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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顺畅。萨特有意识地按照法国共产党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是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和党的关系一直处在对立和冲突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共产党对萨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萨特好友尼赞（Paul Nizan）曾两次加入共产党，而萨特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战争中，特别是战俘营的生活，多少使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此，从战俘营归来后，萨特“参加政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拒绝。法国解放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共产党人开始严厉地批判存在主义，指责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消遣哲学。同时他们也指责萨特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指责他唆使年轻人背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指责，萨特在1944年12月写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发表在共产党人主办的《行动周刊》上。萨特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试图指出，在什么限度内我自己的思想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或者起码，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内能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备”。12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继续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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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脏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欢，甚至动员党员同志在剧院设置纠察进行抗议，不让观众进入观看。法共不喜欢《脏手》自有它的理由。萨特在剧中虽然开始关注个人自由参与他人自由世界，但剧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贺德雷是萨特自己认同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注定要被党清洗掉的角色。贺德雷不能容身的那个政党是一部无情的绞肉机，这部机器吞下活生生的个人，吐出两种丧失了个人意识的成品党员。一种是像路易那样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只会见风使舵、谋求权力的党员，他们往往可以历经极残酷的党内斗争，爬上高位。另一种则是像雨果那样单凭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党员，他们在党的左右摇摆和暴力行动中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最后落得极度失望甚至错乱癫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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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手》所传递的与其说是萨特对共产党的亲近，还不如说是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无产阶级”是萨特式个人为实现个人自由所要寻求结合的“他人”。萨特当时的自由哲学需要这个“他人”。这个“他人”是萨特制造的神话，就像他在《苍蝇》中必须用神话来阐述他的自由哲学一样。萨特并不喜欢现实中的共产党。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萨特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说它“自解放以来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内部独裁主义，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时宜的外部行动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气”。131951年6月，萨特就他的三幕剧《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访时，提到共产党人是他最刻毒的中伤者，因为“他们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敌人。……这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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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是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年份。那一年萨特参与由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马丁（因反对印支战争而被捕）的运动，他还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时萨特已和加缪决裂。共产党刊物《法国文学》自1945年以后攻击萨特一向不遗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号上刊登了编辑莫根（Claude Morgan）对《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的评论：“我不喜欢萨特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但是萨特揭露了那些反共人士在准备战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可以在保卫和平这一点上共同合作。”1510月8号的《法国文学》接着对萨特的著作一反常态作了正面评价。评论者对萨特改写《恭顺的妓女》的电影剧本结尾大表赞赏，称这样的结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种族主义的白人。评论还说，《恭顺的妓女》的“高尚见解”与《脏手》的“可耻陋见”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萨特在和加缪的那场争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是萨特进步的表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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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广为接触。会议期间，维也纳本已计划上演《脏手》一剧。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没有等共产党提出要求，自己先行决定停演，并支付损失费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当地共产党人的同意。1954年，维也纳在没有征得萨特同意的情况下上演了《脏手》，萨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的剧已成为一个政治战场，一件政治宣传工具。在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剧会不利于和平事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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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也纳回到法国，萨特称参加维也纳大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行“自由”而“公开”的交流。萨特闭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会议开会前两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产党领袖因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被起诉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执行绞刑。《费加罗报》问萨特是否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要求赦免布拉格审判的被控者。萨特答道：“对《费加罗报》的一切问题拒绝回答。”18在萨特称之为“自由”而“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谁也没有对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样，萨特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发生在苏联的“医生阴谋案”冤案，也是三缄其口。后来，萨特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解：“为了对斗争中的人有所影响，你就需要先加入他们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改变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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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猛烈批评美国处死卢森堡夫妇。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东德政府对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萨特对此保持沉默。加缪不指名地批评道：“那些左派报纸和它们的合作都（以关注卢森堡事件）来化解柏林的悲剧。”20萨特的立场正好与加缪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对共产党政府毫无影响，这种抗议在冷战中只会变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要求法国知识分子把注视力放在他们可以影响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反苏。正如他在《魔鬼与上帝》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为改变恶而必须与恶共谋”的理念。在一篇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萨特解释道，一个身处于共产主义之外的个人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袖（结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无成。21与共产党在一起，一个人至少还有成就事业的稍许希望。这种心态在许多对党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个可以成就正义事业的党，是萨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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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靠拢法共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经和30年代加缪参加法共时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经开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荣（Charles Tillon）和马蒂（Andre Marty）这些有道德清誉的人士，萨特的朋友梅洛庞蒂也已经对苏联幻灭。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清洗、发生在东欧的“医生阴谋案”、罗织罪名和假案公审，苏联对铁托歇斯底里的攻击，东德对工人的镇压，桩桩件件都已经使共产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萨特在这个时候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事件搁置到一边，否则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苏军二次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发生，萨特才舍弃了这一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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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萨特不顾自己多年试图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进行了谴责，但他却以其他方式维持了他对“进步事业”的神话。他和左派运动以及毛主义分子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神话的基础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谈话中萨特提到，“作为一个个人，我是很厌恶共产党人的。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友好，无情无义。他们有着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没有任何感情”。22萨特还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机地连在一起。”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关系。萨特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同他一起反抗资本主义西方的“他者”。对萨特来说，不管这个神话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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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从独立的旁观者转变为党的同路人，转变为“正义事业”的一分子，这个政治历程正好和加缪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独立反叛者相反。23岁的加缪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但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共。当时，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力量相当薄弱：“在首都，党员的总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选举时，共产党领导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35人的候选人名单。”23加缪是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入党的。“在3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左翼欧洲青年几乎不可能不参加法共。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加缪成了党员。”24入党后，加缪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演出，参加办报和办各种剧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场超越在党前面的人士。加缪明确批评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法共则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被开除以后，加缪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加缪在把《战斗报》传统与法共加以区分的同时，仍然以《战斗报》记者的身份保持着与法共党员的往来。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是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的决裂是后来在他发表《反叛者》（1951）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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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像加缪那样与党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脱离，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阿隆森指出：“30年代加缪被马克思主义强调意义和一贯性所吸引，40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过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这世界的缩影。在体验过党的那种‘社会正确’之后，他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继续活下去（自杀）。”25这种痛苦的思想经历是一种从“党员”重新回到“独立思想者”转化的过程。有过了共产党员经历的加缪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态度并不颓废消极。和西西弗斯一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对加缪来说，“剥夺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绝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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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那样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像家奴俾女”。27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10年后，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像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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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像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像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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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像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28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29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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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正是以一种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暴力的。加缪反暴力所依据的是人的尊严原则。强调这个基本原则是为了对人性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是为了对现实公共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一个基本的规范界限，以避免人类沦为另一种野兽动物。寻求基本价值原则不只因为人类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本质”，因此才有不断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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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原则充分表现在加缪所阐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缪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区分。反叛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现实生活介入方式。它们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坚持的是人的尊严，他的介入和干预往往因变化中的问题而发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也不需要成为组织的成员。革命者追求的则是彻底改变社会或世界，并为实现这个“正义事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组织的一员。加缪不同意萨特关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须成为革命者的想法。加缪拒绝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种“绝对的”、“历史的”或“恺撒式的”纯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把人变成不受任何价值限制，听凭权力意志驱使的动物野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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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投身暴力革命或保持沉默之间加以选择。在加缪看来，这二者都是“投降”行为，前者被动接受“革命破坏”的历史必然，后者则因厌弃非正义政治而全然退出政治。加缪指出，在极端的反叛和极端的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在绝对意义上才存在。它们都先假定这个世界和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折中变通之道”。31在道德上绝对自以为是和在道德上全无原则都会造成对世界的危害，“要想保持革命理想初中的革命行动，应当体现对（真理）相对性的积极认同”。32人类的未来并不能由革命信仰的绝对正确的主义来预测，“任何历史事业都只能是或多或少有理由的冒险。既然是冒险，也就不能拿来证明任何……绝对的立场必定完全正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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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反对暴力，但并不接受绝对反暴力的立场。加缪指出，暴力“造成（人际）交流的破裂”，使人们陷入无以自拔的对立。暴力会伤及无辜，造成冤冤相报，把自己从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一种万世不易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加缪也看到，凡有社会制度存在，就会有制度性暴力，“制度性暴力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看到制度暴力的存在，不是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合理性，而是要学会如何去限制它，尽量减少它对制度中人的伤害。在对待其他暴力时，加缪也持非常审慎、但不绝对反对的态度，“暴力只能是与别的暴力形式战斗的极端界限，例如在起义的时候”。34这种对待暴力的态度需要反叛者在政治实践中随时提醒自己是否到了非用暴力不可的极端界限，尤其是提醒自己，衡量这一极端界限的究竟是什么基本的价值原则。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必须由自己，而不是某个革命组织来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加缪式的反叛者是深深介入，决不孤独的。然而，这样的反叛者是公民社会中‘自我造就’的成员，不是谋求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成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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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尔及利亚：天真的人道和激进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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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于19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不断有法国殖民地居民移居阿尔及利亚，形成被称为“黑脚”的法裔殖民地居民群体，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战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两个穆斯林运动。一个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1924年组织的“北非之星运动”，后改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继而又改称“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另一个穆斯林运动则主张与法国合并，并要求穆斯林和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这一运动后来也越来越强烈要求自治，并在50年代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赛里夫（Selif）地区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杀死90名欧洲人。法国政府大肆镇压，屠杀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说受难者多达1万人）。1947年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地位法，虽然给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大部分却不能兑现。加缪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于1939年和1945年以记者的身份两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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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加缪在《共和阿尔及利亚》上发表一组文章，共11篇，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苦难，呼吁关于土地政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正义要求。36加缪强调这些改革有助于阿拉伯人和法国居民的同化，他的立场比当时最开明的法国政治家都更体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同情。37加缪强烈批评法国殖民当局的高压手段，他认为，“消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造成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法国）非正义”。加缪在战后再一次坚持了这一立场。1944年10月13日，加缪在给《战斗报》撰写的社论中提出应当给法属殖民地人民以政治权利。他指出，殖民地人民既然在“二战”时与法国人民同生共死，就理应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他强调，法国要想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在正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给法国人以正义，另一方面又在法帝国中宽恕（对殖民地人民的）非正义”。38加缪所坚持的是在同一正义原则下，法国居民和阿拉伯人的同化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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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赛里夫事件以后，法国保守力量大肆鼓吹报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危机”的一组文章（六篇），把阿拉伯极端暴力归咎于法国政策的失败。加缪坚持认为，法国的暴力镇压只会引起阿尔及利亚更为激烈的反抗。1954年，阿尔及利亚法裔居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4年从“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裂出去而形成）拒绝一切改革计划，要求彻底独立，以伊斯兰原则“恢复阿尔及利亚主权、民主和社会国家”。39加缪则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同时批评法国殖民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必须是“思想去毒和平息狂热”，即使社会冲突在所难免，也必须以人道价值来说明和解释这种冲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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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阵线采取暴力起义，加缪的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了极其痛苦的道德困境。正如罗纳德·阿隆森（R. Aronson）所指出的，“说到底，（加缪）没有能弄懂从1954年11月1日起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什么性质的暴动……加缪真的是落后于形势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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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把民族解放当作一场“冲突”，而非一场“革命”或“战争”。1954年，加缪给《快报》（L’Express，先为周刊，后为日报）写过三十二篇文章，其中一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这是加缪第三次以记者的身份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1939年和1945年，加缪对“殖民征服”的讨论和对“保护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严”的呼吁，表现出超前的道德勇气。1954年的加缪在民族解放暴力革命发生后，呼吁通过和平协商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则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人道主义。说它不合时宜，是因为加缪所持的那种道德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的人才有价值。在那些相信暴力为“正义事业”必须手段的人看来，主张以不流血、不牺牲性命的方式来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革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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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游击队已经从6000人增加到2万人，法军从18万增加到40万，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5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开始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者施以酷刑。加缪想要防止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阿隆，都已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不可避免，但加缪仍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事实上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受到严厉批评。加缪对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文章就是历史见证，无须再为自己辩护。他同时继续坚持以瑞士联邦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以保证所有的群体都享有高度自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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