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171987e+09
1701719870 今天的世界看上去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末阿伦特的世界,但是人类却仍然面临如何走出荒诞状态的问题。这是人们至今仍在不断讨论阿伦特的原因之一。在一个不能消除荒诞的世界中,人在面对恶的时候,只有抵抗恶、战胜恶。恶虽败而不能绝迹,人虽胜而不能止步,人和恶的胜败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只要我们仍然感觉自己生活在荒诞之中,只要我们仍然在真实绝迹的世界中继续追索真实,在理性被践踏的生活中继续坚持理性,在意义虚无的生活中继续探求意义,存在主义就仍然在描述我们的生存处境。只要我们意识到人的追求、坚持和探求充满了不确定和偶然,只要我们把未来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抽象的主义或原则,而是寄托于每个具体个人的思想、判断和责任,存在主义就仍然在提示我们如何积极生活。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之所以重要,也许并不在于他们具体的哲学建树,而在于他们所身体力行的自由理念和希望。人们在生存世界中越是不自由,越是孤独无助,越是绝望彷徨,也就越能觉得这个理念和希望的可贵。阿伦特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她却是从存在主义所体现的理念和希望介绍和实践了存在主义。
1701719871
1701719872
1701719873
1701719874
1701719875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1701719597]
1701719876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往事和争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701719877
1701719878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以秘密绑架的方式在阿根廷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并送回以色列,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一时成为新闻。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1941年至1945年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他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701719879
1701719880 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Dachau)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Reinhardt Heydrich)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提交了以经济理由反对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1942年1月艾希曼出席万湖(Wannsee)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他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流亡到阿根廷。艾希曼被逮捕后于1961年2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受审,同年12月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1701719881
1701719882 艾希曼被逮捕以后,以色列将如何审判他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当时直接可以比照的审判模式就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但是以色列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在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中说,只有“自卑心作祟的犹太人”才会怀疑以色列不该审判艾希曼。1
1701719883
1701719884 阿伦特认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并无不妥。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是否拥有审判司法权,而在于以何种罪行控告艾希曼。她认为,无论是在纽伦堡,还是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所面临的都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2“行政谋杀”在纽伦堡审判中首次被确认为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阿伦特的看法很明确,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尽管(纳粹的)罪行首先是对犹太人犯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犹太人和犹太问题”。3在1960年12月给老师和朋友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写道:“人类现有的法律并不足以恰当地在法律或政治上(给人类之敌)定罪,但也只有这种法律工具可以使用。”4阿伦特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初版序言中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她指出,极权主义的危害是针对全人类的:“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5摧毁和灭绝人性,侵犯和残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极权主义邪恶的道义根据。
1701719885
1701719886 一、往事的阴影
1701719887
1701719888 1961年3月,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共写了五篇报道,后修改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阿伦特在艾希曼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她对以色列总检查长霍斯纳(Gideon Hausner)的看法。霍斯纳代表的是以色列政府立场。阿伦特与霍斯纳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历史真实是否应当服从政治需要。阿伦特担心的是,像霍斯纳那样仅仅以犹太人受害者的名义去审判艾希曼,会导致犹太国家以政治需要主导审判。当这种政治需要与完整的历史真实发生矛盾时,后者就会被牺牲掉。这种情况在1953年以色列以国家的名义控告公民葛鲁恩瓦特(Malchiel Gruenwald)“诽谤”政府官员卡兹纳(Rudolf Kastner)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阿伦特在对艾希曼的报道中再次提出卡兹纳与纳粹合作的往事,并由此涉及“犹太委员会”的类似行为责任。这成为她报道中最受争议的部分。
1701719889
1701719890 葛鲁恩瓦特是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后移居维也纳。1937年他在维也纳因遭反犹暴徒攻击而致残。1938年,他全家迁移到耶路撒冷定居,并以积蓄购买了Zion广场边一家有十个房间的小旅店。葛鲁恩瓦特的弟弟在“二战”期间被匈牙利当局杀害,另有52名亲属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葛鲁恩瓦特早年当过非专职记者,20世纪50年代他决定重操旧业时,已经70多岁。
1701719891
1701719892 葛鲁恩瓦特从事的是典型的公民新闻。他自费出版一个大致一周一次、每次3页的油印小报。他用德文写稿,再请人译成希伯来文,每期印1000份,由他自己邮寄或分发到当地的咖啡馆,全部免费。这个小报的报名就叫《致我的Mizrahi朋友的信》(Mizrahi指的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葛鲁恩瓦特小报的宗旨是揭露真相,它批评的对象包括腐败的领导人、不称职的神职要人、贪婪的公职人员和当权者,尤其是当时执政的Mapai党(以色列工党)官员。
1701719893
1701719894 1952年,葛鲁恩瓦特在第51期的小报里指责工党官员卡兹纳曾经与纳粹合作。卡兹纳当时担任以色列商业部发言人的要务。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卡兹纳曾经是匈牙利犹太人援助和救援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葛鲁恩瓦特指称,卡兹纳与纳粹的合作造成了匈牙利40万犹太人的死亡,而且,在战后卡兹纳还在纽伦堡审判时为党卫军上校贝赫(Kurt Becher,曾任盖世太保的经济主管)作证开脱,结果让贝赫逃避了战争罪行的惩罚。
1701719895
1701719896 当时以色列只有《自由报》(Herut)注意到了葛鲁恩瓦特对卡兹纳的指控。该报的政治专栏作者马可斯(Yoel Marcus)指出,匈牙利犹太人议论此事已有三年,卡兹纳必须就此事给公众一个交待。卡兹纳的上司商业部长约瑟夫(Dov Yoseph)认为,卡兹纳如何处理此事是他的私事。但是检查官科恩(Haim Cohen)认为,“在(以色列)这个崭新、纯洁和理想的国家里,沾有这种污点嫌疑的人是不能在高级位置上起领导作用的”。于是,卡兹纳不得不同意以色列政府替他控告葛鲁恩瓦特诽谤。
1701719897
1701719898 葛鲁恩瓦特的诽谤案审理原先计划四天完成,结果延续了两年。1955年结案时,葛鲁恩瓦特被无罪开释。法官哈勒维(Benjamin Halevi)同时也对卡兹纳作了“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结论。但是卡兹纳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958年,以色列最高法庭推翻了1955年的判决,那时候,卡兹纳已经被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暗杀身亡。
1701719899
1701719900 卡兹纳曾在1944年与当时担任清犹要职的艾希曼有过合作。那时候,卡兹纳是匈牙利犹太人救援会的实际负责人,而艾希曼则主管将布达佩斯80多万犹太人押送到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卡兹纳和艾希曼达成了协议,以1000瑞士法郎一个人的代价放过1684名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家人、朋友)。由于获援救者当中许多人并没有能力自己筹得这笔款项,卡兹纳将150个名额拍卖给富有的犹太人,以所得的筹款支付其他犹太人的所需。后来卡兹纳为之作证的纳粹军官贝赫当时担任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特使。贝赫从卡兹纳那里挖到50个名额,用来回报一些犹太人以前给过他的好处,平均每个名额是2.5万瑞士法郎。在这之外,贝赫还把这50个名额的费用从1000提高到2000。据贝赫自己交待,他从这笔交易中得到的好处费有300万法郎。但卡兹纳在纽伦堡法庭上给贝赫作证,称他和别的纳粹“不是同一材料制成”。6
1701719901
1701719902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报道的卡兹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卡兹纳与德国纳粹合作很有代表性。“二战”时许多地方维持会性质的“犹太人委员会”都与纳粹有类似的合作。阿伦特要强调的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灭犹工作成绩卓著,并不是因为手段特别残暴狡诈,而是因为得到犹太领袖的大力帮助。当时匈牙利的犹太领袖有一种自我欺骗的想法,觉得匈牙利的“欧洲犹太人”比东欧的犹太人高等。他们已经知道有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事,但仍然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在(匈牙利)发生”。阿伦特写道,这种想法可不是光靠艾希曼的所谓“催眠术”就可以做到的。阿伦特报道了许多犹太领袖贿赂讨好德国纳粹分子和享受德国人特殊待遇的例子。她指出“他们可以几乎完全自由地活动,不必佩戴犹太人黄星……而卡兹纳本人则可以不需要携带任何犹太人身份证而在纳粹德国旅行”。7
1701719903
1701719904 但是,卡兹纳并不是一个“犹奸”。阿伦特在报道中说明,“艾希曼在供词中称,卡兹纳在和艾希曼讨论希姆莱的1万辆卡车换释放100万犹太人的计划时,似乎看到了事情的转机。”卡兹纳“请艾希曼停止在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艾希曼说他很乐意停止,不过他做不了主,连他的上司也做不了主”。但是,艾希曼又说,要是没有犹太人合作,组织押送犹太人,“要么就会完全混乱,要么就会严重花费德国人力”。8卡兹纳和别的犹太领袖一样,甚至在纳粹并没有命令他们保守“最终方案”计划秘密的情况下,自动保守这个秘密。卡兹纳说,这么做是为了让犹太人“保持平静,防止惊恐”。9
1701719905
1701719906 和所有人道灾难时期有能力保护他者的要人一样,卡兹纳成为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阿伦特并不否认,卡兹纳与纳粹打交道,为他们办事,也许确实是为了尽力救援可能援救的犹太人。但她认为,卡兹纳为之付出的道德代价不容忽视。谁要能保护别人,谁就必须先得到纳粹的信任;谁要能得到纳粹的信任,谁就一定得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这种人物的评价几乎无一例外会出现二极对立的情况。那些因卡兹纳而得救的匈牙利犹太人认为,他在危难时出来维持局面,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则把他看成是一个纳粹合作者,一个罪人。
1701719907
1701719908 历史的事实是,1944年4月底,卡兹纳和其他一些犹太人领袖就已经接到关于纳粹计划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报告。原来计划是通过他们告知所有的犹太人,等待他们的是死亡集中营,而不是所谓的“重新安置”。但是报告始终没有传达下去,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因此而被杀害。事后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卡兹纳和艾希曼有协议,以不通知来交换火车运出1684个人的保证;另一种说法是,就算卡兹纳通知了,也没有人相信,卡兹纳毕竟还救了一些犹太人。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卡兹纳不是在用“100个受害者换1000条人命……他用将近47.6万个受害者换了1684条人命”。10她的陈述清楚地表明了她对卡兹纳的评断。
1701719909
1701719910 二、报道审判中的“意外”
1701719911
1701719912 50年代初的卡兹纳事件冲击了以色列司法界,因为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以色列法庭第一次遭遇到了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而遭指控的竟然不是纳粹刽子手,而是一位犹太领袖。卡兹纳事件因而也震动了整个以色列,使得以色列法庭在1961年审判纳粹军官艾希曼时格外小心谨慎。总检查官霍斯纳从以色列国家政治的需要考量,力求把艾希曼案与卡兹纳案区隔开来,避免在审判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重翻犹太合作者的老账。霍斯纳在审判前就与预定的证人打了招呼,关照他们要为大局着想,不要把与卡兹纳的前嫌牵扯到对艾希曼的证词中来。霍斯纳自己回忆道:“我向每个人要求不要在自己人之间算账,因为这次审判的对象是灭绝杀手,不是受害人。”11
1701719913
1701719914 尽管霍斯纳小心安排,耐心说服,但是在艾希曼审判中,卡兹纳的事情还是被提了出来。布兰德女士(Hansi Brand)曾经是卡兹纳在匈牙利犹太人救援会的同事,也参与过与艾希曼的谈判。她在艾希曼审判中出庭作证。法官就是在1955年葛鲁恩瓦特案结案时给卡兹纳下结论的哈勒维。哈勒维法官问布兰德女士,救援委员会是否曾考虑过暗杀艾希曼。布兰德女士认为法官的问题有倾向性,实质上是在责问救援会为什么不反抗。她回答道:“我们不过是一个救援会,谁也不是英雄。我们的工作是设法援救那些(犹太)人。我们不知道杀了艾希曼,犹太人是不是会因此得救。……我们只知道,艾希曼死了,自有人来替代他,事件照样进行,也许还进行得更快一些。”12
1701719915
1701719916 布兰德女士的回答道出了受害者在浩劫降临时的两难困境,使得卡兹纳案引起的公众分歧和争论重新浮现出来。大屠杀期间,卡兹纳和许多地方的犹太委员会出面扮演“维持会”的角色,救了一些人,也害了许多人。在艾希曼审判时,还有一名叫弗罗丁格(Pinchas Freudiger)的犹太人出来作证,他曾是布达佩斯犹太人的领袖和当地犹太委员会的成员。就在他说话时,听众席中一位旁听者站起来,用匈牙利语和意第绪语叫喊道:“你们哄骗我们,叫我们不要逃跑,而你们自己却在帮家人逃命。”13这样的情形在官方记录中是没有的,而在阿伦特的报道中却被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下来。
1701719917
1701719918 阿伦特记叙道:“弗罗丁格这位很有尊严的犹太正教领袖震动了,他说:‘有人说为什么不叫他们逃跑。但是,那些逃跑的人有一半被抓获并杀死了。’”阿伦特接着写道:“相比之下,那些没有逃跑的人,他们99%都被杀害了。”弗罗丁格说:“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逃跑呢?有什么地方可以逃跑呢?”阿伦特接着说:“但弗罗丁格自己却逃跑了,逃到了罗马尼亚,因为他有钱,因为威斯里舍尼帮助了他。”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是在斯洛伐克遣送犹太人的纳粹负责人,强迫犹太人佩戴“黄星”袖章,就是他的发明。阿伦特评论道:“(犹太人)为什么与纳粹合作残害自己人……在法庭上不提这个问题,但在听众席上却提了出来。”14
1701719919
[ 上一页 ]  [ :1.701719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