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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听说奥斯维辛，4月，告诉妻子在芭比·雅（Babi Yar）和基辅发生的屠杀。1942年10月，称奥斯维辛为一个“快速的屠宰场”。1943年1月，“从奥斯维辛不断传来的可怕消息”。……大家一直在说许多（犹太）撤离者［押解出德国］甚至不能活着到达波兰。在运牲口的车厢里就被毒杀了，车厢然后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边。（194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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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关于犹太人的传闻：在撤离去波兰的途中有大规模杀害。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和美国的协定后，犹太人被允许离开匈牙利。我们觉得第一条很有可能。只有当匈牙利脱离德国时，第二条才有可能。判断是否正确？茫然。（194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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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不久前许多犹太老人（300？3000？）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押解出去。后来英国广播报道说，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用毒气杀死。是真的吗？（194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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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日记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原因是记录了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真实态度。在克莱普勒对与他人交往的记录中，绝大部分德国人在犹太人处于极度困境时袖手旁观。他们不仅是被纳粹的仇犹思想洗脑，而且自己也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与犹太人有所牵连，灾祸便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用“分清敌我”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这是与一切现代极权相同的统治法术。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道：“这位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太友善被处以高额罚款……雅利安人确实有害怕与犹太人交往的理由！盖世太保痛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1943年3月2日，他记道：“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给将要押解的犹太人送东西，警察都可以将他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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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是有雅利安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他们的犹太朋友和熟人。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有十几处提到一个叫里契特（Richter）的德国人。里契特受Schrapel房产公司委托，管理克莱普勒那一带的房屋。克莱普勒第一次见到他是1942年4月19日，他这样记下自己对里契特的印象：“我想自己要见到的肯定是一条（纳粹的）猎犬，因为他就是为了看管我们而被派来的。但我却碰到了一个秘密盟友——党所挑选的人居然这样地可靠！真叫人高兴，哪怕最后我不一定能得到好处。里契特30岁出头，和我握手，小心地关上房门，不让隔壁的秘书看到。他告诉我说汉斯（Heise，前任）不得不辞职了，因为他对犹太人太客气。如果他，里契特，不装装样子，过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管理员来了，对你不会是件好事。里契特说他会帮我，他知道我们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1942年4月２６日）里契特后来偷偷给克莱普勒送土豆。1943年2月14日，克莱普勒记道，里契特告诉他，“这里很快要发生屠杀了”，劝他到乡下去躲一躲。1943年2月14日，克莱普勒记道：“我告诉他我不被允许离开德莱斯顿。（他说）我必须就在这里躲一躲。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空房间，一个应急的地方。”后来里契特自己被警察抓走了。战后克莱普勒才知道，“里契特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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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当如何解读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多分歧。自从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出版以来，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自觉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意或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们似乎都可以在克莱普勒日记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实际例证。这正是克莱普勒日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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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一书199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先是受到普遍赞扬，后来又受到普遍批评。关于此书的争议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屠杀犹太人是不是全体德国人的罪过？这也是一个从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引起史学界和其他人士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和行为，普通德国人到底知不知情？曾经产生极大公众效应的电影《纽伦堡审判》（1961）中，这个问题便已经被明确提出，从纳粹的司法部长、纳粹将军太太到普通的德国人，对这个问题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回答——不知情。克莱普勒的日记让读者察觉到，普通德国人即使不完全知情，也绝不是完全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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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莱普勒日记中的普通德国人，并不都是像戈德哈根所分析的那样，对犹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戈尔德哈根认为，必须为大屠杀负责的是根深蒂固的德国仇犹文化。克莱普勒则表明，仇恨犹太人并不是德国的本土意识形态。希特勒主义利用和延续19世纪的奥地利反犹主义，这才使仇恨犹太人成为纳粹时期德国的“正确政治思想“。但不少德国人处在又想“做好人”，又想“政治正确”的矛盾之中。1944年8月，有一次空袭演习，带队的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好人”。他先是说，要是犹太人的地窖塌了，不会就这么眼看他们烧死的。但又说，“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是不能这么做的”。（1944年8月5日）克莱普勒日记的这则记载为人们了解和思考纳粹极权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集体罪过问题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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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最后4个月的日记占了第二卷514页中的173页，详细记载作者在纳粹灭亡前最后时期的生活状况。这则1945年2月13日至14日的日记是2月22到24日补记的。克莱普勒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许多都是病人或有小孩的母亲，他们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营的对象。克莱普勒知道再下一批就轮到他自己了。盟军1945年2月13日至14日轰炸德莱斯顿。当时火光冲天，克莱普勒找不到妻子，脸上受了轻伤。他抓住装日记的袋子，冲过大火，逃到易北河边，看着那个像“洛可可珠宝盒”一般美丽的德莱斯顿在大火中燃烧。2月14日天亮的时候，他的妻子找到了他，一把撕去了钉在他胸前的黄星标记。他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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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记和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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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日记一出版，就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但就历史价值来说，克莱普勒的日记要高得多。克莱普勒是一个学者，他记录的不仅有丰富详实的日常生活细节，而且更具备敏锐的社会、政治观察和对人性人情的体会。克莱普勒更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的日记记录了许多与纳粹意识形态有关的日常语言现象和由那种特殊语言所塑造的国民思想和心态。他的日记提供的是当时德国日常生活的环境氛围，令人想起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的日记记录的17世纪德国、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 Simon，1675—1755）日记中的18世纪法国和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日记中的19世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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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这些著名日记不同的是，克莱普勒的日记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写作和保存下来的。他的日记每隔一段时间，都得由他妻子秘密带到德莱斯顿郊外一个叫作Pina的小镇，藏到一位友人的住处。这使人想起《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把日记偷藏在墙洞里的情形。在纳粹德国，克莱普勒记的是随时可以令人丢失性命的“反动日记”，他写日记是为了“作见证到最后一刻”。他的日记见证的是那个残暴的纳粹极权统治。冒着危险和不冒危险的日记需要不同的道德勇气，而道德勇气正是历史见证最重要的价值基础。任何“罪人日记”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道德见证价值，都是因为有一个考验记录者的残暴环境。克莱普勒1945年以后的日记虽然由同一人记载，在“作见证”这一点上，已经完全不能与他从1933年到1945年的日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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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人们对纳粹时期德国的了解来看，克莱普勒日记的客观、真诚和对社会、政治的理解都超过许多同时代人。把克莱普勒的日记和他的两位同时代人的日记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恩斯特·恽格尔（Ernst Junger，1895—1998）是一位勤于日记的作家。他是德国“一战”时的英雄，文学名人。恽格尔坚决反对魏玛帝国，一度接近纳粹，甚至为纳粹党报撰搞，把自己的著作寄赠希特勒。但是，纳粹当政时期，他看透了纳粹的残暴，甚至在小说《在大理石山崖上》中讽刺纳粹。“二战”期间他旅居巴黎，但驻守在那里的德国国防军当局仍然还是允许他出版了日记第一卷。1945年，这一卷日记与后来的九卷一起再版的时候，恽格尔刻意删去了其中因他与纳粹的关系而有损形象的部分。这种经过修饰的日记，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与克莱普勒的原始日记相比。不仅如此，恽格尔日记把仇犹仅仅当作一种德国恶俗来记载，对犹太人的命运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淡，使得他的日记远不能成为苦难时代道德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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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诗人和记者克约克恩·克勒帕（Jochen Klepper）的日记则是另一种情况。克勒帕自己是雅利安人，妻子汉妮（Hanni）是犹太人，处境与克莱普勒相仿。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尽管他因为犹太妻子失去了工作，但坚持不与她离婚。他通过与纳粹熟人的关系，保住妻子不被押送，但终因保不住他妻子的女儿，一家三口于1942年11月开煤气自杀。克勒帕以极大的道德勇气，守护与妻子的誓言，但他远远低估了一般德国人接受纳粹极权的暴力和仇恨意识形态的程度。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之后，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希特勒的反犹会引发德国人民对纳粹的反感。一直到死，他都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祖国可能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就帮助当代读者了解纳粹统治现实和实质而论，克莱普勒的日记要比克勒帕的日记有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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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普勒日记对纳粹德国现实、实质和统治机制的观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日常语言的文化分析。这种分析也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在逆境下如何把“学问”当作一种人的真实存在方式继续下去。从1935年，克莱普勒失去教职以后，写作成为克莱普勒最重要的事情。1935年10月５日，他写道：“我的书将我耗尽，也让我继续活着，给我平衡。”在克莱普勒战后出版的《第三帝国的语言》（1947）一书中，他把自己战时的写作比喻为走钢丝者手里的那根平衡木杆，是写作帮助他在面临危险和绝望的情况下，把身子站直，向前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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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要作见证》中，克莱普勒记下了自己在极端环境下写作的亢奋和亢奋过后的沮丧，成为一种存在焦虑的写照。这种写照让我们看到了极真实的情绪起落和欲念交错：一会儿是学者的抱负，一会儿是对虚无的恐惧；既明了人生的短暂荒诞，又不甘心就此消失在存在的空虚之中。正由于他体会到人生的脆弱无常，他才更为思想的收获感到兴奋。在这种心境下的写作，已经不再是为名为利，不是文人间的互比高低。写作完全摆脱了学术体制的陋规。写作就是写作。写作让人觉得自己还有自由的心灵，还有思想的存在。这是思想压迫下的写作，也是政治压迫下的写作，写作因此成为人以存在的名义而进行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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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帝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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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所作的关于德国日常生活语言的笔记，成为他于1945年到1946年写作的《第三帝国的语言》（1947年出版，英译本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LTI，Lingua Tertii Imperii. Trans. Martin Brandy. London：Athlone，2000，以下引文出自此书）的主要材料。克莱普勒非常关注纳粹语言的特征。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语言渗透在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克莱普勒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只能从报纸、传单和偶然能得到的书籍中获得研究素材。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能去任何图书馆，不可以拥有任何“雅利安”作家的著作。所幸的是他的雅利安人妻子偶尔还能从图书馆给他偷偷借来一些书籍。在战时（1939—1945），犹太人不准收听广播，不准看电影，不准读报纸，甚至不能当众交谈。这些使得克莱普勒的语言研究只能呈现为片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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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犹太人”、“德国人”、“敌人”（“人民群众”、“阶级敌人”）。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犹太害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巨大成就”，“伟大胜利”，“某某就是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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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对这种语言有他自己的透视解读法。当报纸不用极热烈的语言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一定已经相当糟糕。他用这种办法解读德国在北非和苏联的不利战况，后来都证明果然正确。（就像“文革”中，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纳粹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就此写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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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觉意识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27）他感到纳闷不解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性更清醒地意识到极权语言的毒害，“在那些年月里，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而如今仍然找不到答案，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怎么就能这么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268）克莱普勒说的那些知识人，都是从魏玛时代过来的人，并不是从小接受纳粹极权教育。要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极权教育，克莱普勒的问题反倒有了答案。在克莱普勒为之纳闷的“知识者”当中，有著名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 Riefenstahl），她是生产这种语言的帮凶；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的1933年校长就职典礼演说，至今仍使人感到惊讶；还有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他使用这种语言的娴熟已经因为让·格朗丹（Jean Grondin）的传记（HansGeorg Gadamer：Eine Biographie. Tubingen：Siebeck，1999）而为世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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