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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是一个“二战”后被普遍用来描述秩序破灭的哲学概念。荒诞哲学认为，荒诞不在世界，亦不在人，而在这二者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敌对的，不协调的，但这二者却又是不可分的，因此才是荒诞的。犹太教传统和无神论对荒诞有不同的思考背景。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维赛尔的见证文学中。对青少年期的那个虔诚犹太教徒维赛尔来说，存在主义的“荒诞”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想法。在犹太教中，人的生命事件和意义都已经由Torah（犹太教经文）充分解释，Torah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神圣不变的秩序。这个秩序是建立在上帝和人（犹太人）的盟约上的。尽管如此，犹太教中也有成为质疑者甚至反叛者的人物（如约伯）。当维赛尔在《夜》中对上帝罔然不顾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发出愤懑之声的时候，他正是在犹太教的传统中扮演了一个约伯式的反叛者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即使我抗议上帝，那也是在与上帝的盟约中抗议，不是在这之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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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犹太人的誓约本身为人的抗议和反叛提供道德的和法的理由。维赛尔对此写道：“我们有责任保卫上帝的Torah，而上帝则因此有责任保护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存在。所以，当我们的精神——Torah——遭遇危险时，我们用武力来保卫它。然而，当我们的肉体存在遭到危险时，我们只能提醒上帝，在盟约中他有责任，也允诺过要保护我们。”17正是因为相互允诺，在上帝和犹太人之间有了一种道德合作伙伴的关系。18《夜》故事中，叙述者埃利就是在上帝与人的盟约关系中责问上帝的。他多次激烈地问上帝，为什么“在所有的种族中偏偏让我们日夜遭受煎熬”。但他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在他信仰发生最大动摇的时候，他仍然说：“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上帝的绝对正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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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奥斯维辛的时代，上帝和犹太人的道德合作伙伴关系瓦解了。犹太人因此身陷于一种真正的荒诞情境之中。这是一种不会自动化解，因此不容置之不理的荒诞，“谁要是虔诚地相信犹太教……谁就不能把上帝与大屠杀隔离开来”。20上帝不能推卸自己不保护犹太人的责任，“奥斯维辛不是一个意外……因为上帝在这事件中也有份”。21上帝与犹太人的盟约失效了，但上帝与人之间并没有因此断绝关系。上帝与人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就是荒诞。在这个新的关系中，上帝并不荒诞，人也并不荒诞，荒诞的是这二者之间互不协调，但又不能断绝的那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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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赛尔的后灾难见证文学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样，成为一种“与荒诞的对话”，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个对话中产生的不是孤独和绝望，而是“希望和快乐”。22尽管维赛尔承认受到加缪的影响，但加缪所说的毕竟是一种与维赛尔不同思想背景的荒诞。加缪是一个无神论者，对他来说，荒诞不是上帝秩序的失落，也不是上帝和人的盟约瓦解。在加缪那里，从来就没有过上帝这个最高权威，这正是为什么人的境遇从来就不可能不荒诞。人的境遇不能不荒诞，那是因为人知道，他永远不可能获得直接来自于真理源泉的知识，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真理和绝对价值的恩泽。加缪写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人不能没有意义地存在，但意义却始终不在人的掌握之中。因此，“人不能不面对非理性。人的内心向往幸福，向往理性。在人的（内心）需要和这世界的非理性沉默之间发生了冲突，于是荒诞便诞生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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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反叛和苦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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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缪的哲学中，预设神的最高权威和神赐的世界秩序，那就无异于放弃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反叛体现人的存在价值，“如果说在神灵的世界中，不存在反叛问题，这是因为事实上人们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实际问题，所有的答案已经一次作出。……人一旦从神圣中走出来，于是就有了疑问和反叛。……人专心索求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也就是说合情合理地作出答案。从此时起，一切疑问、一切言论就是反叛；而在神圣世界中，一切言论都是圣宠的行为”。24人的反叛，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人类社会今天只能，也必须与一劳永逸的、绝对的神圣秩序保持距离，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非神圣化的历史阶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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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中的医生里厄代表了这样一种与永恒绝对真理保持距离的人的反叛。他只是尽医生的本分，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并不奢求当别人的救星。他所致力的是人们的身体健康，不是他们的灵魂得救。他对神甫帕纳卢说：“得救这个词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期望。我只关心人的健康。对我来说人的健康第一。”26他对朋友塔鲁说：“我不想当英雄，也不想当圣人，我只想当人而已。”27医生里厄并不认为医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这可以说是加缪本人的想法。他在1948年的一次演讲中对听众说：“我和你们一样对邪恶感到惊骇。但是我并不像你们那样乐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还会有孩子受难、死去，我也将继续我的斗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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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鼠疫》中的神甫帕纳卢是一个坚信神圣的人。神甫染上了鼠疫，但他拒绝治疗，最后自己跳进了坟坑。他的死是一种自杀。那些一直到被送进毒气室都在等待上帝保护，相信上帝会解救犹太人的受害者，还有那些被迫害致死，但一直到死都相信党或历史会还他们清白的人们，他们是和神甫帕纳卢同一类型的人物。这些不愿反叛，在无言的屈辱中死去的人们，他们选择的其实也是自杀。这些死亡的相同之处在于，受害者不愿意放弃“信仰”，不能面对现实的荒诞，不愿承认上帝本身有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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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永恒、绝对真理秩序的世界里，个人的苦难因为孤独而变得没有意义。在纳粹的集中营，在古拉格，在夹边沟都是这样。《夜》中的埃利无法从上帝的允诺那里找到集中营苦难生活的意义。《墙外的市镇》中的迈克所受的苦难则与埃利的不一样。迈克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从集中营生还。20年后，他在一个叫派德罗的同情者帮助下，偷偷潜回极权统治的匈牙利，为的是去家乡，向“二战”期间对犹太人袖手旁观的非犹太乡亲讨一个说法。迈克在匈牙利被逮捕，警察折磨审讯迈克，逼他说出是谁帮助他潜入匈牙利。迈克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说出派德罗的名字，这是迈克对荒诞的反叛。斯顿里奇（S. Sternlicht）这样评价因反叛而获得意义的苦难：“迈克（在匈牙利）受折磨的苦难与他在‘二战’期间在集中营所受的苦难形成了对比。他在大屠杀中的苦难是无法理解的，但为了救朋友所受的苦难却有个人和道德的意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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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在狱中，向往墙外的家乡市镇，监狱的围墙成为迈克孤独个体存在处境的象征。由于孤独，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疯了。好在他的牢房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年轻人不说话。为了让自己不至于疯掉，迈克开始对牢友说话。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搞怪、吼叫、说故事，为的就是让那个年轻人开口。迈克最后终于使他开了口。尽管迈克还被关在牢里，但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可以成为他的信使，告诉别人，可能发生在人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受苦，而是心死和无动于衷的冷漠。迈克在与牢友的他人联系中重新确立了作为人的集体存在意义，这正是从他从派德罗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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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德罗是迈克的精神导师，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与法西斯战斗。派德罗对迈克说：“加缪曾写道，为了抵抗不幸的世界，你要让人幸福，这是一个指路的标记：它把你引向一个他人。”30《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就是这样一个以给人健康来抵抗瘟疫降世的人。派德罗告诉迈克，不要为一劳永逸地消灭苦难而走向极端的疯狂，“你让我害怕，你想要用把苦难推向极端来消灭苦难，推向疯狂。‘我受难，因此我存在’这种说法把人变成人的敌人。你应当这样说，‘我受难，因此你存在’”。31暴力革命的疯狂使人变成人的敌人，为了追求人的完美，人竟然变成了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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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难，因此你存在”这句话，和加缪在《反叛者》一书中所说的“我反叛，因此我们存在”是一个意思。马丁·布伯（M. Buber）说，人的存在不是孤独的自我，而是“我与你”的关系。32“我们”就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个人的苦难因此而具有集体的意义。加缪对此写道：“在荒诞的经验中，苦难是个人的。从反叛的行动起，苦难便有了集体的意识。因此，被荒诞压垮的心灵，它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了解，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共有这个荒诞，当他和世界隔离的时候，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真实性就会因这个距离受损。一个人所患之病，也就成了集体之疫。在我们日常的考验中，反叛所起的是‘思考’（cosito）在思想中的作用。反叛是人存在的最初证明，它把人领出个人的孤独。反叛把首要的价值建立在全人类的集体上。我反叛，因此我们存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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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的苦难增强集体存在意识，最能体现这一反叛的便是受害者对灾难所作的见证。灾难幸存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成为一种志业。在维赛尔的见证文学中，幸存者开口说话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开口说话是一个历经不同阶段的过程。开口说话的灾难见证者便是哲学家马格利特（A. Margalit）所说的那种替人类说话的“道德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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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利特在对“道德见证”的哲学思考中，把“道德见证”和一般的“见证”区分开来。“一个见证者要见证什么，才算是道德见证呢？”马格利特的回答是：“道德见证者见证的和亲身经历的应该是非常邪恶的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要成为一个道德见证，一个人必须既见证邪恶，也见证邪恶带来的苦难：单单见证邪恶或者苦难都还不足以成为道德见证。”3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常常遭遇到并不由邪恶造成的苦难，如各种天灾。而邪恶的意愿（例如要彻底消灭或奴役某一个阶级或异己人群），并不总是一定能付诸实施，造成现实的苦难。典型的道德见证者不仅亲眼见到苦难的发生，而且还是苦难的直接受害者，也就是“直接见证”。当然，如果人们对苦难的性质有不同的构建，“直接见证”的范围也会有所变化。如“文革”见证者不一定是直接家破人亡者，也可以包括所有在不同程度上体验过暴力和恐惧，被“文革”扭曲了人性的广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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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见证者的“道德”指的是什么呢？“道德”不是指见证者在邪恶统治下，在不堪的苦难中，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反抗精神，也不是指他们抱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道德”指的仅仅是，在邪恶看上去牢不可破、苦难看上去遥遥无期的环境下，仍然不相信邪恶和苦难就是人本应该是那样的活法。人之所以能这样“不相信”，是因为人的道德意识还在起作用。坚持正义是节烈者的道德，而不相信邪恶则是卑微者的道德。但在极端邪恶的统治下，这二者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一个不可能，而另外一个还有可能。在极端邪恶的统治下，不是不可能有少数节烈者，而是这样的节烈者不可能存活下来。能存活下来担任见证者的往往不是节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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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节烈者慷慨赴死时所抱的杀身成仁意志，幸存的见证人在苦难临头时所抱的是一种“清醒的希望”（sober hope）。他们希望的只是“在另外的地方，在其他时代，存在或应当还存在某个会倾听他们见证的道德群体。说这种希望也有英雄气质，那是因为，身处邪恶统治下，备受道德摧残的人很容易相信邪恶统治战无不胜，万世长存。他们也很容易以为，人的道德群体已经不再可能。谁身处于纳粹集中营或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无援无助，谁就自然会以为，千年纳粹帝国或者极权体制主宰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正常人的正常想法（邪恶权势不能永续万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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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都曾是邪恶当道、苦难临头时的苟活之人，为了求生，他们都曾违背良知，委曲求全。他们怎么还能算作是道德见证呢？马格利特就此写道：“标准的道德见证本应当有完美的道德操守。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能活下来而道德受损，尤其是为了当见证人而活下来，那么，他们仍然可以是道德见证人。我这么说，并不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而是不得已。因为许多人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那种环境真的是太可怕了。这种可怕的环境，它本身就需要有人活下来告诉我们。”36如果邪恶统治不损毁人的道德，如果由邪恶造成的苦难不扭曲人性，我们又何必要身受此难者见证邪恶和苦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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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当见证”。37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像对自己的生命做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做主是一种使命感，“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感。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转变为道德见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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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灾难的道德见证者见证灾难，也见证虽黯然失色但仍然可以从人性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人的多面性。艾斯特斯（T. L. Estess）对此写道：“维赛尔让我们看到，人的自我是多面的。（《墙外的市镇》中的）迈克一针见血地说，‘在人心的深处，人不单纯是刽子手，不单纯是受害者，不单纯是旁观者。人是这三者的合一。’”39后灾难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知道，人生活在一个并不神圣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风险极高的自由状态之中，恶是人的自由的代价。人不能依靠上帝去清除恶。人必须自己在与恶的不断抗争中扼制恶，这种抗争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结果。人必须为这一持续的斗争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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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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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0年。1984年此书出版时，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0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讲话。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238）[1]莱维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纳粹造成的灾难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过去，他记录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样的传说历史，而是与今天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道灾难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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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灰色地带中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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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之前，莱维的许多著作已经使他赢得了大屠杀幸存者记忆代言人的声誉，但是，他对记忆和知识，对他自己作为一个见证者的正当性都抱有怀疑。他说，集中营的历史几乎没有例外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书写的，我们并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底的都没有能够回来。（9）这种沉痛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感觉是莱维见证和回忆的主调，它直接包含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个题目之中，这个题目也是莱维《活在奥斯维辛》（也以“如果这是一个人”为题，1947年）第九章的标题。原来的书题是I sommersi e i salvati。“i sommersi”一语来自但丁《炼狱》第20章第3节，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死去，因此沉沦到地狱底部的芸芸众生。莱维用这个说法来指那些去到另一个世界，而终于没有能再回来向人世间报告的人们，这里又有《圣经·旧约·约伯书》里的意思。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便是莱维在集中营中的难友，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作见证，“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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