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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缪的哲学中，预设神的最高权威和神赐的世界秩序，那就无异于放弃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反叛体现人的存在价值，“如果说在神灵的世界中，不存在反叛问题，这是因为事实上人们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实际问题，所有的答案已经一次作出。……人一旦从神圣中走出来，于是就有了疑问和反叛。……人专心索求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也就是说合情合理地作出答案。从此时起，一切疑问、一切言论就是反叛；而在神圣世界中，一切言论都是圣宠的行为”。24人的反叛，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人类社会今天只能，也必须与一劳永逸的、绝对的神圣秩序保持距离，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非神圣化的历史阶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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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中的医生里厄代表了这样一种与永恒绝对真理保持距离的人的反叛。他只是尽医生的本分，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并不奢求当别人的救星。他所致力的是人们的身体健康，不是他们的灵魂得救。他对神甫帕纳卢说：“得救这个词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期望。我只关心人的健康。对我来说人的健康第一。”26他对朋友塔鲁说：“我不想当英雄，也不想当圣人，我只想当人而已。”27医生里厄并不认为医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这可以说是加缪本人的想法。他在1948年的一次演讲中对听众说：“我和你们一样对邪恶感到惊骇。但是我并不像你们那样乐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还会有孩子受难、死去，我也将继续我的斗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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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鼠疫》中的神甫帕纳卢是一个坚信神圣的人。神甫染上了鼠疫，但他拒绝治疗，最后自己跳进了坟坑。他的死是一种自杀。那些一直到被送进毒气室都在等待上帝保护，相信上帝会解救犹太人的受害者，还有那些被迫害致死，但一直到死都相信党或历史会还他们清白的人们，他们是和神甫帕纳卢同一类型的人物。这些不愿反叛，在无言的屈辱中死去的人们，他们选择的其实也是自杀。这些死亡的相同之处在于，受害者不愿意放弃“信仰”，不能面对现实的荒诞，不愿承认上帝本身有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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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永恒、绝对真理秩序的世界里，个人的苦难因为孤独而变得没有意义。在纳粹的集中营，在古拉格，在夹边沟都是这样。《夜》中的埃利无法从上帝的允诺那里找到集中营苦难生活的意义。《墙外的市镇》中的迈克所受的苦难则与埃利的不一样。迈克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从集中营生还。20年后，他在一个叫派德罗的同情者帮助下，偷偷潜回极权统治的匈牙利，为的是去家乡，向“二战”期间对犹太人袖手旁观的非犹太乡亲讨一个说法。迈克在匈牙利被逮捕，警察折磨审讯迈克，逼他说出是谁帮助他潜入匈牙利。迈克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说出派德罗的名字，这是迈克对荒诞的反叛。斯顿里奇（S. Sternlicht）这样评价因反叛而获得意义的苦难：“迈克（在匈牙利）受折磨的苦难与他在‘二战’期间在集中营所受的苦难形成了对比。他在大屠杀中的苦难是无法理解的，但为了救朋友所受的苦难却有个人和道德的意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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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在狱中，向往墙外的家乡市镇，监狱的围墙成为迈克孤独个体存在处境的象征。由于孤独，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疯了。好在他的牢房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年轻人不说话。为了让自己不至于疯掉，迈克开始对牢友说话。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搞怪、吼叫、说故事，为的就是让那个年轻人开口。迈克最后终于使他开了口。尽管迈克还被关在牢里，但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可以成为他的信使，告诉别人，可能发生在人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受苦，而是心死和无动于衷的冷漠。迈克在与牢友的他人联系中重新确立了作为人的集体存在意义，这正是从他从派德罗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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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德罗是迈克的精神导师，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与法西斯战斗。派德罗对迈克说：“加缪曾写道，为了抵抗不幸的世界，你要让人幸福，这是一个指路的标记：它把你引向一个他人。”30《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就是这样一个以给人健康来抵抗瘟疫降世的人。派德罗告诉迈克，不要为一劳永逸地消灭苦难而走向极端的疯狂，“你让我害怕，你想要用把苦难推向极端来消灭苦难，推向疯狂。‘我受难，因此我存在’这种说法把人变成人的敌人。你应当这样说，‘我受难，因此你存在’”。31暴力革命的疯狂使人变成人的敌人，为了追求人的完美，人竟然变成了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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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难，因此你存在”这句话，和加缪在《反叛者》一书中所说的“我反叛，因此我们存在”是一个意思。马丁·布伯（M. Buber）说，人的存在不是孤独的自我，而是“我与你”的关系。32“我们”就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个人的苦难因此而具有集体的意义。加缪对此写道：“在荒诞的经验中，苦难是个人的。从反叛的行动起，苦难便有了集体的意识。因此，被荒诞压垮的心灵，它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了解，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共有这个荒诞，当他和世界隔离的时候，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真实性就会因这个距离受损。一个人所患之病，也就成了集体之疫。在我们日常的考验中，反叛所起的是‘思考’（cosito）在思想中的作用。反叛是人存在的最初证明，它把人领出个人的孤独。反叛把首要的价值建立在全人类的集体上。我反叛，因此我们存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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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的苦难增强集体存在意识，最能体现这一反叛的便是受害者对灾难所作的见证。灾难幸存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成为一种志业。在维赛尔的见证文学中，幸存者开口说话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开口说话是一个历经不同阶段的过程。开口说话的灾难见证者便是哲学家马格利特（A. Margalit）所说的那种替人类说话的“道德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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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利特在对“道德见证”的哲学思考中，把“道德见证”和一般的“见证”区分开来。“一个见证者要见证什么，才算是道德见证呢？”马格利特的回答是：“道德见证者见证的和亲身经历的应该是非常邪恶的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要成为一个道德见证，一个人必须既见证邪恶，也见证邪恶带来的苦难：单单见证邪恶或者苦难都还不足以成为道德见证。”3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常常遭遇到并不由邪恶造成的苦难，如各种天灾。而邪恶的意愿（例如要彻底消灭或奴役某一个阶级或异己人群），并不总是一定能付诸实施，造成现实的苦难。典型的道德见证者不仅亲眼见到苦难的发生，而且还是苦难的直接受害者，也就是“直接见证”。当然，如果人们对苦难的性质有不同的构建，“直接见证”的范围也会有所变化。如“文革”见证者不一定是直接家破人亡者，也可以包括所有在不同程度上体验过暴力和恐惧，被“文革”扭曲了人性的广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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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见证者的“道德”指的是什么呢？“道德”不是指见证者在邪恶统治下，在不堪的苦难中，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反抗精神，也不是指他们抱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道德”指的仅仅是，在邪恶看上去牢不可破、苦难看上去遥遥无期的环境下，仍然不相信邪恶和苦难就是人本应该是那样的活法。人之所以能这样“不相信”，是因为人的道德意识还在起作用。坚持正义是节烈者的道德，而不相信邪恶则是卑微者的道德。但在极端邪恶的统治下，这二者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一个不可能，而另外一个还有可能。在极端邪恶的统治下，不是不可能有少数节烈者，而是这样的节烈者不可能存活下来。能存活下来担任见证者的往往不是节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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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节烈者慷慨赴死时所抱的杀身成仁意志，幸存的见证人在苦难临头时所抱的是一种“清醒的希望”（sober hope）。他们希望的只是“在另外的地方，在其他时代，存在或应当还存在某个会倾听他们见证的道德群体。说这种希望也有英雄气质，那是因为，身处邪恶统治下，备受道德摧残的人很容易相信邪恶统治战无不胜，万世长存。他们也很容易以为，人的道德群体已经不再可能。谁身处于纳粹集中营或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无援无助，谁就自然会以为，千年纳粹帝国或者极权体制主宰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正常人的正常想法（邪恶权势不能永续万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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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都曾是邪恶当道、苦难临头时的苟活之人，为了求生，他们都曾违背良知，委曲求全。他们怎么还能算作是道德见证呢？马格利特就此写道：“标准的道德见证本应当有完美的道德操守。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能活下来而道德受损，尤其是为了当见证人而活下来，那么，他们仍然可以是道德见证人。我这么说，并不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而是不得已。因为许多人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那种环境真的是太可怕了。这种可怕的环境，它本身就需要有人活下来告诉我们。”36如果邪恶统治不损毁人的道德，如果由邪恶造成的苦难不扭曲人性，我们又何必要身受此难者见证邪恶和苦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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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当见证”。37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像对自己的生命做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做主是一种使命感，“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感。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转变为道德见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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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灾难的道德见证者见证灾难，也见证虽黯然失色但仍然可以从人性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人的多面性。艾斯特斯（T. L. Estess）对此写道：“维赛尔让我们看到，人的自我是多面的。（《墙外的市镇》中的）迈克一针见血地说，‘在人心的深处，人不单纯是刽子手，不单纯是受害者，不单纯是旁观者。人是这三者的合一。’”39后灾难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知道，人生活在一个并不神圣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风险极高的自由状态之中，恶是人的自由的代价。人不能依靠上帝去清除恶。人必须自己在与恶的不断抗争中扼制恶，这种抗争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结果。人必须为这一持续的斗争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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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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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0年。1984年此书出版时，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0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讲话。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238）[1]莱维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纳粹造成的灾难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过去，他记录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样的传说历史，而是与今天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道灾难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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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灰色地带中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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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之前，莱维的许多著作已经使他赢得了大屠杀幸存者记忆代言人的声誉，但是，他对记忆和知识，对他自己作为一个见证者的正当性都抱有怀疑。他说，集中营的历史几乎没有例外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书写的，我们并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底的都没有能够回来。（9）这种沉痛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感觉是莱维见证和回忆的主调，它直接包含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个题目之中，这个题目也是莱维《活在奥斯维辛》（也以“如果这是一个人”为题，1947年）第九章的标题。原来的书题是I sommersi e i salvati。“i sommersi”一语来自但丁《炼狱》第20章第3节，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死去，因此沉沦到地狱底部的芸芸众生。莱维用这个说法来指那些去到另一个世界，而终于没有能再回来向人世间报告的人们，这里又有《圣经·旧约·约伯书》里的意思。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便是莱维在集中营中的难友，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作见证，“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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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消失于灾难的杀戮，再也回不来的人们，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来的，少数是因为幸运，而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82）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15万底层囚犯中存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活下来的主要是医生、裁缝、鞋匠、乐师、厨子、年轻英俊的同性恋者、集中营主管们的朋友和随从。莱维也是一个幸存者，至于他自己，他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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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通过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来观察集中营的灰色世界，见证给他带来困惑、痛苦、始终无法释怀的感觉，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以便对后人有所帮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记忆和需要分析的现象和现实太复杂、太暧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黑白两分“成见”，丢失那种本是“灰色”的真实。因此，“理解”成为见证似乎难以达到的目标，而“交流”既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加深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莱维，一个莱维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读者充分理解，而另一个莱维则在坚持与他们交流，他在此书“交流”一章中说，“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但是他又说，“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91）《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无法交流而又必须交流的特殊经验。传递任何过去的其他人道或极权灾难的特殊经验，也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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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书中罕见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诗歌里才有所表达的激情，但基调仍然是一种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的方法看世界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都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就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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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罪之记忆”、“灰色地带”、“无用的暴力”、“德国人的来信”和“结语”中，莱维都不断让读者看到，除了少数例外，纳粹冲锋队员并不都是魔鬼，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他们由于受到纳粹教育和宣传的洗脑，心灵和思维被彻底扭曲，成为在极权组织化体制中作恶的螺丝钉。如果施害者不是妖魔鬼怪，那么受害者也不是圣人般的殉道者。受害者也是平平常常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近乎殉道者的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施害者一样被极权统治侵蚀和扭曲，也是丧失了灵魂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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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扭曲的灰色世界里，囚犯对囚犯的侵犯甚至会超过德国人所做的，“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我们相互之间……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的群体中往往马上招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22）莱维让我们看到的是极权统治下几乎所有人的集体灵魂崩溃，集中营成为这种地狱式统治的最极端的缩影，“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24）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只是施刑人，受害人同样也被极权之恶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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