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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通过言词发生的，“一个思想的人”是“一个用言词显示思想的人”。对于苏格拉底式的自我诘问，“重要的是字词（doxa，见解、意见、看法）必须真实，每个字词中必须有真实，用说话将真实的看法传达给自己和他人”。言辞和想法的一致称作“逻各斯”（logos，理念），“因为世上的人各不相同，所以理念也各不相同”。众多不同的理念形成了人的世界，“人们是以言词的方式一起生活在这世界上的”。19这是一个极权主义决不允许存在的世界。极权主义要把所有的人全然统治于某一意识形态，它的基本手段就是控制言辞，用扭曲真实的语汇和语义去刻制万人如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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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形象地展现了垄断语言和钳制思想的关系。书中人物赛姆向温斯顿解释党的“新说法”（newspeak）：“（党国）就是新说法，新说法就是（党国）。”“你知不知道，在当今世界上，新说法是唯一的词汇在逐年减少的语言？……你知不知道，新说法要的就是压缩思想的范围？最后可以使得思想犯罪根本不再可能，因为人们再也不会有表达犯罪思想的语言。……当然，即使现在也没有思想犯罪的理由或借口。现在主要是自我改造和不露真情的问题。最后就连这个也不需要了。一旦（新说法）语言完善了，革命也就完成了。”20赛姆太了解“新说法”的奥秘所在，党国岂能容他存在？他终于突然神秘地“蒸发”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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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在公共语言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尽量保存语言能力的一种行为，它因此与文学、艺术创造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但是，在极权统治下，文学和艺术创造本身就可能是生产“新说法”的机器。因此，抵抗“新说法”的重任并不能只是落在文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身上。阿伦特特别强调思想的“非认知、非专业”性质，她认为，“对于每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不论他多么博学或多么无知，多么聪慧或多么愚钝，我们都必须要求他运用他的思想。”21思想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每一个人和他自己真实地对话。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和人之间才能真实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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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对话的根本条件就是拒绝“新说法”强加于人的谎言和虚伪。在“真实”问题上，阿伦特和哈维尔有所不同。哈维尔强调的是在公共生活中揭露极权语言的虚伪。哈维尔认为，事实必须是公共的真实，如果不能在公共生活中拒绝极权谎言，那就意味着与它妥协或者甚至与它合作。这时候极权统治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22与哈维尔相比，阿伦特更多是坚持私人真实的抵抗价值。即使在公开拒绝极权谎言不再可能的时候，个人思想仍然可以通过坚持最基本形式的真实，一种完全隐私的真实，而成为抵抗极权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在讨论思想时，不断有“紧要关头”（when the chips are down）的说法。23阿伦特对思想所作的其实不是一般情况下的思考，而是一种在“紧要关头”的思考。在这种紧要关头的特殊境遇中，人必须用他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内心对话来抵抗强大无比的外在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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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人的内心对话，坚持思想，是坚持人存在的多元性。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human condition）是多元性，这也是真正的政治的先决条件。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坚持这一点。阿伦特在结束《人的条件》一书时用了卡图（Cato）的话：“他什么也不做之时，正是最活跃的时候；他孤身一人之时，正是最不孤独的时候。”24哪怕是最微弱的个人声音，当它对强大、蛮横、无所不在的权力说“不”时，它也能成为政治自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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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思想是人的价值意义所在，是人之为人的尊严的最本质体现。人的自由，最明确的显示是人和他自己求一致。阿伦特写道：“不思想的生命……它的本质不能发育——这样的生命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不具备充分的生命活力。不思想的人就像是梦游者。”25思想是良知的前提，虽然思想并不是良知的直接起因。当人在内心对话的时候，他的两个部分（“二合一”）必须能和谐相处才行。当这两个部分相互抵触的时候，人就变成了“他自己的对头”。人在作恶的时候，往往会有来自内心的反对声音，所以阿伦特说，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其实就是“不要自相矛盾”。一以贯之的思想会产生“道德感”，那就是良知。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思想和邪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思想并不能直接使人不作恶，但思想可以释放判断，判断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26而辨恶则是抗恶行为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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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的公共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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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把思想严格地限定为一种人的内心活动，“一种我和我自己的对话”。那么个人思想和公共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阿伦特在未完成的关于“判断”的论述中，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连接人的思想生活和公民生活之间的环节是判断。阿伦特称判断是“人的思想能力中最具政治性的”，“判断是典型的政治能力”。271961年，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旁听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杀害犹太人的罪行是一种平庸的邪恶。不思想和无判断是艾希曼以敬业精神成为纳粹邪恶化身、自始至终自以为是的根本原因。就办事效率而言，艾希曼称得上精明能干。他甚至还很讲究行为操守，不敛财，不贪污。但他不思想，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对错、善恶的判断。光凭知识和职业道德，一个人无法筑起一道反抗极权罪恶的防线。相反，知识和职业道德反而使得不思想的艾希曼成为纳粹罪恶机器中一个更高效的作恶工具。阿伦特在后来发表的《思想和道德关怀》（1971）一文中，再次提出了“极为浅薄的邪恶”问题。她问道：“我们的判断能力，区分对错和美丑的能力是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能力呢？不能思想和丧失我们所说的良知，这二者同时发生，真的只是巧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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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本身既不是一种政治行为，也不等于“思想”。判断是一种政治性质的思想。阿伦特在60年代发表的《文化的危机》和《真实和政治》中，对思想和判断作了区分。思想是孤独的行为，思想的目的是真实。判断是涉及他人的行为，判断的目的是形成与他人有关的“看法”。判断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判断涉及人如何对待他人。任何涉及如何对待他人的行为都是政治性质的。在判断中，人的思想不只是个人的独白对话和私人真实。判断有两个涉及他人的根本特征：代表他人思想（representative thinking）和扩大的智性（enlarged mentality）。这两个特征都可以归结到人的多元性和个人看法的多元性。这两个特征都使得判断成为一种政治性质的思想，成为公共辩论和协议的重要成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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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判断的准备，只有能独自思想的人才能进行政治性质的思想。但是，判断并不是思想的自然延伸，正如维拉（Dana Villa）指出的，阿伦特所说的“思想主要是从反面来为判断作准备的。思想为我们清除‘思想的陈规陋习’，清除‘僵化的规则和标准’，也为我们清除‘习以为常的、程式化的表述代码’。思想以它的破坏性行为，将判断释放出来，开拓一片道德和审美的辨别和辨认空间”。30公共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僵化的标准语言、墨守成规的做事标准、人云亦云的看法主张，这些都随时在牵制和束缚人们的判断。除非一个人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清除这些束缚，他没有办法释放自己的判断能力，无法对美丑、对错形成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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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思想对社会的作用甚微，因为“思想并不创造价值，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告诉人们‘好’是什么，思想起到的是瓦解而不是肯定行为陈规的作用”。思想的作用，连同它的“良心”附带效果是在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时才显现出来的，“只是在那些少有的历史时刻中，当‘……善良失去确信，邪恶趾高气昂’的时候，思想的政治和道德作用才会显现出来”。31这种时刻的个人思想才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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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必须清除陈规陋习，首先就要关注每件具体事情的发生，并把它当作独特的情况，当作不能用现有“知识”（“理论”、“舆论”、“主义”或“原则”）来评判的现象对象。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关注“你看到的那个世界”。孤独的思想是一种能力培养，它是一阵刮断陈旧绳索的风，“思想之风显现的不是知识，而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32一个人盲目地跟随现成“知识”，尤其是以永恒真理面目出现的“某某思想”，他便无法形成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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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思考“思想”和“判断”，提供的不是一种“知识”，不是一种纯“哲学”或纯思维的“普遍规则”，而是阿伦特自己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特定现象对象的判断。这个特定的现象对象就是极权专制下无数个人的不思想和因此犯下的平庸的邪恶。不仅如此，阿伦特是在20世纪传统价值严重断裂的历史境遇中思考极权制度下人的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所以，阿伦特对思想的思考又包含着她对20世纪特殊“现代性”的判断。思想在阿伦特那里是一个具体而特定的判断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我们这个传统价值断裂、道德虚无和权力意识形态极度控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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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而言，在阿伦特的时代和她引为思想者典范的苏格拉底的时代之间，有着某些发人深省的共同之处。苏格拉底生活的那个公元前5世纪并不是古希腊雅典的黄金时代。和阿伦特生活的那个被极权意识形态所迷障、充满道德和人性灾难的20世纪相似的是，“那个（雅典的）时代也见证了道德的分裂……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与波勒斯（Polus）和卡里克利（Callicles）的对立，和在《理想国》中与波历马各斯（Polemarchus）和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的对立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常识’或‘美德’说法已经靠不住了”。那些所谓的常识和美德已经沦落为许多人“沾沾自喜”、“不加思考”、草草引用的惯例规则和陈腔滥调。这些常识和美德不再体现每个公民的个体判断，反而代替和取消了这种判断。所以，当斯拉雪麦格斯或卡里克利斯这样的政治强人斥责和废除雅典公共生活的传统常识和美德，代之以“权力就是一切”的时候，再也不存在有效的社会舆论能与之抗衡。20世纪种种极权的崛起，都是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传统常识和道德（魏玛时代的民主或中国的儒教），都是在社会常识和美德的真空中建立了“权力就是一切”的专制秩序。阿伦特和苏格拉底一样，“她并不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回到已经破碎了的传统”。33“判断”必须针对具体的现象形成新的观察方式。阿伦特对极权的思考就是一种全新的观察方式。这种观察方式对我们观察类似对象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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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需要独立，但却并不是我行我素。判断的一个特征是代表他人思想，也就是在思想中不断想象有别人在场。在《真实和政治》一文中阿伦特写道：“政治思想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我对某个问题从数种不同的角度形成看法，在我的头脑中呈现缺席者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代表了那些缺席者。这个代表不是设想别人如何感受的移情作用，也不是数人头，跟着多数随大流。代表指的是，我把自己的思想延伸到我的身体不在的地方。在思考一个问题时，我越能够想象如何在别人的角度作我自己的思想，我就越具有代表性思想的能力，我的结论和看法也就越有力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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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指出，阿伦特在“代表他人”的说法中清楚地表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想法，那就是，“形成看法并不是孤独思想者的个人行为”。一个人形成自己的看法或意见，必然“包含与不同意见的交遇”，而这种交遇的基本条件应当是“平等者形成的政治群体”。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每个人才有可能代表别人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公开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在许多其他形式的政治群体中，说代表别人思想和与他人公开分享思想都可能是有性命危险的事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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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代表他人”思想是从康德的“扩大的智性”（eine erweiterte Denkungstart）引申而来的。阿伦特在她的康德论稿中写道：“‘扩大的智性’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拿我们自己的判断与他人可能作出的判断（不一定确已作出）加以比较以后，只有在我们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设想以后’才能形成判断。这种（比较的）能力就称作为想象。”36阿伦特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判断和扩大的智性对于公共政治思考的意义。这个意义首先表现在，个人的判断和看法不是自以为是的想法，它们必须以取得可能的公众共识为目的。阿伦特写道：“判断的力量来自它可能与别人有共识。在判断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思想过程和纯粹理性的思想过程是不一样的，它不只是一个我与我自己之间的对话。即使在我独自决定的时候，判断也总是首先预期与他人的交际，和这些他人最终必须达成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可能的共识，判断才特别有活力。……这种扩大了的思想方式不能在绝对的孤独和隔离中进行，它需要有他者的（缺席）在场，‘代替’他们思想，考虑到他们的视角。没有他们，这种思想绝不可能运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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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所运用的“扩大的智性”凸显了公共政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那种思想，它不仅是独立的，而且顾及他人。判断既从自己立场，也从别人立场看待事物，这使判断成为一种公共领域中的能力。阿伦特将判断这种公共性质的能力称作phronesis，即拉丁文的prudentia（慎重）。她指出：“希腊人称这种能力为phronesis，或睿见，并视之为与哲学家智慧所不同的政治家美德或能力。有判断力的睿见和哲学沉思的区别在于，前者植根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常识，而后者则总是超越这种常识。”判断和共建公共生活的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在一起交换看法时，“要紧的不是知识或真理，而是判断和决定，就公共生活领域和共同世界审慎明智地交换意见，决定在其中采取何种行动，如何展望未来，并在未来中期待什么”。38判断本身就体现了人的多元和意见的多元，这是公共生活必须维护多元性的根本理由。这也是民主社会必须坚持相互尊重、理性协商、非强制性共识的根本理由。民主的公共政治应当是协议和非暴力的政治，它尊重个人的独立判断，不只是出于容忍和宽容，而是因为它不能不以这样的判断为其基本运作和合理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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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因其公共政治性质而特别能体现判断者的社会性。判断“应看作是同一个复杂现象的几个不同方面，它同时既是哲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在判断的思想过程中，“就在我们从世界、从与他人的联系中退出的时候，世界仍然近在咫尺”。39在现代极权社会中，普通个人思想和判断的作用似乎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艾希曼式的“平庸的邪恶”也似乎注定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判断更成为一种具有抵抗意义的行为，因为公开说出判断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极权统治下，判断不一定是直接反抗行动，但反抗的行动却不可能在没有判断的情况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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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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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去世，12月27日的《新共和》刊登了朱迪思·史柯拉（Judith Shklar）撰写的《汉娜·阿伦特的胜利》一文。史柯拉称赞阿伦特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政治哲学家，“政治哲学是悲剧性的思想。谁要是对命运和（历史的）变化无常没有戏剧意识，谁……就最好别去过问政治哲学”。1阿伦特用悲剧想象去思考革命，她的悲剧观是她政治理论的一部分。雅斯贝尔斯最欣赏阿伦特的政治悲剧意识。阿伦特一直把雅斯贝尔斯当作自己的知音和挚友。阿伦特在1963年5月29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你（关于革命和自由悲剧性）的话句句说中我的心意。悲剧温暖和照亮人心，因为悲剧包含的东西既伟大又单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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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都深感悲剧想象和悲剧眼光的重要，但他们的着眼点却并不相同。雅斯贝尔斯强调的是一种在与他人对话中实现的思想觉醒。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人才能对人的局限有清晰的认识，而人的局限就是“真实”。清晰地认识人的局限就是“对真实的深深的接受”，“悲剧……净化人的灵魂……使人们不只是作为观众，能接受真实，而且是作为个体，能投入真实”。3但阿伦特坚持的却是公民参与政治事务，一种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个人投入真实更加需要自由公共生活条件的个人行动。阿伦特强调公民参与，既依赖于人的政治自由，也是为了实现人的政治自由。只有在有政治自由保障的公共生活中，每个公民才可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说自己的“故事”，显示自己所选择和担当的“角色”。个人有了自由的、富有想象的行动叙述，公共生活才会成为多姿多彩的生动舞台，文学中也才会有真实而有意义的社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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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悲剧的现代政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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