共度这种生活，但我若是能够行使离世的权利，她也就不必有我这个负担。你也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只是当你的义务也包括尊重她所认为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时，你要如何理解你对她所承担的义务？你又要如何在对她和对我的义务之间权衡？每天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又会毁掉她一天的生活，我要如何面对心中的内疚感？如果我为了她而了结自己，我又该如何估量她将体会到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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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使用这些假设句，为的是提醒我们，选择的自由并不总是好的，更多的选择也许会意味着更多的冲突，权利需要义务来运作。在真实事件中，它们不再是假设句，而是真实的问题。我提出这些引人不快的问题，不是为了说它们是无法回答的，也不是为了说死亡权所带来的悲痛会多于它所带走的。我只是想说，很难预见我们想要得到多少自由，又需要何种限制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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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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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死去”承载着更多的潜在焦虑、冲突、误解、怀疑、内疚和不信任。“帮助”能代表任何含义，从“放任我来——即使插手阻止我是你的正常反应，也请不要干涉我”，到“替我做吧，我自己做不到，没有你的帮助我注定要痛苦地活下去”。而我，至少在两种重要的情况下无法亲自做到：一是生理上，二是心理上，就像那个跳伞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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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权帮助我，而这权利会使你成为共犯。如果一个人愿意帮忙，另一个人不愿意，那么前者会有成为共犯的负罪感。如果你自愿提供帮助，而我甚至连提出这个话题都需要你的帮助，那么在你提议帮助我了断自己时，我该如何理解？当我请求你帮助我死去时，特别是，如果我说我想要通过死亡解除他人的负担，你会不会认为我在恳求你劝解我？如果我恐惧你会在我不想得到帮助的时候“帮助我”，恐惧你误解我，怎样的证据才能消除我的恐惧？怎样的证据才能让你免除急于帮助的嫌疑？如果我不断改变心意，早上寻求帮助晚上却收回请求，一会儿乞求活着一会儿又乞求死去，哪一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哪一个我才是你需要负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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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有多重含义，但只有一种应用于致死的过程中。它可以是我迈出关键一步时得到的安慰与精神支持。它可以是向医生或律师致电、制定法律安排、帮助我自己解决问题，或是为最终过程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它甚至可以是保护我远离那些欲插手阻止我的人。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帮助我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论这一决定是什么；它意味着替我分担焦虑、不确定性以及道德重担，即使你的利益也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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