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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伏娃接触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她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和精神导师派头当然不会没有知觉，也当然不会痛快。菲利普斯认为是波伏娃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太浅薄，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回忆道：“波伏娃谈大多数问题时都很奇怪地混杂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词汇，像是萨特言论……的简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见菲利普斯就问他如何搭地铁去纽约的一个叫作Carnarsie的地方，“我问她去那里有什么事，波伏娃答道，去工人区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告诉她，Carnarsie没有工人，和法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工人区，工人一般和中产阶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法去除她头脑中的理论成见，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菲利普斯很纳闷，波伏娃既然要看工人区，为什么不到底特律这样的工业中心去呢，后来才明白，波伏娃一定是读了多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说才知道Carnarsie的。波伏娃心目中的工人区其实是书本上的工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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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特也回忆道：“我有时弄不懂，既然波伏娃对我们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如此确定的看法，她又究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也许只是为了给头脑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细节吧。波伏娃像是一个拿着无形签证到处游走的行客，那张签证上的主要项目早就填写好了，每次只要再稍许填几条就行。”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波伏娃本来就是带着文化成见到美国来的。在波伏娃看来，美国“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美国早已僵死而不得复生……典型的美国人根本不是（存在主义自称的永远关心的）个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说中的怪物。……这种未来主义的美国图景，是波伏娃装在自己头脑里带到美国来的，她在美国下飞机的时候，像是走下宇宙飞船，戴着形而上的飞行眼罩”，难怪她会用陈腔滥调的存在主义和平庸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来看扁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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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伏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像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斯贝尔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利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雷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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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40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 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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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他说：“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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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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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又例如，一名德国军官在里昂审讯加缪的一名战友。在上次审讯时，这位战俘的耳朵被撕破了。德国军官以充满关爱的口吻问道：“今天你的耳朵好些了吗？”加缪用这样的故事向听众说明，人性中有恶也有善，不能用黑格尔的那条“可憎的原理”（人是为历史所创造的）来解释。人的存在不是服务于历史，而是维护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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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是抵抗法西斯，还是与法西斯合作，考验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更为严重的是，对人的折磨、政治谋害和心灵扭曲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毒药并没有解除……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带着毒药。……我们都应该为希特勒主义负责”。极权统治在希特勒之后仍然在以其他形式存在。在这样情况下，现代的个人“继续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价值的世界中”，遵奉的是权力意志，膜拜的是历史必然，顺从的是官僚理性，忍受的是暴力和毁灭。对此，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学，“我们必须与非正义，与奴役和恐惧作斗争，因为这些祸害力量逼迫人们沉默，将他们相互隔离，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加缪说，反叛针对的是一切“接受现实和无所作为的想法”，主张的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为重要。因此，人类必须以“普世主义”来营造“正面价值”，“只有普世主义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们只有走出孤独的绝望，才能与其他人一道反叛，对抗陷人于恐惧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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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个人反叛哲学与当时萨特和波伏娃主张存在主义结合群众力量有明显的不同。加缪的主张在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当时的法国有共鸣。事实上，不只是萨特和波伏娃，许多其他法国激进左派都对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加缪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远比萨特和波伏娃受欢迎，很能说明美法一些知识分子在如何理解“激进”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在法国，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激进”看成是与“革命力量”保持一致，并容忍它们的道德缺陷。这是萨特包容甚至赞赏暴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激进”意味着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不只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也包括美国自己的官僚统治逻辑。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判断。这一立场在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发表于1946年7月的《根子在人》一文中有颇具代表性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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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是在和加缪进行数次交谈后写就《根子在人》一文的，加缪对他的影响清晰可看。麦克唐纳所强调的个人判断并不建立在传统的个人主义基础上。和加缪一样，麦克唐纳并不认为人天生具有绝对可靠的道德意识。个人道德意识是一种经过磨炼、产生于思想的道德意识。麦克唐纳强调，现代个人生存在一个“既不确定，又无指导”的世界中，真正的激进思想把人性看作是善恶兼有，不相信“科学能确实无疑地解释一切事情”。价值应该是与人的实际存在有关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主义或意识形态，价值的“根子在人”。因此，政治应回到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层面上来，“我们必须把政治回归到温和的、不虚张声势的个人层面——回归到真正的政治”。麦克唐纳和加缪原计划合作，促使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一起行动，共同进行非暴力抵抗，但后来因加缪在法国忙于与激进左派的论战，而终于没能有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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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和1947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到美国的访问交流直接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对存在主义的兴趣。除了《党人评论》，《观点》（View）这样的前卫超现实主义杂志也刊登了不少与存在主义有关的文章，如菲欧利（Wallace Fowlie）的《存在主义戏剧》，萨特和热内作品的翻译，还有加缪《局外人》的节选。梅厄斯（John Bernard Meyers）曾这样描述《观点》读者的兴趣转向：“一天下午，查理说，‘我觉得超现实要过时了。’我问他，‘那么什么正时兴呢？’查理说，‘存在主义，是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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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特别介意美国如何看待存在主义。一方面，萨特要强调，存在主义与欧洲20世纪的人道灾难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存在主义的基本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自由、选择、责任、人的异化、焦虑、虚无和荒诞等等）都植根于与此有关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欧洲人看美国缺乏存在主义土壤正是针对美国政治的相对民主稳定和社会的相对和平富足而言的。另一方面，萨特又担心，把存在主义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苦难经历相联系，会使存在主义变成一种受历史时空限制的哲学。1950年，萨特发表《一份欧洲独立宣言》时，他强调的正是把存在主义转化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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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从他的美国之行深受触动的是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冷战问题上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他不愿意看到美国知识分子把存在主义时尚化，更不愿意把存在主义与极权政治苦难联系起来，以免政治败坏了存在主义。萨特猛烈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科技决定论和麻痹人们意识的大众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当时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颇为相似。但萨特的批判更有政治抱负，他坚持，欧洲“与其夹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争来夺去”，不如走出一条独立的道路来。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萨特在美、苏之间还是作了偏向后者的选择。萨特从1952年到1956年与法共的合作和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容忍，都在事实上否定了他自己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不幸的是，让政治败坏存在主义的反倒是萨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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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对存在主义在美国命运的种种担忧，例如时尚化、不被乐观的美国人所理解、冷战政治化，其实都没有发生。在美国的本土生活经验中，其实早就有种种关于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体验。美国哲学家高敦（Lewis Gordon）问道，那些饱受生存苦难的黑奴们，“难道没有对自由的惊奇？难道不曾体会过责任的两难？难道没有主体的关怀？难道不曾为社会破碎而震颤？难道不对解放怀有炽烈的愿望？”考特金在《存在的美国》中指出，在美国可以发现一种没有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主义。它和欧洲的最具积极意义的存在主义有内在的相似，例如，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哲学中有一种面对现实的坚韧，它面对荒诞，却不接受荒诞，平衡欧洲存在主义沉重阴郁和绝望的正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又例如，美国的社群观念使得萨特式的“他人即地狱”有可能转化为“人性化的群体”，美国的新教道德也充分肯定了存在主义的先验伦理和存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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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特定传统和性格并不必然成为生存价值和自由意识的障碍。美国物质丰富，但美国人并不人人都是物质主义者。美国人缺乏文化根基，但并不缺乏文化资质和悟性。美国人城府不深，但并不傻；少心机，但并不蠢。美国人乐观，但苦难意识并不迟钝。其实，苦难经历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存在意义的自觉反省和选择，遭遇困境也不一定砺炼人的自由和责任意识。太多、太深重、太长久的苦难和异化有时反而使人变得淡漠麻痹、狡黠油滑、逢场作戏、犬儒虚无。在不允许自由思想的环境中，他们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并不把人的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意义放在心上。物质和文化，肉体和精神，其实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存在主义者自己也有对物质的要求。1946年2月底，萨特写信给波伏娃说：“我想回国，多萝丽丝的热情和（不断的）演讲快把我累死了。”但是萨特说，他不得不延迟回法国的日期，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这次回来，他不想再搭海轮了，他要坐飞机，而且还要买些东西。加缪在美国因为“热水浴和维生素，体重有所增加”。他还寄了一些物品回家，“一个80公斤重的包裹里装了3公斤食糖，3公斤咖啡，1.5公斤面粉，2公斤大米，3公斤巧克力，1.5公斤婴儿食品，14公斤肥皂和其他物品”。加缪于1946年6月11日离开美国，他是搭乘海轮回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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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存在主义政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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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正当性辩护，到成为党的“同路人”，有四年的时间。1956年，萨特又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时达十年之久。1968年萨特在5月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左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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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的左派知识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萨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激进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特邀的客人，是当时反帝反殖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人的恐怖暴力，而且还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暴力革命理论。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当时加缪46岁，萨特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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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去世前的几年是孤独而痛苦的。从1952年起，加缪和萨特就已经不再交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公开对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上发表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这是一篇针对加缪近作《反叛者》的批评文章，长达21页。加缪写了一篇17页的答复。随后，萨特和让松又各对加缪的答复写了分别为20页和30页的长篇答复。争论涉及许多个人恩怨，但却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问题上。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加缪认为，代表后一种反抗的种种“革命”实际上只给这世界带来了恐怖、暴政和专制。让松和萨特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加缪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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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黑白正邪两分对立划分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对决”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对之作出反应并在其中形成知识分子政治定位的环境。萨特、加缪和他们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识分子一样，都不能不成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大多以参加党的工作、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办报纸、写社论或时评、参加公共活动、签署声明或请愿、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表态为表现形式。这种知识分子行为往往面对的是一般公众，使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场。当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便是陷入沉默。这正是加缪在50年代末的处境。就在加缪陷入沉默的同时，萨特越来越宏亮地发出他激进左派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最振荡不息的恰恰是对革命暴力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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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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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加缪在对待共产主义（尤其是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决定他们立场分歧、介入行为和结盟标准的首先是各自的道义原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现实参与中保持干净的道德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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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加缪就在《致德国友人信》的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阐述了“干净的手”的道德含义。那就是，反暴力残害是道德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加缪坚持认为，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知识分子政治，都必须坚持，不到绝对必要时，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不得使用暴力。加缪在信中向他的德国朋友解释了法国因何最初战败，因何迟迟才进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终战胜德国的原因。加缪在信中说，法国参战的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痛恨战争”，并且始终在思考“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利，是否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可怕的灾难”。而就在法国人思考真理时，德国人得了战争的先机。法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门”的时候，才奋起反抗。这时候法国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净”的。法国人的正义战争是“你们（德国人）必败的原因”。加缪还进一步把“本质非暴力”的法国民族和“爱夺他人之物”的德国民族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最初的输是输在善不斗恶；最后的赢是赢在道义必胜。1加缪的说法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战争确实有相比之下的正义、非正义区别。但是，加缪坚持“净手”最后一定会战胜“脏手”，战胜者一定是因为净手的缘故，这在现实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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