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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25 不仅敌人的罪行是“我们”不能认同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自己也可能犯有与敌人相同或相似的罪过），就连敌人的直接受害者中的那些“非我们”的陌生者，我们也不能认同。“二战”后，日本人虐待美国战俘的暴行引起美国人的“愤慨”，但美国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感到的却是另一种性质的“惊诧”和“不解”。这种“惊诧”和“不解”虽然也能包含同情，但却隔着一道“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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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27 战争报道，或者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种国际灾难报道（如发生在非洲苏丹或卢旺达的人道灾难）一般只提供“信息”。它受制于本身的叙述形式，让受众产生“移情认同”并非它之所长。对受害者产生普通人之间的那种“感同身受”或者“就像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认同感，必须借助其他叙述形式，最有效的就是文学。文学是一种比新闻和报刊传媒更一般的传媒，文学传播的不只是事实信息，而且更是感情、思想和人性化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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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29 1952年，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英文本出版。这本书极大地帮助公众认同大屠杀受害者的苦难。有论者指出，这本书“对公众知晓大屠杀的冲击，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本日记的力量在于它做到了任何政治事件都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在欧洲犹太人和美国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移情关系，甚至是认同的桥梁。普通美国读者与大屠杀受害者之间本没有种族或宗教的联系。他们对于大屠杀事件本身甚至毫无了解”。6《安妮日记》帮助建立了这种联系和了解。尽管安妮·弗兰克的生命是在集中营里结束的，但她的日记故事却有一个普通读者都熟悉的日常生活背景。安妮·弗兰克所藏身的那个秘密阁楼里也有着普通读者能在光天化日下享受的家庭生活。安妮·弗兰克本人就是一个对普通读者极有吸引力的女孩。她有热情、有胆量、有理想，对她那个小小世界中的人，包括她自己，她的观察细致动人。她隽永的叙述让读者觉得，要是她能活下去，一定能实现成为作家的愿望。她平易的故事中有着普通读者能够体验的青春期经验，对男孩子的好奇、对爱的渴望、青少年人的焦虑和困惑、对父母耍脾气、对未来的憧憬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却是生死未卜的受难者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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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31 这部日记的英译本出版前经过了安妮父亲的删节。英译本最重要的变动是淡化故事叙述者的犹太人身份，删去了一些与性有关的部分。安妮对母亲性格缺点的描述也被删去。当《安妮日记》在1956年改编为百老汇剧和1959年拍摄好莱坞电影时有了更大的改变。安妮的犹太人身份被进一步淡化，成了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受害者，“而且甚至属于世界非正义受害者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7这样一种普遍化了的受害者身份对普通美国人受众认同受害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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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33 以普通公众为受众对象的文学作品，就像所有大众文化作品一样，必须了解受众期待和接受喜好特征，也必然包含与现状的妥协。这种“妥协”可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不宜强调受害者特殊身份，如“犹太人”、“右派分子”等。这是一种政治策略的选择，“不提为妙”。但另一方面，对于文学表现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话语策略选择，那就是“不提也许反而更好”。不突出受害者的特殊身份，也就是突出他的普通人身份，这样的受害者反倒是广大普通公众所更同情、更认同的。这样的文学表现反而能更有效地沟通广大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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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35 20世纪50年代的犹太人灾难叙述淡化受害者的犹太人身份，主要是因为受到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和限制。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方面，美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如平等地进入好的大学和就业、创业）刚刚得到了改善，许多犹太人都争取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不想在这个时候强调与其他美国人不同的犹太身份。另一方面，从40年代进入50年代，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美国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对国家安全有直接威胁的冷战对抗，西德成为美国的战略同盟，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罪过问题被搁置起来（电影《纽伦堡审判》中有清楚的表现）。但是，50年代也有不淡化受害者的犹太人身份的灾难叙述。这样的灾难叙述同样也有很大影响，如维赛尔的“自传历史”《夜》。这种文学现在被称为“幸存者文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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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37 历史创伤诉说和一般的言说行为（speech act）一样，它包含言说者、接受者（受众）和言说情境这三个因素，“受害人”是灾难叙述三个因素中最基本的一个。受害者是灾难承载群体的成员，是灾难的能动叙述者。除非灾难承载者（包括他们的深切同情者）主动叙述灾难，社会的普通公众并不会这么做。受害者不是自怨自艾，而是要把苦难公之于世。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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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39 不能强调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往往是因为受限制于承载群体可以利用的制度性机会。特定社会中的灾难叙述往往都会有妥协和调整叙述策略的需要。在美国，《安妮日记》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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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41 文学再现不管如何淡化受害者的“特殊”身份，都不可能淡化当事人的“受害人”身份。灾难叙述的核心就是有人受害。文学再现还一定包含是非和对错的判断。在灾难的叙述中，承载群体不只是讲述事情的经过，陈述事情的成因，而且还对事情做出对错判断。这种对错判断中包含着普通公众能够认同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戒律。越来越强地形成这种道德共识，这就是灾难回忆对社会所起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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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43 对“灾难记忆”中的灾难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一种是强调灾难伤害的真实性。身心伤害、折磨、死亡真实地发生在具体受害者的身上，是一种实在的、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否认掉的经历和体验。另一种则强调社会、政治、文化观念对灾难的构建作用。历史的发生，无论对具体的承受者有什么影响，都不具有灾难的本质。“灾难”是一种意义，在群体的灾难记忆中，灾难是群体就历史事件达成的共识。强调灾难意义的构建，不仅是强调社会有可能吸取灾难的道德教训，而且也强调这一道德自我教育必须由社会公众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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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45 直接受害者和非直接受害者（尤其是旁观者、后代回忆者）之间的沟通就是这种社会道德自我教育的结果。但这并非容易的事情。与直接受害者的关系越远（最远的就是直接加害者），就越不容易接受受害者个人经验的灾难记忆。灾难直接受害者向一般公众叙述他们的灾难经历，争取他们的认同，是要帮助构建一种对所有人都有教育作用的共同回忆。受害者叙述灾难，不只是防止灾难再次落到自己身上，也是防止灾难再落到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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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47 如果公众和灾难直接受害者一起构建了共同的灾难记忆，灾难就不再是“他们”的灾难，而成为“我们”共同的灾难。强调灾难记忆构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群体共同构建的灾难回忆才对群体有共同的教育意义。即使我们自己不是直接受害者，我们也不能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犹太人大屠杀在欧美形成的共同灾难记忆所起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众道德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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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49 在犹太人大屠杀变得“与我有关”的社会自我教育过程中，许多普通公众不仅觉得受害人与自己有关，而且还觉得加害人也与自己有关。这种“双重有关”使得大屠杀灾难记忆的公众教育作用在深刻程度上超过了几乎所有的其他灾难记忆。大屠杀因此具有了一种特别的象征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与人的残害有关的“邪恶”，它的本质有多么复杂。它绝非简单的黑白、正邪两分所能涵盖，也远非“战争冲突”、“国家利益”或“种族争夺”这类宏大话语所能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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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51 对揭示邪恶的复杂，阿伦特报道纳粹刽子手艾希曼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有指标价值。10这并不是因为她揭示的邪恶有多么深刻或者多么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恰恰相反，她揭示的恶是平庸的。这种恶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理解，都能觉得与我自己有关的邪恶。阿伦特写的也是一种媒体报道。当然，这是一种思想层次比较高的媒体报道。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道是为《纽约客》杂志而写的，一共五篇，后经修改，专书出版。《纽约客》是一个文学和思想杂志，与新闻性质很强的《时代》《新闻周刊》或者《纽约时报》不同，当然和一般报纸就更不相同。《纽约客》为阿伦特提供了一个深度报道的言论空间，使她有充分的机会发表一个思想家对大屠杀的哲理和政治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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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53 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道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并不局限于思想和学术范围，也被一般媒体广为报道。这就更使得艾希曼审判和犹太人大屠杀成为美国公众广为知晓的事情。1961年盖洛普（Gallup）在加州奥克兰市随意询问了500名市民，结果发现在这个蓝领阶级的城市有84%的接受民调者知道有艾希曼受审这件事。仅仅在1962年，在美国就至少出版了7本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11对同一事件多样化、多层次的关注和分析离不开多样化的媒体。然而，多样化的媒体却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允许公开言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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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55 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道和她在其中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大屠杀时最常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和因为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简单排斥。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像每一个人都能认同像安妮这样平凡普通的受害者一样，每一个人也都能认同像艾希曼这样平凡普通的加害人和恶棍。安妮和艾希曼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共同的那种平凡和普通，帮助普及了大屠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正反角色，大家不仅知道，而且关心。大家关心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与自己相关，也都觉得如果自己处在他们的境地里，也自然而然有可能会像他们一样。这就是认同。认同到这个程度，灾难记忆也就有了牢实的普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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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57 二、制度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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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5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大屠杀创伤记忆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这也是美国公共传媒本身发生双重重要变化的时代，一是在技术层面，二是在观念层面。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传媒技术转变就是电视进入普通美国家庭。1960年美国有573个电视台，5500万台电视；1965年是586个电视台，6100万台电视，增幅不大；1976年有962个电视台，100020万台电视，比1960年翻了一倍；1980年是1200个电视台，1.5亿台电视，有了进一步的增加；1978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收视人数达1.2亿，电视的普及是一个条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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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61 第二个重要的公共传媒变化因素是观念。60年代被史家称为“挑战和异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公共事件被广泛深入地讨论，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集体道德思考的空间。这些事件许多都属于戴扬（Daniel Dayan）在《媒体事件》一书中说的那种具有公众凝聚力的“媒体事件”，如肯尼迪兄弟被暗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等。这些事件给公众带来的价值和道德争论一下子拉近了大屠杀创伤记忆和道德罪过与美国公众的距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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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63 大屠杀在美国传媒中的记忆、叙述、思考和讨论具有多形式、多层次、多话语领域的特征。而在不同形式、层次和话语领域之间起中间媒介的正是在相当宽广意义上的公共传媒。简单回顾一下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出现的、从当时到今天具有持续影响的一些作品的产生年代，就可以大致看到它们彼此呼应的情况。《安妮日记》英译本1952年出版，维赛尔的自传回忆小说《夜》英文本1960年出版（1960年5月24日，以色列宣布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4月11日开审。维赛尔于1960年采访艾希曼事件）。电影《纽伦堡审判》1961年摄制（电影剧本由Abby Mann于1957年开始写作）。米尔格伦于1961年开始进行他的“权威服从”试验（常被称作为艾希曼试验）。阿伦特于1961年3月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采访对艾希曼的审判。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试验报告都是在1963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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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65 《纽伦堡审判》在好莱坞拍摄时，也正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舒玛赫（Murray Schumach）在《纽约时报》上这样评述这二者的不谋而合：“在好莱坞气氛凝重的法庭和在耶路撒冷的贝特汉法院（艾希曼受审处）一样，谋杀人类成为人们目前关注的问题。……但好莱坞的摄像机和演员再现的是（40年代的）纽伦堡法庭，在这个法庭上，文明国家设立了一个确认谋杀人类罪的法律程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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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67 《纽伦堡审判》不只是好莱坞的一部娱乐片，而且是“纽伦堡战犯审判程序的胶片再现，审判艾希曼就是产生于这个法律程序的法律。1961年，新闻和公共讨论谈的都是艾希曼审判。克莱默（Stanley Kramer）的这部电影之所以被主流观众接受，正是因为公众广泛关注在国家组织的杀人罪行中的个人责任问题”。15《纽伦堡审判》受审席上的四位纳粹时期的法官典型地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罪行参与者。雅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法学专家，因为爱德国而最后与希特勒合作。另外三个法官，一个是希特勒的疯狂追随者，另一个是没有思想的废物，再一个就是几乎与艾希曼一模一样的技术官僚，他尽忠守职。最后这一位以认真贯彻现有的法令为职守原则，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德国有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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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69 好人在坏制度中会作恶，这也是科学家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试验所证明的。这个科学试验对美国公众所产生的思想冲击，决不低于产生轰动效应的电影《纽伦堡审判》。对此，媒体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而这个实验的社会思考背景则是与大屠杀创伤记忆有所关联的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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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71 米尔格伦于1961年，在艾希曼案件开审后几个星期开始进行“米尔格伦实验”（实验基金于1961年5月获得批准），目的是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非正义、不道德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参与者并不知道试验的真实目的。他们只是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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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21473 参与者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会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随机抽签的都是“答案卷”（所有的参与者其实都充当“老师”的角色）。“老师”的工作是教导另一位参与者——“学生”，而“学生”事实上则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参与者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实验的规则是，老师以单字组合测验学生，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就对学生施以电击，每一次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就会提升15伏特。电击的最高电压是450伏特，对受击者有绝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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