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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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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和抗恶都是人的自由存在的一部分。萨弗朗斯基（R. D. Safranski）写道：“为了理解恶，人们无须烦劳魔鬼。恶属于人类自由的戏剧。它是自由的代价。”120世纪由极权政治所造成的种种空前的人类灾难，纳粹法西斯、斯大林主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印证尼采的断言，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恶不是抽象的概念，恶是由人自己打造的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恶发生在人的具体社会生活中，对活生生的个人造成持久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恶使人自甘情愿地堕落到非人的境地。恶既然并非由至恶的魔鬼所造成，抗恶就不可能由至善的上帝来完成。人抵抗邪恶需要人自己作出鲜明的道德判断，只有当人把某种威胁判断为恶时，他们才能坚持拒绝与它合作。在恶特别猖獗的时代，恶瓦解人的道德判断能力，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抗恶便成为一件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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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最不甘愿为恶控制的人们都会感到困惑。抗恶是否还有可能？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设立在哪里？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困惑。奥威尔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抱有一种近于绝望的悲观。相比之下，阿伦特给我们带来的则是一种抵抗邪恶可能成功的希望。阿伦特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和条件提出了她自己的方案。在极权对人类存在的进犯面前，人可能设立，也必须设立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思想是怎样一道抗恶的防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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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是从人的本质存在来理解和强调思想对于人的特殊重要性的。思想“是永远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能力”。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求知，而是为人的方式。思想是“人的生命的自然需要”，思想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思想与知识的区分非常重要。一方面，“科学家、学者或者脑力劳动的其他专家们”并不一定就有思想。另一方面，谁都不能把缺乏“脑力”来作为不能思想的借口。“思想”和“非思想”的区别同样重要。人们平时所说的“思想”（thoughts）在阿伦特那里恰恰是“非思想”。阿伦特就此写道：“思想伴随生命而来，思想是人活着的非物质化本身。既然生命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本质就只能存在于思想的实际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任何不变的结果或特殊‘thoughts’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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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权统治下的思想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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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思想是一种动态的思想（thinking），或可称之为“思考”。这个意义上的思想是个人的独立行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它和静态的、以最后真理面目出现的“思想”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思想之所以有权威，全在于它能借由权力，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去取消多元思想的合理性，限制个人独立思想，并打击、迫害一切与它不相符合的所谓“思想异端”。阿伦特对这种真理的警惕渗透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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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起源》在阿伦特的所有著作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她深刻地批判了绝对正确思想对政治的主宰。这种思想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或者“主义”，这成为极权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由封闭概念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单一思想（idea）的逻辑……它用单一思想解释历史……把事件的发生解释为某种同一‘法则’的演化，某种单一思想的体现。意识形态声称，它思想的逻辑已经把握了整个历史的秘密，包括隐晦不明的过去、错综复杂的当今和不可确定的未来”。3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概念逻辑蔑视人的多元经验世界，压制独立的个人思想，践踏人的自由要求，并最终“毁灭人性”。极权统治用意识形态代替政治，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取消与人生多元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辩论。4在极权制度中，统治意识形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领袖思想”。阿伦特把真正的思想确立为个人的独立思想。她指出，所谓通晓一切、战无不胜的领袖思想不但不是思想的最高体现，而且是人的思想的天敌，是以思想为名的思想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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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意识形态之所以起作用，全在于它把握着全能的权力。它全能地解释历史和世界发展，使得极权的逻辑成为全能的逻辑。许多旷古未有的恶正是在极权意识形态的全能逻辑中被合理化，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有了雅利安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所以纳粹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犹太人。因为有了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可以从肉体消灭和折磨一切“阶级敌人”。对此，阿伦特写道，权力意识形态的逻辑是，“谁要是同意‘垂死的阶级’的说法，但却不同意必须消灭这些阶级分子，谁要是相信生存权利与种族有关，但却又不同意必须消灭‘不合格种族’，谁就显然是彻底愚蠢或彻底懦弱”。5极权意识形态只讲合不合乎它自己的特殊逻辑，不讲合不合乎普通人的情理。正因如此，极权意识形态才能拥有一种特殊的伟大远见，远远地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限度，不断地使他们处于思想休克状态，不断要求他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断地训练他们把服从变成一种思维方式，把无个人思想转化为一种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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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统治如何毁灭人的思想和判断，这是阿伦特思考“思想”的根本问题意识。她因此把个人思想确定为抵抗极权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她在《心灵的生命》中告诉我们，她特别关注人的思维行为（思想、意愿和判断）有两个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于1961年旁听了纳粹分子艾希曼为自己罪恶行为的陈腐辩护（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阿伦特因此对艾希曼式的“平庸的邪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善恶问题和我们区分对错的能力是不是与我们的思想能力有关？”阿伦特写道：“思想行为本身对一切引起你注意的事物细加审查……这种行为是否可以成为人避免作恶甚至必然抗恶的条件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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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关心思想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自从她写作了《人的条件》之后，心中一直有关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的生活”关系的“迷惑”。阿伦特本想把《人的条件》题名为“积极生活”（行动的生活），在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中，行动最代表她所说的积极思想。但是，阿伦特意识到，“行动的生活”这个说法是由强调“沉思的生活”者提出来的一种负面说法。在他们那里，“思想的目的和归途是沉思，而沉思则是不行动，不是行动”。7在“沉思”和“行动”的最初区分中，沉思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点正是阿伦特所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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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同时从政治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思考“思想”。这两个方面的思考并不和谐，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和哲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紧张关系。政治的思想是入世的、积极参与的；而哲学的思想则是出世的、独立特行的。阿伦特没有能化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并不出人意料。阿伦特对思想的思考既不纯粹是政治的，也不纯粹是哲学的，除了政治和哲学，她的思考还包含了文学和艺术的因素。这种奇特的混合使得阿伦特关于思想的论述本身成为一种她所崇尚的思想形式。这种思想形式是充分个性化、富有想象力、极具原创力、充满真实坦然的自我对话。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阿伦特关于思想的许多想法至今仍然呈现为有待继续延伸的思索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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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它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生存反抗，而且还在于它可以是一种在没有公共政治条件下的生存反抗。早在1944年阿伦特开始酝酿《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她在《作为贱民的犹太人：隐秘的传统》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思想是贱民反抗的武器。犹太传统中的“贱民”成为一种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原型”，一切被遗弃者、被放逐者和无家可归者都是一种“贱民”。“贱民”是社会强加在某些群体或个人身上的不公待遇，是社会使他们成为“化外人”。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往往成为“化外人”的象征性代表，他们往往就是用这样一种身份来表明他们的独立和自由。在论及卡夫卡时，阿伦特写道：“对卡夫卡来说，只有那些得力于思想而不是受思想禁锢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思想是一种新武器……贱民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这种与社会作斗争的武器。”8贱民思想的本质是边缘的，不可避免与所谓的“主流思想”相冲突。独立和自由是贱民思想存在的条件。以贱民思想为典型的思想不是哲学家和专业思想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普通人都可以从事的行为。思想者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思想是他们生存反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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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1959年接受莱辛奖时发表的演说《论黑暗时代的人性：关于莱辛的思考》中，再次强调了“独立思想”的重要。她说，思想是“另一种（争取）自由世界的活法”。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被剥夺了应有的自由公共空间，“他们不得不撤退到思想的自由之中”。9这种独立思想是一种没有社会扶持的思想，“（这样的）新思想不需要支撑，不需要标准，不需要传统，丢掉这些拐杖也能在陌生的地方自由行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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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思想不仅是太重要了，而且成为几乎是唯一可能的真正思想。20世纪的种种极权主义无不以摧毁传统价值起家，无不借助全面而有效的全民洗脑而得以巩固。传统或一般意义的社会公共价值因此再不可能为个人思想提供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独立思想不能不成为抵抗极权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处所。阿伦特对能否用个人思想来保存有效的抵抗资源并不乐观。但是，不独立思想则肯定会失去任何抗恶的可能。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本身就体现了黑暗时代思想虽无扶助但必须进行的精神。极权主义不是历史上专制主义的重演，它是一种全新的、性质独特的专制统治。在思考它的特征和危害时，阿伦特不能借助传统标准的拐杖，她必须以新的思想方式去观察和分析极权主义。她实践的正是一种无扶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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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扶持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不可能从传统的思想体系（如基督教思想、儒家思想）中汲取现成的资源，它的资源必须由思想者自己一点一滴地从任何可能的来源汇集组合。阿伦特在论及本雅明时，曾将点滴收集的思想称作“诗性的思想”（thinking poetically），“这种思想的营养来自现刻，这种思想之所以能进行，全在于它能从过去收集‘思想碎片’并将这些碎片聚拢到自己周围。就像是一个采珠人，思想者并不梦想挖掘海底，使之能见天日。他只是想找到一些珍贵、稀有的东西，找到一些大海深处的珍珠和珊瑚，将它们带出海面”。11没有采珠人就没有珍宝，而珍宝首先是采珠人眼中的珍宝。思想永远是“这个人”的思想，这个特定的人从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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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过去和未来》这一论文集的序言中，用卡夫卡的一则寓言来说明思想和“这个人”的关系，那就是作为思想出发点的具体个人问题意识。卡夫卡寓言中的人物是一个无名的“他”：“他有两位对手，第一位从背后把他推离原点，第二位在前面挡住他的去路。他（必须同时）与两位对手抗争。当然，第一位推他向前，帮助他与第二位抗争。第二位推他向后，帮助他与第一位抗争。但这只是理论上如此而已，因为除了二位对手，还有他自己。谁知道他真正想要干什么呢？他想要的是，在一个最最漆黑的夜晚，趁着这二位对手不留神的时候，一下子跳出那条战线……从此变成一个裁判，看那二位对手互相斗来斗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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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那里，“思想”不可定义，只能“喻说”。她在卡夫卡的故事中找到了思想的晓喻，“卡夫卡所说的那种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抗争经验……正是思想的经验。……这种经验必须通过实践、通过练习方能获得”。13卡夫卡的故事道出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思想必须由思想者自己去营造。思想是一个与具体个人生存问题有关的自由空间，“这个处于时间心脏地带的、小小的非时间空间……你无法直接把它从过去继承过来。每一代新人、每一个新人在加入到无穷的过去和无穷的未来之间时，都必须重新发现、测绘和铺设他自己的那个空间”。14这个小小空间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当下生存间隙。这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间隙”也就是个人思想的空间。思想需要勇气和独立。不仅如此，“思想是在人生经验的事件中产生的，思想必须保持与这些事件的联系，以此为其意义的方向”。15思想因此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办到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过去和未来的隔阂……这种隔阂使人明确地感知现实和困扰。也就是说，这种隔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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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20世纪极权统治的国家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这种“过去和未来的隔阂”。这是一种传统的中断。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和努力，就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思想的那个间隙空间，不只是擅长思想者，而且是每一个普通人。阿伦特自己就是以一个普通的20世纪者的身份来从事思想的。在《过去和未来》一书中，她思考什么是传统和现代性，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权威、自由、真实和政治，思考教育和文化的危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获得一些思想的经验”。这些思考的目的“不是教别人思考什么，也不是教别人坚持什么样的真理，更不是想重续一个已经中断的传统或者发明一种填补过去和未来间隙的代用品。（这些思考）搁置了真理问题，只是在（过去和未来）的间隙中活动，期待真理最终会在这个唯一可能的思想空间中出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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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强调思想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和政治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传统价值中断以后，每一个人都从过去的碎片中去寻找可能的思想资源，否则不能在当下辨别是非、美丑。尽管阿伦特后来强调一切真正的思想都是孤独的，都不与行为直接联系，但她始终反对思想逃避思想者自己的日常世界。在阿伦特那里，同时坚持思想的孤独和思想不可能在日常世界之外发生，这两种特性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内部矛盾，还不如说是思想必然同时具有哲学和政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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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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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强调思想的孤独性和个人的内心对话，得出思想与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这和她始终如一地强调人的公共性，强调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展现自我，才能获得真正的存在意义，这是否有矛盾呢？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她的这两个方面的论述确实是有矛盾的。但是，阿伦特并不是一个纯理论家，她首先是一个处在特定的过去和未来隔阂空间中的具体个人，然后才是一个理论思想者。和对极权主义的思考一样，阿伦特对思想本身的思考也是在她自己的特定历史空间中进行的。正如她在对卡夫卡寓言解释中所说的那样，那个深深地打上极权主义印记的历史空间是阿伦特自己“发现、测绘和铺设”的。可以设想，在一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中，阿伦特也许会对思想本身作出不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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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中，个人思想比任何别种历史时刻都更具有现实意义。极权统治封杀了所有的公共空间，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对话通道，严禁一切公众反抗行为。在个人思想事实上无法与其他个人或集体的公共行为相联系的情况下，认可思想的孤独性，强调它是个人内心对话，坚持无行为思想的反抗性，这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隐秘公共意义的反抗策略。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确认思想的抗恶作用更具现实问题意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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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奉行的是一种对人的极端虚无主义，对极权主义来说，人何以为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全能意识形态，它要按照它自己的逻辑把人改造成它规划的单一模式，一种毫无多元个体性可言的动物物种。在这种情况下，阿伦特坚持体现人的多元性，坚持个人思想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种坚持具有明确的人的存在反抗意义。从纯理论的角度看，这样论人会犯“本质论”的错误。但是，阿伦特从来就不屑当一个纯理论家。她不是只在哲学的意义上讨论人的本质，她是从人被极权主义思想的异化及其政治后果来讨论现实反抗及其可能和条件的。人的同情心、人的美感、人的想象、人的原创性、人能被善良感动、人对超验存在和真实的体验等等，一切被极权所限制、压制和践踏的人的精神活动，都可以成为人必须抵抗极权的理由。“人之为人”的对抗价值与其说来自人的某种不变本质，还不如说来自现实中的极权压迫和异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什么”不再是抽象的哲学、美学或神学问题，而成为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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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正是从对抗极权邪恶的政治意义来强调思想的重要意义的。在阿伦特那里，思想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禽兽有所区别的本质能力。只有人才能既是思想的主体，又是思想的对象。思想就是人才能进行的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思想是人主体和自身对象的“二者合一”，“我与我自己的二元关系使得思想成为一种真正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我既是提问者，也是答问者”。思想由于“通过问答的过程”而实现“辩证和批判”。思想的问答过程是“一种字词的旅程……它让我可以（对自己）不断提出那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当你说一件事情时，你的意思是什么？”这种问答的目的不是寻找万世不易的真理（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真理），“苏格拉底式思想的唯一标准是一致（agreement）”，即“与自己相一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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