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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需要数字价值的地方往往是出现这种不确定性的地方（而且仅当其他结果的数字价值至少是3的时候），即人们需要将他们的赌注下在存在或然性的地方（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关于其他人的决策，也可能是对自己的决策刻意造成的不确定性或缺陷控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数字价值就是不必要的（就像数字价值在我们最初的投票中没有存在必要一样）。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人们就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人们能够作出的奇怪选择。“数字功能”，虽然有的时候对博弈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在博弈论中还是有特殊意义的；在其他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理论中它也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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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价值对所有参与者是分别实现的，而且在不同参与者之间也不存在数字价值的可比性。在一些计算中看似完成了对相关参与者数字价值的计算，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之间在博弈论意义上仅仅是参与者的增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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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尺度在两个个人之间是否可以进行内部比较更具有哲学上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我们实质上没有办法对二者进行比较。博弈论采纳了这种立场。一些作者将这一点作为博弈论的局限看待，并试图寻求其他的方式来对这种内在的价值衡量进行比较。即便存在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完成这一对比。就像绝对成本在国际贸易中既没必要也没意义一样——相对优势和相对成本的概念在国际贸易中已经足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了——相对递增比例（这其中任何绝对意义上的尺度都将被忽略）的概念在博弈论中也已经足够了。一些结果的发生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盖然性，那么针对结果的偏好排列就只需要包含数字可能性就足够了。说一个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就像指出自然界会实现能量守恒和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这些修辞手法节省了很多迂回累赘的陈述，但是当我们不考虑这其中的修辞意义而是在不同的效用之间进行比较，或者测量关闭阀门之后的水压，是时候该放弃修辞回归更具可操作性的陈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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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对“理性”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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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经常面对的问题是，博弈论通过假想的具有钢铁神经的精神巨人限制经验主义的适用，这位假想的巨人是一位完美的理性决策者且不会受到道德因素的影响，他是不是能够基于博弈论做出理论上完美的理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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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则上将错误信息而不是真实信息归咎于计算成本大、人们出错、遗忘或者在决策中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等因素并不困难。比如，在我们的投票规划中，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假设一个人在为工作记录是否出色投票的时候，他会很容易地忘记刚刚为这个人是否犯错而投票；而实际上我们的复核程序很容易理解为计票错误或者投票人因为无意识的原因回避了犯错的可能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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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处理这些非理性因素，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精确的说明。而且这样的说明往往会让对问题的分析离完美的结果更远，记忆是否完善、沟通是否顺畅、决策是基于计算还是纯粹属于随机的决定都不会让分析更加理性。在抽象分析中，能够过目不忘的人和根本什么都记不住的人是最容易进行分析的。而对于不完整的记忆，我们就需要弄清楚错误的记忆到底是哪一段（要弄清他本人是否知道哪里记错了，他的搭档是否知道他哪里记错了或者他是否知道他的搭档知道他哪里记错了等）。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要么想要给他提供一个完美的记忆，要么想要让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或者给他提供一个简化的、理想化的“非完美记忆”，在这个不完美的记忆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他什么都不记得，而且他自己和他的搭档都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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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博弈论的局限；这是任何试图处理非完美决策者身上各方面复杂性的理论都存在的局限。博弈论通常会将完美认知或彻底的认知缺失作为当然的假设，因为这样的假设是简单明确的。任何处在这两个极端认知状态之间的假设都需要对细节的清晰界定，而博弈论至少可以做到的是先解决简单的问题，而将更加复杂的问题放到后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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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通常还会对其他一些问题作出假设，比如认为一个人的伦理学立场是“情境伦理学”（这个词汇经常出现在最近的研究当中）；他关心结果，而不是发挥媒介作用的过程。（在我们设计的投票流程中，他不是在寻找这个人是否犯错或者工作记录是否出色的“真相”，而是在应当怎样处置这个人的意义上界定正义）。[2]决策者通常会被期望不要为了勇敢而勇敢，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者为了出人意料而剑走偏锋；他不必关心为什么他的搭档会选择某项策略，而是要关心他的搭档会选择哪项策略。除了结果之外，任何因素都不会进入他的价值衡量系统。无论一个人对他的搭档心存善念或满怀恶意，充满良知还是蓄意破坏，这些因素都会作为针对最终结果的变量反映到他的价值衡量系统当中。人们会认为，他的价值衡量系统当中所有变量，只有那些与最终结果相关而且是他所关心的要素，才会按照价值序列体现在分析矩阵的单元格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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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对任何理论一样，这种局限性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清晰认识这是一个抽象的完美主义者的标准。就像牛顿定律在大气阻力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作用，在地球重力环境中纯粹惯性动作很难观测一样；有的投票者是精明的国会议员，而有的投票者则“很傻很天真”。和其他理论一样，博弈论在处理危险的时候过于抽象了，即便是理论家在试图预测或作出规定的时候，也倾向于忘记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些现实性有待确认的抽象假设。即便如此，博弈论对这个问题仍然更倾向于不加掩饰，这不同于其他不那么精确的理论，这也让它的局限性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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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问题的完美例证可以参考Bruner等人的专著“思考的研究”，我们能够看到记忆在“头脑中”和“记事本上”的区别。他们还引入了一些策略的“安慰”作用。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对于非理性决策的研究应当将偏离完美背景的角度作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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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谎言、谋杀、堕胎、自杀、暴力或非暴力通奸以及可能的投票应当通过其结果对其做出判断，而不是依据法律规范或者“新的道德准则”，Joseph Fletcher称之为“情境决策法”。Joseph Fletcher，Situation Ethics（Philadelphia：Westminster，1966），esp.pp.11-39，64-68，71-75.威慑的本质是否邪恶取决于其是否成功地做出很糟糕的威胁，也就是说取决于威胁没有得到实施，这其中的“情势伦理”给出了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的结果是否对他人的决策造成了影响：因此博弈论不仅被视为典型的“情势伦理”，而且“情势伦理”也需要博弈论。（Fletcher，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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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博弈、理论和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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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理论的名称需要用到一个名词，“博弈论”。这个名字当中蕴含着一些轻率的含义。也很容易和“游戏”这个词混淆，比如战争博弈（游戏）、商业博弈（游戏）、危机博弈（游戏），而在博弈中存在着决策与冲突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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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来源于对很多客厅游戏的观察，这些游戏都具有一个共同特质，即游戏参与者的决定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象棋中的一步高招，桥牌中叫牌和出牌的时机，都取决于对手会怎么做，有的时候也取决于自己的搭档会怎么做。进一步说，这些游戏通常都得到了很好的界定；它们有着全面清晰的一套游戏规则；提供给游戏参与者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在猜测的意义上）；而且计分系统也非常完善。如果要寻找一个比“博弈论”更具一般意义的名字，我们会发现很多客厅游戏都符合这个定义。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位领军学者的伟大著作的名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为这个研究领域确定了名称，然而“博弈论”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像这个理论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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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对这个名字是如此的适应，以至于有的时候他们会忘记博弈（游戏）这个词不仅是一个专业术语，也是英语当中的一个词汇。如果他们说战争是一场博弈、选举是一场博弈，产业争端和离婚谈判是博弈，通常来说他们不会在游戏或者玩乐的意义上使用博弈（game）的概念，他们所使用的不过是一种基于认知产生的词汇概念，即便有一些游戏确实也是一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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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博弈论的命名还有一个问题：博弈论在它的名称当中已经有一个“论”（theory）字了。我们发现区分“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统计学”和“统计学理论”、“决策学”和“决策学理论”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普遍接受的名词可以用来指代“博弈论”中的理论部分。多数的博弈理论主要是关于数学的；甚至有些人会倾向于将其界定为数学在这一主题上的适用，而且关于这个学科的文献多数是由卓有成就的数学家所撰写的。多数情况下，基于很自然的职业原因，这些数学家会对数学问题更感兴趣，而对法律、社会结构、外交、经济和社会学的问题则有所忽视。博弈理论学者和研究博弈理论的社会学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就不像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问题那样紧密联系，博弈理论学者更加关注的是数学问题，这就让他们和社会学学者之间没有十分强烈的动机进行更多的互动和沟通。数学所带来的障碍并不是造成这种分歧唯一的原因。在博弈理论学者和社会学家的微妙精致的数学成就之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利益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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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讨论数学的博弈理论学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一直以来博弈理论最基本和最概念性的内容才是关键。而且博弈论的价值不在于作为一种“速效理论”，能够得到即时适用并取得成果；而在于它是作为一种理论框架，背后蕴含着大量的慎思，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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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回报矩阵。这似乎不是什么理论，虽然在策略定义和回报解读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性内容也是作为一种重要而不可分割的内容不断出现。但是，就其本身来说，作为一个定义替代性和决策选择的方式，设定一个框架来进行分析、比较与沟通，回报矩阵对相互依存决策分析的重要性就像复式账簿对记账员、国民收入对国家经济、真值表对逻辑学或者等式对数学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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