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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作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作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作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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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和“见证”的这种吊诡和困局使得证词包含的认识和伦理价值都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莱维有比许多其他幸存者更细致深入的思考，这使得《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成为一本不同寻常的思想和伦理文集。莱维认为，他自己属于那些极少数的集中营最好的历史学家，“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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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称赞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政治犯拥有比犹太人和其他罪犯高得多的文化背景，他们有能力“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而且，“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序10）他们中许多是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埃默里本人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是，莱维并不同意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7）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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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莱维说，虽然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化学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无知、冷漠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他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148）同样，许多一般的知识人也都是因为有了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并由此产生了迫切的思考需要，才在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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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很难在集中营或极权世界中立刻显现出来，他们在那里常会成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在一个只能关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环境中，从上到下都是反智的。一个人越是受过好的教育，就越是会处于双重劣势：首先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给他们带来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并“失去尊严”。他们更是常常会受到来自狱友的伤害，“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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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莱维坚持教育和文化对于人自我优化的意义，“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快乐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156）莱维对大屠杀的见证便是这样一种既令他振奋又给他带来痛苦的文化行为。见证者的付出和期待往往与他从读者那里得到的理解和体会并不一致，莱维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直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作为“幸存者”，也作为“人”来作见证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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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他的大屠杀记忆，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大屠杀作家”。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不需要“大屠杀”、“意大利”、“犹太”这类附带词的作家。除了大屠杀记忆之外，他还创作了诗歌、散文、科技小说和一部关于“二战”中犹太人战士的小说。他虽然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调行事，但还是接受过数百次的采访。他的大屠杀证词不只是“作见证”，而且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这是一种对后人富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它虽然受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却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极权主义的统治后，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及其可经受考验的程度，应该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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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在莱维那里看到一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6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致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是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但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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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在这个伦理价值中，平凡美德不是要抛弃诸如英雄主义、勇气、力量这样的传统“英雄”美德，而是要赋予它们在极权处境下或后极权时代的特殊含义。这与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所说的“弱势美德”颇为相似。与弱势美德相对的是“强势美德”，强势美德常与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则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7弱势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但这不是弱势美德的错，弱势美德本身就是极端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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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括号内的数字均为此书出处页码，全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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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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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片段”（Bruchstucke）的书。这是一部回忆录，讲述一个犹太孩子在犹太圈禁区和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苦难经历。书的作者是一位第一次写作的瑞士人，名叫本杰明·维克米斯基（Benjamin Wilkomirski）。维克米斯基当时是一位竖笛演奏师和制作人，从他的叙述来看，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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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幸存者叙述逐渐成为自传写作的一种新形式。许多幸存者叙述都是作者唯一的一部著作，而且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这类著作一般都不是精致的作品。它们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全在于故事中的遭遇、事件、环境非常特殊，特别具有催动同情和移情的效果。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就已经足以引发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兴趣和想象。在这些幸存者叙述中，有的确实后来成了“文学名著”，如维赛尔的《夜》（Night）和意大利人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幸存者叙述是不是够得上文学水准，往往就是拿维赛尔或莱维的回忆作品来作标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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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一出版，立刻受到普遍好评，被认可为又一部幸存者文学名著。《片段》以一个四五岁孩子的口吻叙述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遭遇。这个叙述者既不同于《夜》中那个15岁的少年人，也不同于《如果这是一个人》中那个24岁的青年人。《片段》记载了极为清晰感人的场面，但却呈现为片片断断的记忆碎片，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把经典现实主义和后现代自我意识融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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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也受到了国际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在英国，它获得了“犹太书籍国家大奖”（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击败当时参加竞争此奖的著名作家维赛尔和卡津（Alfred Kazin）的作品。维克米斯基成为公共媒体竞相邀请的人物，他在不止一个国家的电视台上亮相。他参加许多朗诵他作品的表演会，并由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赞助在美国巡回演讲。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都把维克米斯基当作自己的代言者。然而，就是这部作品，后来成为轰动一时的欺骗丑闻，促使我们思考见证、口述叙事、自传等叙述类作品的真实公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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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窃贼”和身份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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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7日，瑞士记者丹尼·甘兹弗里德（Daniel Ganzfried）发表文章，称维克米斯基伪造了他的生平。甘兹弗里德称，那个名叫维克米斯基的孩子从来没有被关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维克米斯基实际上于1941年出生在瑞士，原名为格罗斯让（Bruno Grosjean），并不是犹太人。维克米斯基立即否认了甘兹弗里德的指控。《片段》一书的不少读者都对维克米斯基表示支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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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兹弗里德的文章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报纸所引用。1999年，莱品（Elena Lappin）在极有声望的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葛律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著名的美国文学杂志《纽约客》上分别发表了深度评论维克米斯基事件的长文。两位作者都支持甘兹弗里德的说法，并对他的材料提供了补充。葛律维奇尤其措辞严厉，在文章题目中直接将维克米斯基称为“记忆窃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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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片段》一书的所有出版社，包括美国的Schocken出版社，都回收此书，停止它的发行。维克米斯基一下子从大屠杀英雄般的幸存者变成了一个骗子，从大屠杀记忆的保存者变成了出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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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维克米斯基在瑞士的代理人为了应对《片段》一书引起的争议，聘请瑞士历史学家米契勒（Stephan Maechler）对维克米斯基进行独立调查，以确认甘兹弗里德的说法是否真有根据。在调查期间，维克米斯基一直坚持，批评他的人盗窃了他的人生，并声称，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借此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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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维克米斯基已经信誉扫地，《片段》一书也已经停止出版，成为旧书店里的稀罕书籍。先前称赞过《片段》的刊物纷纷撤回好评，为他颁过奖的机构也撤回给他的荣誉。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在内的公众舆论纷纷批评维克米斯基弄虚作假，甚至谴责他为反对记忆大屠杀制造口实。维克米斯基自己则退出了公众视线。他虽然坚持自己的清白，但不再接受采访。1999年10月，一位瑞士律师甚至正式起诉维克米斯基，称《片段》为“冷血欺骗”，又称自己因为这本假书而受到了种种伤害：被骗了书钱，读假书花了不该花的时间，还无端付出了诸多同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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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米契勒的调查结果以《维克米斯基事件：生平真实研究》一书的形式公之于世。书中同时附录了维克米斯基自己的否定说法，也把《片段》作为附录置于书后。此书英译本于2001年由Schocken出版。Schocken本来就是《片段》一书的英译本出版者，米契勒的《维克米斯基事件》让《片段》以附录的形式重新面世，符合Schocken的利益，尽管这样，《片断》却再难是一部可以单独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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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勒着重指出，《片段》的问题不只是作者在作品中假冒叙述者的犹太人身份，而且更在于他在公共场合不断坚持假冒虚伪不实的身份，因此成为一种欺骗公众的行为。米契勒从他详细的调查中，得出的并不单纯是维克米斯基身份真伪的简单结论，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他为什么假冒犹太受害者的身份。米契勒的调查发现，维克米斯基的真实姓名是布鲁诺·格罗斯让，瑞士人，生母是伊旺娜·格罗斯让（Yvonne Grosjean）。伊旺娜生下这孩子时，并未结婚。她在民政机构的督导下，独自抚养这个孩子。由于生活窘困，不断变更住所。布鲁诺两岁时，第一次被照顾孤儿的家庭领养，后来又换了好几家，受过虐待，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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