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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帝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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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所作的关于德国日常生活语言的笔记，成为他于1945年到1946年写作的《第三帝国的语言》（1947年出版，英译本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LTI，Lingua Tertii Imperii. Trans. Martin Brandy. London：Athlone，2000，以下引文出自此书）的主要材料。克莱普勒非常关注纳粹语言的特征。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语言渗透在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克莱普勒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只能从报纸、传单和偶然能得到的书籍中获得研究素材。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能去任何图书馆，不可以拥有任何“雅利安”作家的著作。所幸的是他的雅利安人妻子偶尔还能从图书馆给他偷偷借来一些书籍。在战时（1939—1945），犹太人不准收听广播，不准看电影，不准读报纸，甚至不能当众交谈。这些使得克莱普勒的语言研究只能呈现为片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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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犹太人”、“德国人”、“敌人”（“人民群众”、“阶级敌人”）。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犹太害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巨大成就”，“伟大胜利”，“某某就是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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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对这种语言有他自己的透视解读法。当报纸不用极热烈的语言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一定已经相当糟糕。他用这种办法解读德国在北非和苏联的不利战况，后来都证明果然正确。（就像“文革”中，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纳粹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就此写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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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觉意识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27）他感到纳闷不解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性更清醒地意识到极权语言的毒害，“在那些年月里，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而如今仍然找不到答案，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怎么就能这么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268）克莱普勒说的那些知识人，都是从魏玛时代过来的人，并不是从小接受纳粹极权教育。要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极权教育，克莱普勒的问题反倒有了答案。在克莱普勒为之纳闷的“知识者”当中，有著名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 Riefenstahl），她是生产这种语言的帮凶；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的1933年校长就职典礼演说，至今仍使人感到惊讶；还有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他使用这种语言的娴熟已经因为让·格朗丹（Jean Grondin）的传记（HansGeorg Gadamer：Eine Biographie. Tubingen：Siebeck，1999）而为世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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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更是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心中。克莱普勒意识到，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幸免。他写道：“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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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这从来就是极权统治为垄断公共权力而营造的一个语言神话，但这样的鬼话却被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拿来用作“学术准则”，并自觉自愿地奉行遵守。克莱普勒指出，甚至连“文化批评”（kulturkunde）这种学术行为也会就此沦为一个“学术门类”、一个“学科”，把自己与现实政治分割开来。（129）这种有名无实、装模作样的“批评”简直是思想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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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不是小说家，不然的话，他也许会写出像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样的作品。他也不是一个“学院派”的语言学家，不然的话，他也许只会写出一些“纯学术”的语言学文章。克莱普勒是一个语文学家，一个对法国启蒙运动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正是用语文学的观察和分析来揭示那个他称作为LTI的“第三帝国语言”的。他称这部研究为“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A Philologist’s Notebook），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实情。“笔记”成为一种有别于学院“论文”的、更贴近现实的真实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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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时期，其他德国学者也用非学院式的“笔记”，在逆境中继续他们的思想。著名的例子包括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写作于1944—1947年，1951年出版）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写作于1942—1945年）。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破损人生”警句式的思考正适合它那片断、破碎的内容。奥尔巴赫的《模仿》则是在西方人文传统黯然失色的时代，力图保存这一传统。这部著作在战后成为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奥尔巴赫自己说，他书中作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不是提倡什么隔世的阅读，而是因为在土耳其能接触的西方著作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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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与这些德国学者不同的是，他一直留在德国，而没有像阿多诺和奥尔巴赫那样成为流落美国或土耳其的“外乡人”。克莱普勒“罪人日记”中的对极权语言的观察和分析，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批评”方式。它的贡献恐怕不是在于什么“理论”，而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与日常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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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克莱普勒的日记，并不给人带来一种灾难过去后的舒畅。相反，它倒是给读者留下沉重的忧虑。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专制的权力还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脑的语言还在控制人的思想，习惯性的不思考和无判断还在把人们领向自我愚昧和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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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莱普勒毕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在这样的世界里作见证的生存方式。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完全不能公开出声，也似乎永远不再能公开出声的情况下，克莱普勒仍然拒绝沉默。哪怕是面对存在的虚无，他的写作仍然在证明，他并没有放弃存在的意义。在似乎最不可能的境遇下，他观察、倾听、辨析和记录。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语言的热爱和信心，不只是作为文学的语言，而且是人与人用来彼此沟通的语言。他相信，人们应该用语言来揭示而不是障蔽真实，用语言来帮助而不是控制对方，用语言来沟通而不是阻隔群体。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下，只要人坚持住这个信念，人的话语言辞就仍然可以是有生命、有思想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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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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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克莱普勒的日记《我要作见证》，令人想起《顾准日记》。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曾经是“罪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右派分子”。他们都留下了罪人日记，一个是为了要“作见证”，另一个则就是“记日记”。然而，一切幸存的“罪人日记”都有见证的意义，顾准日记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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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的全部日记分成三部分，时间分别是1933年纳粹上台前，1933—1945年，1945年纳粹灭亡以后。只有从1933年到1945年的那一部分才是罪人日记。这是因为在纳粹极权统治的黑暗时期，克莱普勒已经成为罪人，真实地记日记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克莱普勒“二战”后入籍东德，成为东德的共产党员。这以后的日记与1945年前的日记相比，虽然为同一人所记，但就见证勇气和见证价值而言，已经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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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记日记，应当是一件更危险的事情，从他用字的极端小心谨慎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日记只记一些有别人可以旁证的日常事件，鲜有议论，其他要么是寥廖数语或几个字的流水账，要么是“正确思想汇报”，如《新生日记》中的“人民的罪人与敌人”、“蜡山芬郎论70年代的国际斗争与日本问题”、“棉花会议”、“西哈努克、人造卫星和计划会议”、“毛主席发表庄严声明”、“经济跃进态势”、“国际形势”、“清查‘五一六’运动”等等。顾准没有能够活到摆脱罪人身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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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顾准日记也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商城日记”，第二部分是从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的“息县日记”，第三部分是从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的“北京日记”。这些部分之所以是罪人日记，同样是因为日记的环境、日记者的身份和所冒的危险。顾准日记的时代跨度从头到尾是十六年，比克莱普勒的十三年要长。但实际记录的分别是四个月、一年十一个月和两年，加起来不过四年三个月，比克莱普勒的少了九年。我们不知道，顾准日记为什么记记停停？在那些空白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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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有一个不是罪人的妻子，她们具有比“罪人”优越的政治身份。克莱普勒的妻子艾娃是雅利安人。夫妇俩没有孩子。艾娃一直没有离开克莱普勒，常常冒着危险帮助克莱普勒藏匿日记。顾准的妻子汪璧是中共干部，1949年后在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任副处长。1965年10月，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开始后，汪璧就与顾准离了婚。但是汪璧终究还是承受不了因罪人连累的煎熬，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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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顾准和汪璧生在希特勒的德国，那会怎样？如果克莱普勒和艾娃生在“文革”时的中国，又会如何？为什么可以说克莱普勒是德国的顾准，而顾准却不是中国的克莱普勒？这些令我们今天感叹寻思的，也许正是日后人们解读“罪人日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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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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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克莱普勒的著作包括：Victor Klemperer，I will Bear Witness：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1933—1941.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Random House，1998. I will Bear Witness：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1942—1945.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Random House，1998. Vidtor Klemperer，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LTI，Lingua Tertii Imperii.Trans. Martin Brandy. London：Athlon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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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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