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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米斯基在许多公共场合都刻意演示他的大屠杀幸存者身份，强化《片段》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不可能是两个人的印象。在举行《片段》朗读会时，朗读者总是他请来的演员。由于大多数的朗读用的都是英译本，而维克米斯基的母语是德语，这也许情有可原。但是，朗读的时候，维克米斯基并不只是静静坐在一边。他总是亲自吹着竖笛为朗读伴奏，以此烘托在极度痛苦中的失语状态。有的朗诵会甚至更具戏剧性，他故意让贵宾席上他自己的座位空着，本人则不现身。在这种情况下，他那看不见的身影布满了整个会场。他还会披一条犹太人用的祈祷披肩，营造一种虔诚的犹太教气氛，使得整个活动充满了神圣肃穆的宗教气息。在公共行为中，这种诱骗性的暗示是虚伪不实的，是违背真实原则的。这种公共秀所构成的蓄意造假和欺骗，一旦被察觉，作者当然就会失去读者的全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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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作者身份的真实伦理涉及了见证者的公众作用和见证的特殊社会意义问题。见证者对往事的记忆所起的是怎样的公众作用呢？首先，由于集中营的幸存者叙述或记录发生在见证者身上，他给公众提供的是一种只有他才能提供的史实知识。这种知识是非常个人的、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也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这个微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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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和写小说的人是替别人记述，作见证却不能由别人代言。正如罗马尼亚裔犹太人、幸存者诗人塞南（Paul Celan）所言，“没有人能代替见证人作见证”。14见证是一种在幸存者个人身上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当事人凭借这一知识，弄明白他以前的经历和他现在的存在。由于幸存者能与他人分享这种只有他才具备的知识，他的见证因此有了可贵的公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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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记忆的个人微观史实具有很大的历史暧昧性。它是历史的，因为它基于个人的直接过去经历。但它又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也许根本无法纳入宏观的历史规律、解释或叙述。正是由于这种暧昧性，对见证所涉及的灾难事件，如大屠杀或“文革”，一直存在两种本质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是“历史学方式”，另一种是“人类学方式”。这也是“史本位”和“人本位”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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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提供的群体概述超越个体经验的原因和规律。历史学方式要求，每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都必须，也只能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和理解。历史学分析越超然、越中立，历史事件也就越具合理性，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类学的方式则是个体描述。人类学通过个体把过去和现在，把同时代的不同人类都看成是一个可以用“人”来加以连贯的整体。从人类学看个体，具体的事件不再是把人类经验割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特定历史”。这种视角顾名思义就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它的最具代表的叙述形式就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故事”，而见证正是一种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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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明白见证的这种故事特性，经常有人以为，幸存者记录下自己以前的经历，对这段经历有他现在的理解，这还不够。他们坚持，幸存者有责任证明自己的记忆和理解确实与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信史”吻合，这样见证才算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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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要求是不对的。探索历史真实，确定“信史”，这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幸存者的职责。历史学家的工作做得越好，越不需要，也越不会勉强幸存者替他们来做这一份工作。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有大量的人证、物证（文献、实物证据，包括幸存者的见证叙述），使这个历史事实成为公众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见证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是为这种知识的可靠性添加新的证据。见证者的故事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并不就是历史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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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记忆叙述的另一个公众作用是，它坚持一种与不把人当人相对立的立场。它肯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意义。人们往往会有疑问，不同见证者的遭遇都“差不多”，有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见证都一一完整保存下来？就像每一个和别人生活都“差不多”的人，有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样，每一个见证者的遭遇叙述也都有它的个别意义。每一个见证人把自己的记忆叙述出来，证明的是，幸存者作了见证，没有沉默。对于那些身处苦难之中生死未卜的人们，见证根本就是一件他们想都不曾想过，或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见证表明的是，在“苦难而死”和“苟活而生”之外，人还有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存在方式，那就是“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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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做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格利特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像为自己生命做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做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15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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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记忆叙述的另一个公众作用是，它要求公众对受害者有一种人类伙伴的信任和认同，共同对“不留活口”进行抵抗。正如马格利特说的，倾听见证叙述，必须“先信人，才能信故事”。马格利特指出，见证的道德力量来自真实的目击，不在于目击者对苦难有多深的理论、思想或特别见解。16我们相信见证者故事的真实性，是出于我们对见证者的“信任”：“对于别人的见证，我不可能用自己有限的观察去核对它的真实性。我只能靠别人去核对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说，我只能依赖见证人的见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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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经由与见证人的认同关系，去信赖他见证的真实性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与见证人没有这种认同关系，对他们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那么我们也就会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见证的真实性。因此马格利特说：“对可能的见证人，我对他这个人的态度先于我对他见证的态度，我相信他这个人，于是我相信他所说的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见证者们的态度也许会发生变化，增加一些可信的，去掉一些不可信的。但在这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对人的忠诚和对事情的了解仍然是同样重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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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要确定见证的真实性，还得靠其他见证。如果对见证本身没有信心、没有信任，或是采取怀疑和犬儒的态度，那么见证所包含的真实便永远没有揭示的可能。只有那些对邪恶和苦难负有责任的人，才会用两种手段去扑杀见证。第一是想做到“不留一个活口”，从肉体上除去一切可能成为见证的活口。第二是千方百计地封杀幸存者的见证言论空间，不让活口开口，迫使见证者在沉默中死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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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活下来，才能作见证。人也只有作了见证，才能证实自己还活着，证实自己确实跨出了死亡的地界。因此，犹太人大屠杀专家德普莱斯（Terrence Des Pres）说：“活下来和作见证是相辅相成的，作见证不只是人的语言行为，而且更是人的存在的方式，那就是，在凡是有加害人和受害人区分的地方，都站在受害人这一边。”20正因为作见证认可的是这样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见证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见证者说出自己个人的苦难往事，而在于站在人类的普遍立场上，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当作一个来自非正义世界的真实例证，提出来警示所有的公众。见证苦难，不仅仅是为了灾难不再发生在见证人自己身上，而且更是为了苦难不再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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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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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1995）是德国高中和美国大学德语系课程的常选读物，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售出超过200万册。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她的电视节目中对《朗读者》大加赞赏。小说也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担任女主角，这些都使这部小说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注视。然而，《朗读者》并不只是一部畅销小说，还是一个关于纳粹统治下“德国罪过”的读本。对无数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它更是一个关于如何记忆他们所未曾亲自经历过的历史灾难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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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明镜》杂志称这部作品是自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记忆纳粹罪恶的《锡鼓》后德国文学的又一重要成就。如果说《锡鼓》是“二战”中那一代人的德国记忆，那么《朗读者》便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的“二战”后第一代人的德国记忆，也就是“二代记忆”。小说故事里的男女主角忘年恋和“每个人心里的秘密”主题对普通读者富有吸引力。然而，小说涉及“德国罪过”及其记忆问题，那才是是思想界人士关注的重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于1945年出版《德国的罪过问题》（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一书，从那以后，“德国罪过”就一直是如何记忆和看待所有德国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不同责任的沉重议题。随着“二战”后第二代的间接记忆逐渐取代他们父母一代的直接记忆，“德国罪过”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更有争议。它在原来的不同罪责厘清问题之外，又向人们提出了人道灾难的“后代记忆”问题。《朗读者》敏锐地触及了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了关于纳粹德国罪恶记忆和道德思考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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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罪过”的二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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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沉重而复杂的“德国罪过”问题相比，《朗读者》的故事显得温情可人。美国文学批评家露丝·富兰克林（Ruth Franklin）指出，正是由于《朗读者》沉重与温情的对比和冲突，它成为一部“既显露又隐藏”的作品。显露的是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隐藏的是一些令人困惑和富有争议的灾难记忆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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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的故事是由名叫迈克尔·伯格的男子叙述的。他15岁那年因为患病，身体十分虚弱，一次意外晕倒，幸好遇到电车售票员汉娜，被她送回家里。康复后的伯格登门道谢，汉娜的成熟妩媚撩拨起他年少冲动的情怀。他们两个年龄相差21岁，本可以成为母子，但却萌发出一段热烈的姐弟恋情。汉娜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伯格为她朗读各种文学名著，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然而，突然有一天，汉娜神秘地失踪了，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伯格以为是自己的错才导致汉娜的离开，心情无比痛苦和失落。8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一直把对汉娜的爱深藏在心底，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作为实习生参加了一场纳粹的审判，意外地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居然就是汉娜。原来汉娜在“二战”时期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因对300多名犹太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而受审。伯格虽然因汉娜的罪犯身份而耻于与她相认，但却无法相信善良的汉娜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伯格心中的煎熬随着审判的进行而日益加深，而汉娜往日的一些神秘行为也逐渐有了解释。他发现了汉娜一直刻意隐藏的秘密——她是个文盲。她一直保守着这个“自己的秘密”，哪怕必须承担过重的罪名。汉娜最终被判无期徒刑。伯格为自己明知汉娜的秘密，但却没有勇气替她澄清罪责而负有“罪感”，这种私人的罪感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共罪感——那种为纳粹期间“德国罪过”所负有的罪感——之间形成了冲突，也为“二代记忆”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记忆伦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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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罪过”的二代记忆与一些其他极权人道灾难的二代记忆有所不同，那些国家的人道灾难发生在同一民族内部，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残害苏联人，“文革”期间的中国人残害中国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人残害柬埔寨人。这种罪过是一部分，而不是全体苏联人、中国人或柬埔寨人的。德国罪过不同，德国人的残害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对于“二战”后一代的德国人，无论他们的父辈是否支持过纳粹，德国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母亲”。他们都是这个母亲的“子女”，而不像在苏联、中国、柬埔寨那样，一些国民被另一些国民残害，被当作自己国家的敌人，根本就不配当这个国家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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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母亲成为《朗读者》的主题象征，也使得“二代”的概念可以更加贴切地运用在德国人的国“家”记忆上。伯格羞于承认与汉娜的关系，他隐藏在心里的罪感象征了德国“二代”与祖国母亲之间的畸恋关系，用露丝·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既是恋人又是母亲，揉杂着诱惑、哺育和残忍”。2在伯格的心里，汉娜这位母亲人物过去的罪过并不全是她个人的责任，汉娜是在并不明了党卫军性质，也没有加入意愿的情况下，“偶然”地成了这个罪恶组织的一员。她原是西门子一家工厂的工人，不识字，却偏偏要被提拔到办公室工作，为了遮掩文盲的羞耻，她报名去当集中营的看管。她在集中营里工作，尽忠职守，而这造成了300名犹太妇女的死亡。汉娜不识字成为一个隐喻：她是一个愚昧的人，犯下的是“无知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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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愚昧之人所犯的就一定是“无知之罪”吗？如果是无知之罪，犯罪者是否可以因“无知”而免罪？如果不能，他必须承担的又是怎样的罪责？这些正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西德“面对过去”（Vergangenheits bewltigung）大思考中提出来的问题。Vergangenheit在德文中是“过去”的意思，也指从过去到现在的这段历程。Bewltigung是从动词bewltigen变化而来，意思是完成、克服或突破。对于过去而言，需要“完成”（让过去成为过去）、“克服”（不再提它）、“突破”（反思后走出它的阴影）的往往是令人羞耻，不堪、不愿提起的事情。德国有这样的过去，不少别的国家也有，但德国人面对过去更为认真，反思也比其他国家彻底。但是，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有同样的反思，在他们中间存在许多关于如何面对过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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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面对过去有四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重新诠释，例如，日本人重新诠释他们“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的侵略和暴行史。第二种是用封闭的办法来“冷藏”过去，把它当成禁忌话题，其中的许多人物与事件都成为禁区。第三种是刻意与过去划清界限，彷佛历史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突然断裂，不再连贯，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民则在同一时间变得与过去无关。“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东德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第四种是积极面对过去，西德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从历史、法律、人权等角度来反思纳粹统治的过去，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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