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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庸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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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犹太人领袖和犹太委员会在“二战”期间的作用，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平庸的邪恶”一说，是这部著作多有争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在大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平庸邪恶活生生的体现，“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希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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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的邪恶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平庸邪恶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邪恶的艾希曼并不是另一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而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中的熟悉人物。正如凯诺文（Margret Canovan）所说的，“要表述那种在极权主义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为二脚动物，实在没有比‘平庸’二字更确切的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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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平庸的邪恶”与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绝对邪恶”看上去有了重大改变，但是，在极权制度把人异化成为无思想、无判断的作恶工具这一点上，她却并没有改变。阿伦特要强调的是，人残忍对待他人并不是20世纪的新鲜事。但是，只是在20世纪，现代国家依靠高度有效的“技术”和“官僚”，才可能实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技术”包括国家机器的运作、科技手段和物质能力，如配备精良的军队、集中营、秘密警察等等。“官僚”包括层层下达、级级组织的制度，一元意志的政党，人事管理、任用、升迁程序，等等。在现代条件下进行屠杀和迫害，“设计”和“执行”之间并不直接衔接。设计者和执行者的罪行责任，甚至罪行本身的性质都会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设计者可以推托下面执行不当，执行者可以借口依令行事，再残忍的罪行都可以在上下推诿中被淡化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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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把艾希曼的罪行确定为平庸，不是要开脱罪恶执行者的罪行责任，而是要确定这种罪行的性质。艾希曼是一个无主体恶的作恶者，他所作的乃是制度之恶。这种吞没所有人的恶更具普遍性，也更加恐怖。艾希曼代表的是在极权官僚中起作用的个人。他作恶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残忍邪恶的妖魔或者杀人狂，从他的证词甚至看不出他对犹太人有什么刻骨仇恨。这个平常的艾希曼比总检查长展现的那个恶魔艾希曼更真切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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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在极权统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并没有必然或本质的差别。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他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不需要，也确实没有个人感情、思想和悔意。阿伦特所陈述的艾希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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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阿伦特对艾希曼“平庸”和无主体恶的看法。以色列文献收藏家罗佐维克（Yaacov Lozowick）在《罪恶的骨干》一文中提出，在艾希曼罪行中有主体恶的因素，那就是艾希曼的仇犹思想。仇犹是纳粹的基本教义。早在1932年以前，艾希曼就已经参加了民族主义的反犹组织，当时纳粹还未上台，根本不存在接受反犹命令或为前程搭乘顺风船的事。24一个人越信奉支持罪行的教义（暴力、专制、仇恨、残忍），就越可能在犯罪的官僚体制中得到提拔，发挥作用。他们正是因为能别出心裁、变本加厉地大胆作恶，才成为骨干积极分子。在魅力型极权领袖消失之后，后代接替者就会从这些骨干中提拔出来。罗佐维克写道：“决策是由官僚上层作出的，但是持续执行却是中层干部的事情……从1942年初开始，（艾希曼所在的）小组就在筹划帝国的‘最后解决’。”他们具体筹划布署警力，联系有关当局，决定遣送不同地区犹太人的顺序，安排运输用的火车，消灭罪证，以谎言应付外国记者，等等。这些行为不只是在简单地接受上峰的指示和命令，而且更是策动性的创造发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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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看法是，艾希曼邪恶的性质还应该从极权暴力的作恶机制去理解。极权统治种种以迫害为目的的“运动”，一旦启动就会成为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那种越演越烈的“自动化运动”。26在自动化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官僚制度的单位和组织间的相互钳制和竞争，暴力迫害会标新立异，层层加码。参加迫害的人会争当标兵，争先恐后地去扩大战果，以致上峰指示的教义内容反倒变成了其次。阿伦特本人也同意这种看法。她在1963年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许过分强调了极权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明显的极权意识形态，照样会有极权专制压迫的官僚统治。她注意到，一旦灭犹行动启动，反犹主义这个纳粹意识形态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时候的灭犹已经成为一部自动运行的机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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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没有详细计划对几百万犹太人的谋杀，他把这个谋杀托付给了专制极权制度下组织完善的管理机构。这个制度使希特勒的任何意志都成为绝对正确的最高指示，一有需要就可以启动暴力和毁灭的机器。这就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那种超乎人类历史上所有对恶理解的“绝对邪恶”。但是，让这部机器自动运转的却是像艾希曼那样公事公办，在道德和政治上不思考、无判断的平常人，是他们以平庸但罪恶的方式实现了纳粹极权的绝对邪恶。这种邪恶模糊了传统的善恶界线，也动摇了普通的加害/受害区分。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莫姆森（Hans Mommsen）在1986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所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28极权统治造成了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在内的整体道德崩溃，这成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留给我们的宝贵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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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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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和抗恶都是人的自由存在的一部分。萨弗朗斯基（R. D. Safranski）写道：“为了理解恶，人们无须烦劳魔鬼。恶属于人类自由的戏剧。它是自由的代价。”120世纪由极权政治所造成的种种空前的人类灾难，纳粹法西斯、斯大林主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印证尼采的断言，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恶不是抽象的概念，恶是由人自己打造的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恶发生在人的具体社会生活中，对活生生的个人造成持久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恶使人自甘情愿地堕落到非人的境地。恶既然并非由至恶的魔鬼所造成，抗恶就不可能由至善的上帝来完成。人抵抗邪恶需要人自己作出鲜明的道德判断，只有当人把某种威胁判断为恶时，他们才能坚持拒绝与它合作。在恶特别猖獗的时代，恶瓦解人的道德判断能力，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抗恶便成为一件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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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最不甘愿为恶控制的人们都会感到困惑。抗恶是否还有可能？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设立在哪里？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困惑。奥威尔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抱有一种近于绝望的悲观。相比之下，阿伦特给我们带来的则是一种抵抗邪恶可能成功的希望。阿伦特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和条件提出了她自己的方案。在极权对人类存在的进犯面前，人可能设立，也必须设立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思想是怎样一道抗恶的防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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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是从人的本质存在来理解和强调思想对于人的特殊重要性的。思想“是永远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能力”。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求知，而是为人的方式。思想是“人的生命的自然需要”，思想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思想与知识的区分非常重要。一方面，“科学家、学者或者脑力劳动的其他专家们”并不一定就有思想。另一方面，谁都不能把缺乏“脑力”来作为不能思想的借口。“思想”和“非思想”的区别同样重要。人们平时所说的“思想”（thoughts）在阿伦特那里恰恰是“非思想”。阿伦特就此写道：“思想伴随生命而来，思想是人活着的非物质化本身。既然生命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本质就只能存在于思想的实际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任何不变的结果或特殊‘thoughts’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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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权统治下的思想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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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思想是一种动态的思想（thinking），或可称之为“思考”。这个意义上的思想是个人的独立行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它和静态的、以最后真理面目出现的“思想”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思想之所以有权威，全在于它能借由权力，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去取消多元思想的合理性，限制个人独立思想，并打击、迫害一切与它不相符合的所谓“思想异端”。阿伦特对这种真理的警惕渗透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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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起源》在阿伦特的所有著作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她深刻地批判了绝对正确思想对政治的主宰。这种思想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或者“主义”，这成为极权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由封闭概念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单一思想（idea）的逻辑……它用单一思想解释历史……把事件的发生解释为某种同一‘法则’的演化，某种单一思想的体现。意识形态声称，它思想的逻辑已经把握了整个历史的秘密，包括隐晦不明的过去、错综复杂的当今和不可确定的未来”。3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概念逻辑蔑视人的多元经验世界，压制独立的个人思想，践踏人的自由要求，并最终“毁灭人性”。极权统治用意识形态代替政治，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取消与人生多元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辩论。4在极权制度中，统治意识形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领袖思想”。阿伦特把真正的思想确立为个人的独立思想。她指出，所谓通晓一切、战无不胜的领袖思想不但不是思想的最高体现，而且是人的思想的天敌，是以思想为名的思想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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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意识形态之所以起作用，全在于它把握着全能的权力。它全能地解释历史和世界发展，使得极权的逻辑成为全能的逻辑。许多旷古未有的恶正是在极权意识形态的全能逻辑中被合理化，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有了雅利安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所以纳粹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犹太人。因为有了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可以从肉体消灭和折磨一切“阶级敌人”。对此，阿伦特写道，权力意识形态的逻辑是，“谁要是同意‘垂死的阶级’的说法，但却不同意必须消灭这些阶级分子，谁要是相信生存权利与种族有关，但却又不同意必须消灭‘不合格种族’，谁就显然是彻底愚蠢或彻底懦弱”。5极权意识形态只讲合不合乎它自己的特殊逻辑，不讲合不合乎普通人的情理。正因如此，极权意识形态才能拥有一种特殊的伟大远见，远远地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限度，不断地使他们处于思想休克状态，不断要求他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断地训练他们把服从变成一种思维方式，把无个人思想转化为一种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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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统治如何毁灭人的思想和判断，这是阿伦特思考“思想”的根本问题意识。她因此把个人思想确定为抵抗极权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她在《心灵的生命》中告诉我们，她特别关注人的思维行为（思想、意愿和判断）有两个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于1961年旁听了纳粹分子艾希曼为自己罪恶行为的陈腐辩护（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阿伦特因此对艾希曼式的“平庸的邪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善恶问题和我们区分对错的能力是不是与我们的思想能力有关？”阿伦特写道：“思想行为本身对一切引起你注意的事物细加审查……这种行为是否可以成为人避免作恶甚至必然抗恶的条件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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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关心思想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自从她写作了《人的条件》之后，心中一直有关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的生活”关系的“迷惑”。阿伦特本想把《人的条件》题名为“积极生活”（行动的生活），在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中，行动最代表她所说的积极思想。但是，阿伦特意识到，“行动的生活”这个说法是由强调“沉思的生活”者提出来的一种负面说法。在他们那里，“思想的目的和归途是沉思，而沉思则是不行动，不是行动”。7在“沉思”和“行动”的最初区分中，沉思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点正是阿伦特所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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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同时从政治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思考“思想”。这两个方面的思考并不和谐，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和哲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紧张关系。政治的思想是入世的、积极参与的；而哲学的思想则是出世的、独立特行的。阿伦特没有能化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并不出人意料。阿伦特对思想的思考既不纯粹是政治的，也不纯粹是哲学的，除了政治和哲学，她的思考还包含了文学和艺术的因素。这种奇特的混合使得阿伦特关于思想的论述本身成为一种她所崇尚的思想形式。这种思想形式是充分个性化、富有想象力、极具原创力、充满真实坦然的自我对话。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阿伦特关于思想的许多想法至今仍然呈现为有待继续延伸的思索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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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它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生存反抗，而且还在于它可以是一种在没有公共政治条件下的生存反抗。早在1944年阿伦特开始酝酿《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她在《作为贱民的犹太人：隐秘的传统》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思想是贱民反抗的武器。犹太传统中的“贱民”成为一种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原型”，一切被遗弃者、被放逐者和无家可归者都是一种“贱民”。“贱民”是社会强加在某些群体或个人身上的不公待遇，是社会使他们成为“化外人”。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往往成为“化外人”的象征性代表，他们往往就是用这样一种身份来表明他们的独立和自由。在论及卡夫卡时，阿伦特写道：“对卡夫卡来说，只有那些得力于思想而不是受思想禁锢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思想是一种新武器……贱民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这种与社会作斗争的武器。”8贱民思想的本质是边缘的，不可避免与所谓的“主流思想”相冲突。独立和自由是贱民思想存在的条件。以贱民思想为典型的思想不是哲学家和专业思想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普通人都可以从事的行为。思想者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思想是他们生存反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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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1959年接受莱辛奖时发表的演说《论黑暗时代的人性：关于莱辛的思考》中，再次强调了“独立思想”的重要。她说，思想是“另一种（争取）自由世界的活法”。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被剥夺了应有的自由公共空间，“他们不得不撤退到思想的自由之中”。9这种独立思想是一种没有社会扶持的思想，“（这样的）新思想不需要支撑，不需要标准，不需要传统，丢掉这些拐杖也能在陌生的地方自由行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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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思想不仅是太重要了，而且成为几乎是唯一可能的真正思想。20世纪的种种极权主义无不以摧毁传统价值起家，无不借助全面而有效的全民洗脑而得以巩固。传统或一般意义的社会公共价值因此再不可能为个人思想提供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独立思想不能不成为抵抗极权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处所。阿伦特对能否用个人思想来保存有效的抵抗资源并不乐观。但是，不独立思想则肯定会失去任何抗恶的可能。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本身就体现了黑暗时代思想虽无扶助但必须进行的精神。极权主义不是历史上专制主义的重演，它是一种全新的、性质独特的专制统治。在思考它的特征和危害时，阿伦特不能借助传统标准的拐杖，她必须以新的思想方式去观察和分析极权主义。她实践的正是一种无扶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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