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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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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人命令我这么做。而且，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因为，我刚刚说过，我的战友死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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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要强调的是，从美莱村屠杀、犹太大屠杀和别的屠杀或残害，都可以看到普通人作恶行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恶者“从行政，而非道德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卸到比自己有权威者身上，说自己不过是在服从权威的命令而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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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的实验受到美国媒体的重视。1963年10月26日，实验论文发表后没几天，《纽约时报》就以“65%的人盲目服从伤害他人”为醒目的标题，详细报道了这一实验。美国的其他许多报纸纷纷跟进。到了12月中旬，消息已经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的注意。德国的《明镜》（Der Spiegel）和英国的《泰晤士报》也都做了报道。美国其他的各种报道还包括，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的专题报道，《哈泼斯》杂志的讨论，《今日心理学》杂志对米尔格伦的采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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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同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他不仅引用媒体报道的采访，而且还积极运用可能的传媒机会，扩大科学实验的社会影响。米尔格伦乐于在非专业的大众科学杂志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他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论他心理学实验与公众生活有关的意义。为此，他甚至被专业同行视为“异类”。米尔格伦当研究生时的同学派第格鲁（Thomas F. Pettigrew，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称米尔格伦是有史以来最能向公众宣传社会心理学的人，“（米尔格伦）通过写大众文章、出书和拍电影来传播他的思想。对于社会心理学这门大家一般不关心，甚至其他社会科学者也不关心的学科来说，这可是一件不小的贡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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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权威实验的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心理学专业学科范围。它强烈地打动了各种不同的人群，产生了催生思想的连锁效应，对此，不同的媒体都提供了机会。思想书籍的出版是一个方面。思想家考思勒（Arthur Koestler）的《两面人》（Janus）、作家莱辛（Doris Lessing）的《我们自愿去蹲的监狱》（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穆尔（Barrington Moore）的《非正义：服从和抵抗的社会基础》（Injustice：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都对米尔格伦的研究有深度的讨论。1984年瑞典女作家牟蒂格（Maria Modig）出版了一本题名为“必要的不服从”（The Necessary Disobedience），到2003年已经再版了三次。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普通的个人在生活中更多地负起道德责任，为自己也为社会更勇敢地面对困难的抉择，在必要时拒绝服从权威。这本书是题献给米尔格伦的，其中有一部分就引录了米尔格伦1982年5月在纽约与牟蒂格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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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则是另一个方面。训狗专家克劳蒂（Suzanne Clothier）写过一本名为“肉骨头从天而降”（Bones Would Rain from the Sky）的书，用米尔格伦的实验来劝导养狗者应该避免在训练中虐待动物，不要盲从“养狗专家”的指导。加拿大作家高夫兰（Eileen Goughlan）在《一点一点死去》（Dying by Degrees）故事中，用米尔格伦式的服从训练来描述一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理学家。不少大众表演节目也都提到米尔格伦实验，尽管在主题上与此实验并无直接关联。如摇滚歌手迦布里尔（Peter Gabriel）的歌曲“我们遵命行事（米尔格伦的37）”（We Do What We’re Told［Milgram’s.37］），法国朋克摇滚乐队的CD“450伏特”（450 Volts），英国Midget乐队的CD“米尔格伦实验”（The Milgram’s Experiment），恰费兹（Robbie Chafitz）于1999年夏季的幽默表演“斯坦利·米尔格伦实验”（The Stanley Milgram Experiment），电视剧《第十层次》（The Tenth Level）、电影《我……是Icarus》（法国），威尔士诗人、剧作家阿布斯（Dannie Abse）的《巴甫洛夫的狗》（The Dogs of Pavlov，1973），美国剧作家卡丁纳尔（Anthony Cardinale）的独幕剧《托律弗的把戏》（Tolliver’s Trick，1987），拉温（John p.Lavi）的剧作《再加一伏》（One More Volt，2001），等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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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提出了一个“制度令人作恶”的普遍问题。在米尔格伦那里，尽管实验的最初问题意识是犹太人大屠杀，但作恶的制度条件则被确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等级体制”和层层命令的“组织化环境”。“组织化环境”的性质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这种环境的性质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吗？现代社会的秩序不可避免地建立在科层化权威的基础上，是不是所有的现代国家中都会发生类似于大屠杀的国家组织化暴行呢？什么是使现代国家特别可能发生国家组织化暴行的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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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是一个科学家，对这些问题，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回应这些问题最清楚的是阿伦特和其他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们。他们都强调，“组织化环境”的政治结构，它的基本要素是权力运作、公民权利保障程度、政党组织形式、言论自由限度，尤其是公民的政治自由程度。在极权统治下，这些政治要素的极度恶化是频频发生制度之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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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并不是一个极权的国家，但消除制度之恶却同样成为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进步人士在大屠杀中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仇恨和起于仇恨的暴力恐怖象征。象征起到的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明作用，人们把越战中美军在美莱村对平民的屠杀与犹太人大屠杀联系起来的时候，美军的“屠杀无辜”性质得到了说明。当一种恶、一种灾难被人们相当深刻地认识以后，这种认识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他的恶和其他的灾难。人们对纳粹德国和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所起的正是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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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灾难见证和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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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记忆的社会作用体现为对普通公民道德判断和政治行动的影响。在美国，灾难记忆对公民运动就产生了这样的积极影响。美国社会对大屠杀暴力和残害所作的思考对60年代美国的公民运动有一种道德决心的渗透效果。正如历史学家敏兹指出的那样，“民权运动的非暴力抗议和热烈的献身精神，成为美国社会道德良心的试金石，为美国历史自废奴运动后所罕见”。160年代美国的公民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质疑美国法律的正义性。抗议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都是在遭遇权威者下达非正义、不道德命令和遭遇法律非正义时，公民发挥了艾希曼这样的服从者所不可能发挥的拒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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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认识种族歧视、种族仇恨的制度之恶，并逐步形成今天的这种抗恶共识，公共媒体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媒体对公民抵抗种族歧视斗争的报道方式本身就经历过从“动乱报道”或“犯罪报道”向“民权运动思考”的巨大转变。这和大屠杀问题从“战争报道”转变为人性和制度的“道德思考”有相似之处。佩里（Earnest L. Perry）这样描述60年代美国种族动乱时电视报道的情形：“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达到高潮，电视新闻比任何其他传媒都更多地讲述动乱新闻故事。每天晚上，美国人都看到警察追逐、殴打和逮捕南方黑人抗议群众的场面。”这种电视报道大都是以社会“动乱”报道的模式叙述的。在南方媒体的报道中，甚至是以“犯罪事件”来讲述的。抗议者违反了法律，警察在合法执行公务，积极制止犯罪，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同时还有一种越出犯罪报道模式的报道，那就是公民抗议，“从北方到南方来报道民权运动的（新闻）报道员则认为，执法和法庭是（民权运动的）敌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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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许多南方媒体的报道是种族主义的，而来自北方的媒体则是民主进步的。但是，在60年代的美国，它们却代表着同时存在的不同公众意见。在美国，没有一个专门统一报刊口径的中央宣传部，也没有具有官方权威的国家电台或电视台。为在重大社会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媒体是一个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天美国社会对民权运动的肯定，对马丁·路德·金的尊崇，表明对60年代民权运动受镇压的创伤记忆已经有了共识。很难想象现在美国还有哪一家报纸或电视台还会把60年代的这场事件放到“犯罪”的模型中去构建它的意义。现在美国媒体上虽然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这样的问题还有不断的争议，但是，即使是反对者，也不会因此而否定与此问题密切有关的60年代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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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权运动的发展和肯定，当然不可忽视民主政府的作用。可以说，政府这个制度性因素是克服制度之恶的基本条件之一。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于1968年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骚动。结论是，报道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是好的，但并没有能深入分析这些事件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很少新闻社有黑人报道员或记者。事实上，在民权运动发生之后，许多报纸为了报道自己地区的动乱，已经更多地雇用了黑人记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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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记者的报道，带来了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当事人理解。他们的叙述角度和陈述方式与局外人报道当然会有不同。不光是黑人记者，就连普通的黑人，那些祖祖辈辈深受种族歧视残害的“贱民”，他们也开始有了陈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同情地倾听他们的陈述。对于任何灾难记忆，重要的环节就是灾难直接承受者的陈述。苦难承受者开口说话、勇于说话，媒体上要有能让他们说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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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人回顾60年代，特别珍惜的就是公民质问非正义制度的勇气和面对非正义制度所采取的公民不服从的行动。公民运动把改善制度当作争取社会正义和道德公共生活的根本条件。这样的公民运动强调，公民必须自己参与，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制度改变。它还强调，公民有保存过去灾难记忆的道德义务，因此特别重视灾难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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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人们对“幸存者”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50年代，幸存者文学对此发挥过作用。60年代初，幸存者在艾希曼审判时的耶路撒冷法庭上扮演的新历史角色也对此发挥了作用。以前，苦难的重负压在心头，生怕讲述往事反而招来新的歧视，幸存者往往不得不把苦难的故事藏在心里。艾希曼审判时，受难者在法庭上作公开见证。灾难故事一旦在见证中说出来，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知识。受害者自己也感觉到有责任在人类世界中传播这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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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机会在审判法庭上作见证的受难者，他们的见证还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世界上众多的苦难承受者。苦难对于受难者自己和对别人都是一种精神资源，一种道德财富。受难者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他们自己竟然就是这种珍贵资源和财富的拥有者。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除了他们自己，还有别的人在关注和倾听他们的故事。苦难的故事常常并不近在嘴边，并不是只要开口说话就能叙述出来。苦难的故事往往太长久地深埋在心底，或者太长久地被外力压制噤声。从失声到出声，这是最难跨出的第一步，也是最有灾难记忆构建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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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他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称灾难幸存者的见证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4大屠杀幸存者所写的书和回忆录、在不同场合下所作的谈话、录制的磁带和录像，主要由两个收藏馆收藏，一个是耶鲁大学的大屠杀录像档案馆（Fortunoff Video Archive at Yale），另一个是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Survivors of the Shoah Visual History Foundation）。后者是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引起世界性的巨大反响后，由该影片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创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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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记忆收集问题。口述史正在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香港中文大学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都是从大屠杀见证收集中得到的启发。怎么看待遇难不死，得以幸存这样的事情呢？幸存除了对幸存者，对别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幸存者除了为自己，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呢？人的社会和人的世界应当如何去看待幸存者和他们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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