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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与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一起预测实验的结果，他们全都认为只有1%或10%的人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是，65%的参与者都执行到了最高的450伏特的惩罚。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其他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参加米尔格实验的一位志愿者后来说：“我太太对我说，‘真的可以叫你艾希曼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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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的直接问题意识是，如何帮助公众理解德国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社会心理机制——对权威的服从。论及米尔格伦实验的文章有86%提到了纳粹德国，有19%还特别提到了艾希曼。17米尔格伦实验结果与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结论相一致。米尔格伦就此写道：“对于那些在高伏特层次上电击受害者的人们，一般的解释是，他们是恶人，是社会中有虐待狂的少数。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有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属于‘服从’者这一类，而他们又都是一些平常人……那么称他们为恶人就成问题了。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问题。阿伦特认为检查官要把艾希曼描绘为一个虐待狂的恶人，完全是错了。……在我们的实验中，观察了好几百个平常人服从权威，我必须作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想法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接近事实。平常人电击受害者只是出于服从，把这当作他的责任，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加害心。这也许正是我们实验的最根本的教训：平常人，只是尽忠职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敌意，却能够成为某种可怕的破坏的实行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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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的目的不是要在实验室里造出一面如实映照大屠杀的镜子。他要揭示的是大屠杀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权威服从。对于米尔格伦来说，实验室里所揭示的不只是现实的“模拟”“模式”或者“类似现象”，而就是现实。米尔格伦写作《服从权威》一书（1974）时，正值越南战争考验美国社会良心的最后几年。他引述了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对越南美莱村（My Lai）屠杀参与者的采访，被采访者承认自己枪杀无辜的婴儿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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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再问一次，（枪杀了）男人、女人和儿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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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答：男人、女人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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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还有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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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婴儿，我们朝他们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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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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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人命令我这么做。而且，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因为，我刚刚说过，我的战友死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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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要强调的是，从美莱村屠杀、犹太大屠杀和别的屠杀或残害，都可以看到普通人作恶行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恶者“从行政，而非道德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卸到比自己有权威者身上，说自己不过是在服从权威的命令而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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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的实验受到美国媒体的重视。1963年10月26日，实验论文发表后没几天，《纽约时报》就以“65%的人盲目服从伤害他人”为醒目的标题，详细报道了这一实验。美国的其他许多报纸纷纷跟进。到了12月中旬，消息已经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的注意。德国的《明镜》（Der Spiegel）和英国的《泰晤士报》也都做了报道。美国其他的各种报道还包括，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的专题报道，《哈泼斯》杂志的讨论，《今日心理学》杂志对米尔格伦的采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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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同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他不仅引用媒体报道的采访，而且还积极运用可能的传媒机会，扩大科学实验的社会影响。米尔格伦乐于在非专业的大众科学杂志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他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论他心理学实验与公众生活有关的意义。为此，他甚至被专业同行视为“异类”。米尔格伦当研究生时的同学派第格鲁（Thomas F. Pettigrew，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称米尔格伦是有史以来最能向公众宣传社会心理学的人，“（米尔格伦）通过写大众文章、出书和拍电影来传播他的思想。对于社会心理学这门大家一般不关心，甚至其他社会科学者也不关心的学科来说，这可是一件不小的贡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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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权威实验的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心理学专业学科范围。它强烈地打动了各种不同的人群，产生了催生思想的连锁效应，对此，不同的媒体都提供了机会。思想书籍的出版是一个方面。思想家考思勒（Arthur Koestler）的《两面人》（Janus）、作家莱辛（Doris Lessing）的《我们自愿去蹲的监狱》（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穆尔（Barrington Moore）的《非正义：服从和抵抗的社会基础》（Injustice：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都对米尔格伦的研究有深度的讨论。1984年瑞典女作家牟蒂格（Maria Modig）出版了一本题名为“必要的不服从”（The Necessary Disobedience），到2003年已经再版了三次。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普通的个人在生活中更多地负起道德责任，为自己也为社会更勇敢地面对困难的抉择，在必要时拒绝服从权威。这本书是题献给米尔格伦的，其中有一部分就引录了米尔格伦1982年5月在纽约与牟蒂格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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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则是另一个方面。训狗专家克劳蒂（Suzanne Clothier）写过一本名为“肉骨头从天而降”（Bones Would Rain from the Sky）的书，用米尔格伦的实验来劝导养狗者应该避免在训练中虐待动物，不要盲从“养狗专家”的指导。加拿大作家高夫兰（Eileen Goughlan）在《一点一点死去》（Dying by Degrees）故事中，用米尔格伦式的服从训练来描述一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理学家。不少大众表演节目也都提到米尔格伦实验，尽管在主题上与此实验并无直接关联。如摇滚歌手迦布里尔（Peter Gabriel）的歌曲“我们遵命行事（米尔格伦的37）”（We Do What We’re Told［Milgram’s.37］），法国朋克摇滚乐队的CD“450伏特”（450 Volts），英国Midget乐队的CD“米尔格伦实验”（The Milgram’s Experiment），恰费兹（Robbie Chafitz）于1999年夏季的幽默表演“斯坦利·米尔格伦实验”（The Stanley Milgram Experiment），电视剧《第十层次》（The Tenth Level）、电影《我……是Icarus》（法国），威尔士诗人、剧作家阿布斯（Dannie Abse）的《巴甫洛夫的狗》（The Dogs of Pavlov，1973），美国剧作家卡丁纳尔（Anthony Cardinale）的独幕剧《托律弗的把戏》（Tolliver’s Trick，1987），拉温（John p.Lavi）的剧作《再加一伏》（One More Volt，2001），等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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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提出了一个“制度令人作恶”的普遍问题。在米尔格伦那里，尽管实验的最初问题意识是犹太人大屠杀，但作恶的制度条件则被确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等级体制”和层层命令的“组织化环境”。“组织化环境”的性质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这种环境的性质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吗？现代社会的秩序不可避免地建立在科层化权威的基础上，是不是所有的现代国家中都会发生类似于大屠杀的国家组织化暴行呢？什么是使现代国家特别可能发生国家组织化暴行的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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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是一个科学家，对这些问题，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回应这些问题最清楚的是阿伦特和其他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们。他们都强调，“组织化环境”的政治结构，它的基本要素是权力运作、公民权利保障程度、政党组织形式、言论自由限度，尤其是公民的政治自由程度。在极权统治下，这些政治要素的极度恶化是频频发生制度之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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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并不是一个极权的国家，但消除制度之恶却同样成为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进步人士在大屠杀中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仇恨和起于仇恨的暴力恐怖象征。象征起到的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明作用，人们把越战中美军在美莱村对平民的屠杀与犹太人大屠杀联系起来的时候，美军的“屠杀无辜”性质得到了说明。当一种恶、一种灾难被人们相当深刻地认识以后，这种认识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他的恶和其他的灾难。人们对纳粹德国和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所起的正是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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