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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的“面对过去”有它自己的特征和障碍，因为记忆者中许多都是纳粹的二代，他们碰到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对待个人亲情与公共道德责任之间的冲突。这正是施林克在《朗读者》中展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点上，施林克与君特·格拉斯有所不同。虽然格拉斯的作品常被归类为德国“面对过去”运动的一部分，但他自己却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面对过去”这个说法暗示了某种与过去的妥协。施林克并不认为面对过去就一定是与过去妥协，但是《朗读者》的说故事方式却还是让不少批评者觉得，施林克就是在与过去妥协。是否与过去妥协的问题并不只关系到施林克一个人或《朗读者》一部作品的倾向，而是指向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后代人可以如何在不割舍个人对父辈亲情的情况下，对父辈参与造成的集体灾难记忆保持应有的记忆并作出应有的道德评价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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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代人的人伦和记忆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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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后第二代人不得不从父辈犯下的德国罪过继承沉重的罪感，他们中有许多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能割舍个人的亲情，而另一方面则不能对“德国罪过”无动于衷。伯格因与汉娜的亲密关系而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他那一代人的缩影，他说，“我因为爱汉娜而受到的痛苦，可以说也是我这一代人的痛苦，是德国的命运。我犯下了爱一个罪犯的罪”。在德国战后的第二代人中，谁又没有爱过与纳粹有关的人呢——要么是他们的父母，要么是其他的亲人或朋友。这种无可避免的个人之“爱”中，是否包含着某种罪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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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材到艺术表现，“我犯下了爱一个罪犯的罪”构成了《朗读者》故事的基调。故事开始的时间是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叙述者伯格得了“黄疸病”（电影里改成了“猩红热”）。黄疸病（yellow mania）的“黄”引起人们对受迫害的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星臂章的联想。伯格是在秋天得病的，到第二年春天才康复，“在旧的一年里，天越来越冷、越黑，我也就病得越重。一直要到新的一年来临，我的病才渐渐好起来”。这在暗示，战后的德国病了，要得到治疗才会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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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与汉娜的关系充满了道德焦虑和矛盾。伯格偷窥汉娜换衣服，满心羞愧地逃走，但又被她吸引，偷偷回来见她。他问自己：“我受的道德教育都被颠倒了吗？……如果以欲念注视某人与满足欲念一样地坏……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行动去满足欲念？……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欲念让我开始了一种奇怪的道德思考，使我的罪感不再发声。”一个人做一件事，意愿和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做了错事，罪过是属于意愿，还是属于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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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与行为的问题困扰着伯格，对人道灾难记忆来说，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罪过责任问题。伯格说：“我不是说考虑和决定不影响行为，而是说，行为并不只是考虑或决定的结果，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这同样也是战后二代在思考“德国罪过”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个人意欲犯罪而并无行为，是否与他确有犯罪行为犯下同样的罪过呢？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多少世纪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解答。奥古斯丁和《圣经》福音认为，这二者没有区别。但是，也有人认为，一个人想取不义之财与他真的去贪污或偷窃，在有所行动与没有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样，人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一个人在自己并不想犯罪的情况下犯了罪——如汉娜在并不想杀死那300名犹太妇女的情况下，造成了她们的死亡——他犯下的罪是否就比出于自己动机的作恶轻一些，或者根本就不必追究，也无从追究呢？所谓的“无心之罪”与“有意犯罪”的界线又在哪里？在确定人道灾难的罪行归属和量刑轻重时，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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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身不由己”做坏事（无犯罪动机而犯罪）的问题给伯格带来困扰，令他同样困惑不解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对待“因为爱国家而不幸做了坏事”（因良好动机而犯罪）。国家常被比喻为“祖国母亲”，这在《朗读者》中成为一个明显的隐喻。汉娜比伯格年长21岁，伯格不止一次地想，“她可以做我母亲了”。小说叙述里不断提到“奶”，在电影里有两次明显与奶瓶有关的镜头。第一次是伯格为汉娜取煤的时候，他走进屋子，看到汉娜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一个牛奶瓶。第二次是汉娜不辞而别之前在水龙头下冲洗牛奶瓶。两个主角的亲密关系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出现奶瓶。但是，喝奶的不是伯格，而是汉娜。汉娜是个“可以说是母亲”，但又不是情理中母亲的母亲。伯格与这位“母亲”的关系成为德国战后二代与“德国母亲”关系的象征。这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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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后半部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即汉娜离去八年后伯格成为法律学生的时候。这时候德国正在进行对纳粹罪行第二阶段的追究，起诉一些并非纳粹要人的普通罪犯。历史上称为“法兰克福审判”或“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被起诉的是一些中、下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看管，如何给他们定罪同时成为一个法律和道德责任的难题。《朗读者》中的历史细节是真实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8000纳粹工作人员中，经法兰克福审判而定罪的只有19人，其中只有6个被定谋杀罪。故事里的那6个谋杀罪犯中，判刑最重的便是汉娜（无期徒刑，西德没有死刑），而她偏偏是一个因为“不识字”才“不经意”犯罪的普通女子。伯格是这么想的，“不，汉娜并没有选择犯罪，她是不想在西门子工厂被升迁，这才误当了（集中营的）看管”。在德国，60年代后期的青年人大多非常激进，号称“1968年的一代”。他们认为只追究极少数纳粹分子的罪恶，不过是表面文章地对待过去，反而让太多的人有了逃避责任的可乘之机。伯格感觉到来自他们的压力，他叙述道：“我们讨论班里的学生把自己当作是激进的追究者。我们都谴责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觉得羞耻，尽管1945年以后他们并没有干坏事，而只是宽容地对待他们当中那些曾经犯有罪行的人而已。”这样一种“宽容”在伯格的同学看来是一种道德羞耻，但对伯格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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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实、解释和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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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伯格来说，他的情人汉娜的罪行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汉娜是因为偶然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而加入纳粹的。她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一个值得同情的文盲（“文盲”在教育普及的德国简直就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这样一个好人在那些残忍的刽子手中是一个例外。如果她并不是一个“真的”纳粹。那么伯格爱上她也就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爱上一个纳粹”的道德问题。第二，她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是环境的受害者，她参加党卫军不是因为认同党卫军的世界观或政治意图，而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是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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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解释都是从生活环境去看待一个人所犯的罪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解释所表现出来的“理解”会不会对犯罪的“事实”起到淡化的作用？历史解释者在对过去罪行表示理解的时候，对无辜的受害者又负有怎样的道义责任？历史学家在解释中所依据的所谓“事实”是确实的“可证事实”呢，抑或原本就是由主观看法拼合而成的“事实”？历史学家们的道德判断又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事实的确定和选择？这些都是思考过去罪行所不应回避的记忆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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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纳粹罪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指出，历史研究中的“可证事实”与“解释”之间并无绝然的区别界限，差别主要是程度的不同。3有的“解释”是比较明显的，例如，把屠杀犹太人视为德国人在多种影响下“必然”或“自然”会有的行为，它强调德国政治威权主义的文化影响、德国人所受到的反犹主义思想洗脑、他们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等等。有的“解释”则不那么明显，例如，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杀害”一词，它不一定是指枪杀无辜受害者或把他们赶进毒气室，而是也被用来指以其他方式造成他们非正常死亡。“自然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因此成为理解“杀害”的关键。例如，历史学家阿诺·迈尔（Arno Mayer）说，在奥斯维辛和欧洲其他地方，大多数犹太人是死于“自然原因”——疾病、饥饿、精疲力竭。勃朗宁指出，这看上去是“可证事实”，但是，这种生活状态是由于纳粹的残酷统治而造成的，因此，将这些看成是“自然死亡”而不是“非正常死亡”，是一种“解释”，而非“确实事实”。这样的解释可能起到为纳粹开脱罪责的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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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对什么是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命令”，也有事实和解释的争论。这涉及究竟是一个或一种命令，还是多种命令的混合？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希特勒的命令”？有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自上而下发布的希特勒的命令。5然而，他们所说的“事实”其实未必就是事实，因为强调“希特勒的命令”本身就一种对“命令”是“自上而下”的解释。而且，世人并不能因为历史学家们没有找到希特勒的命令就断定它一定不曾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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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在追究罪责和审判罪犯的许多法律定罪过程中，一再出现“确证事实”的问题，如20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80年代美国对前纳粹人员的押解遣返。在这些法律程序中使用的证据（目击证人的证词、文件、物证和辅助证据）都被视为“确证事实”（历史学家们使用的也是这种性质的材料）。如果要否定这些证据，则需要提供反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事实”材料。然而，强调“确证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具体个人具体罪责的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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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普通人”的罪行问题时，不仅“事实”与“解释”的界限常常不明，而且还涉及“日常生活”环境的作用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纳粹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叫作“日常生活历史”（Alltagsgeschichte）的研究方法，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把纳粹罪行看成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行为，会使罪行变得“正常”，进而因平淡化而显得可以接受。他们认为，对生活在纳粹制度下的普通人所犯下的罪过，日常生活历史表现出来的“理解”往往显得超过了“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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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研究会不会因为注重于普通人生活的“正常”而淡化他们纳粹罪过的反常性呢？勃朗宁认为这样的顾虑是不必要的。他指出，日常生活史可以揭示纳粹的罪恶统治是如何渗透到普通德国人的日常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中去的，而这正是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他自己研究那个由普通人组成的警察101营的历史便是以此为目的。这个警察团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杀害，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在当时的德国，正如一名警察团成员自己所说，不过是“家常便饭”（our daily bread）。6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否会起到淡化纳粹罪恶的作用，关键在于它要揭示什么，也就是说，它分析和解释日常生活，问题意识是什么。通过确定研究目标，历史研究是可以把“事实”与“解释”结合到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史”对历史叙述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解释中所包含的那种“设身处地理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移情”（empathy）。美国分析心理学家和作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 Lifton）的《纳粹医生们》（The Nazi Doctors：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一书曾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布鲁诺·班特海（Bruno Bettelheim）对此书的选题和写作方式表示遗憾，他写道：在读这本书时，“我只是去理解囚犯们的心理状态，而避免去理解党卫军的心理状态——因为随时都有这样的危险，你充分理解党卫军的心理状态，也就跟原谅他们差不多了。……我认为，有的事情是非常邪恶的，我们的任务是摈弃和防止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试图以移情的方式去理解这样的事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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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移情的问题在《朗读者》对汉娜这个人物的处理中也很突出。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文学作者则必须对人物有所理解，也必须通过叙述者把这种理解清楚、生动地说出来。而且，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必然需要作者和读者在相当程度上愿意，也能够为他或她“设身处地”，并有所“移情”。这种“理解”是否意味着接受、原谅甚至辩解呢？对此，不同的读者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也就不可避免会有分歧和争论。因此，这样的文学“理解”也可能被看成是一种蓄意利用“读者同情”的“记忆政治”（Erinnerungspolitik），悄悄地把文学人物扮演什么角色和有什么罪过搁了到一边。《朗读者》中的伯格这个人物便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给予理解，同时也予以谴责，但是，这样做太可怕了。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着对她的再次背叛。我现在还没到不行的时候。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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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历史研究中，理解不应该等于接受，也不应该等于原谅。我们可以从勃朗宁对警察101营的历史记录和叙述找到这样的例子。要客观地展现纳粹对德国人进行思想毒害的历史事实，就不能将那些警察妖魔化。那些参与开枪屠杀的都不是青面獠牙的恶魔，而是活生生的普通德国人。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有拒绝参与屠杀的普通德国人。勃朗宁对此写道：“我必须承认，在这样的境遇中，我既可能是一个刽子手，又可能不当刽子手——这两种情况都符合人性。这样我才能尽可能地理解和解释这两种人的行为。我所不能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老生常谈，那就是，理解就等于辩护，理解就必然原谅。（历史的）解释并不是找借口辩护，也不就是原谅。如果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谴责作恶者的行为，不需要对他们有所理解，那么我就不可能写这个历史了，所有关于作恶者的历史也都只能是单面漫画式的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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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漫画式的历史或文学都是肤浅、教条、僵化的记忆，它也许可以给过去罪恶为什么发生提供一个方便的解释。这种解释（如“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是“文革”失控，造成空前人道灾难的原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更不要说为防止未来再出现类似的灾难提供真正有用的教训思考了。作恶者们都有自己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作恶原因和所作之恶。这些对后代记忆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这种对个人故事的了解并不等于原谅。在道德失去支配和非道德占据上风的大环境里，经常有人因恰巧有某个遭遇而牵涉到某些事情中去，或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而开始做了坏事，从此陷入到作恶中去。这么看待他们的遭遇，并不等于原谅他们做下的恶行。对于后代的历史记忆来说，如果当事人说出自己的故事，故事的力量可能超过历史教科书的课堂教学效果。这对于说故事的人自己也可能是一种虽不宽恕自己，但可以减轻罪感的解脱，正如《朗读者》结尾处伯格所说的，“也许我写出我们的故事是为了从它得到自由，尽管我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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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帮助后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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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以历史教科书和学校活动为主的“德国罪过”教育似乎并不总是可以取得预期的成效。然而，《朗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却是一次又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德国罪过”诸多问题的讨论。《朗读者》不属于见证文学，而是与另一类文学作品有关。《朗读者》是“面对过去”文学的延续，最早在德国“面对过去”的文学代表作品有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其中以《铁皮鼓》（1959，虽然格拉斯本人并不承认与“面对过去”的关系）和齐格菲·蓝茨（Siegfried Lenz）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1968）尤为著名。这些都是以纳粹期间的儿童成长为题材，由此深入思考了那个疯狂时代德国人被扭曲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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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德国，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是整个社会“面对过去”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德国各地有许多纪念大屠杀的公共建筑，像达豪集中营（Dachau）、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这样的地方也都作为纪念处所或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成为小学和中学生历史教育的场地。1999年德国政府所在地从波恩移到柏林，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被设计为新政府大厦建筑的一部分。这个博物馆有个非正式的名称，叫“Holocaust Mahnmal”，“Mahnmal”一字虽然是“纪念馆”的意思，但比一般的“纪念馆”（memorial）更具有明确的“教训”、“警示”、“催促”、“力劝”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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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去”不仅涉及追究和谴责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包括在文化、宗教、艺术、哲学、科学、教育等领域中反思普通德国人与纳粹的妥协、合作甚至共谋。“面对过去”因此既要追究国家政权和领导人的责任，也要尽可能辨明普通德国人在“德国之罪”中扮演的角色。忽视或放过后面这一部分的“面对过去”是不充分的，因为那无法真正懂得一个曾经孕育过欧洲启蒙的民族怎么会如此顺从地跟随纳粹政权，自然也就无法从中接受永远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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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过去”对德国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反思教育作用，但许多对历史缺少体会的青少年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些“大家都在讲的老生常谈”，并对之产生厌烦和逆反心理。1995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之际，《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彼得·史耐德（Peter Schneider）的文章《祖父之罪》。在这一年的一些纪念活动中，史耐德与大约300名德国青年有过交谈，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3岁之间，按我们的说法，应该是七○后的那一代。史耐德问他们对大屠杀知道些什么，怎么看待德国的这段历史。他发现这些青少年对他提出的问题并无反感，对战时发生的事情也相当了解，这是因为学校课程中都有介绍大屠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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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史耐德谈到道德责任问题时，这些青少年的反应却令他感到意外，他们有的认识不清，有的则干脆表现出全不在乎的样子。一个男孩在谈到离他家不远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时说：“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他们焚烧他们（犹太人），真有意思，真有趣。”另一位家住在离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不远的少女抱怨道，她学校的班上每年都有集中营的纪念活动，“所有那些‘你必须看这个’，‘你必须有这个感受’的东西，我已经受够了”。史耐德告诉一位十二年级的学生，在战争结束前几天，在他家乡有集中营的囚犯在试图逃跑时被当地居民捕获，他们毒打并枪决了这些囚犯。史耐德问这位学生对此有什么想法，他回答道：“你自己当时不处在那种境地，所以你无权评判他们。今天我当然会说，‘别开枪！’但我不评判那些不这么说的人。”9即使在一般认为重视纳粹记忆的德国，记忆教育仍然是一个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长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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