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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揭示邪恶的复杂，阿伦特报道纳粹刽子手艾希曼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有指标价值。10这并不是因为她揭示的邪恶有多么深刻或者多么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恰恰相反，她揭示的恶是平庸的。这种恶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理解，都能觉得与我自己有关的邪恶。阿伦特写的也是一种媒体报道。当然，这是一种思想层次比较高的媒体报道。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道是为《纽约客》杂志而写的，一共五篇，后经修改，专书出版。《纽约客》是一个文学和思想杂志，与新闻性质很强的《时代》《新闻周刊》或者《纽约时报》不同，当然和一般报纸就更不相同。《纽约客》为阿伦特提供了一个深度报道的言论空间，使她有充分的机会发表一个思想家对大屠杀的哲理和政治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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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道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并不局限于思想和学术范围，也被一般媒体广为报道。这就更使得艾希曼审判和犹太人大屠杀成为美国公众广为知晓的事情。1961年盖洛普（Gallup）在加州奥克兰市随意询问了500名市民，结果发现在这个蓝领阶级的城市有84%的接受民调者知道有艾希曼受审这件事。仅仅在1962年，在美国就至少出版了7本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11对同一事件多样化、多层次的关注和分析离不开多样化的媒体。然而，多样化的媒体却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允许公开言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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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道和她在其中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大屠杀时最常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和因为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简单排斥。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像每一个人都能认同像安妮这样平凡普通的受害者一样，每一个人也都能认同像艾希曼这样平凡普通的加害人和恶棍。安妮和艾希曼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共同的那种平凡和普通，帮助普及了大屠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正反角色，大家不仅知道，而且关心。大家关心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与自己相关，也都觉得如果自己处在他们的境地里，也自然而然有可能会像他们一样。这就是认同。认同到这个程度，灾难记忆也就有了牢实的普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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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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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大屠杀创伤记忆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这也是美国公共传媒本身发生双重重要变化的时代，一是在技术层面，二是在观念层面。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传媒技术转变就是电视进入普通美国家庭。1960年美国有573个电视台，5500万台电视；1965年是586个电视台，6100万台电视，增幅不大；1976年有962个电视台，100020万台电视，比1960年翻了一倍；1980年是1200个电视台，1.5亿台电视，有了进一步的增加；1978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收视人数达1.2亿，电视的普及是一个条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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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的公共传媒变化因素是观念。60年代被史家称为“挑战和异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公共事件被广泛深入地讨论，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集体道德思考的空间。这些事件许多都属于戴扬（Daniel Dayan）在《媒体事件》一书中说的那种具有公众凝聚力的“媒体事件”，如肯尼迪兄弟被暗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等。这些事件给公众带来的价值和道德争论一下子拉近了大屠杀创伤记忆和道德罪过与美国公众的距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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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在美国传媒中的记忆、叙述、思考和讨论具有多形式、多层次、多话语领域的特征。而在不同形式、层次和话语领域之间起中间媒介的正是在相当宽广意义上的公共传媒。简单回顾一下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出现的、从当时到今天具有持续影响的一些作品的产生年代，就可以大致看到它们彼此呼应的情况。《安妮日记》英译本1952年出版，维赛尔的自传回忆小说《夜》英文本1960年出版（1960年5月24日，以色列宣布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4月11日开审。维赛尔于1960年采访艾希曼事件）。电影《纽伦堡审判》1961年摄制（电影剧本由Abby Mann于1957年开始写作）。米尔格伦于1961年开始进行他的“权威服从”试验（常被称作为艾希曼试验）。阿伦特于1961年3月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采访对艾希曼的审判。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试验报告都是在1963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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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在好莱坞拍摄时，也正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舒玛赫（Murray Schumach）在《纽约时报》上这样评述这二者的不谋而合：“在好莱坞气氛凝重的法庭和在耶路撒冷的贝特汉法院（艾希曼受审处）一样，谋杀人类成为人们目前关注的问题。……但好莱坞的摄像机和演员再现的是（40年代的）纽伦堡法庭，在这个法庭上，文明国家设立了一个确认谋杀人类罪的法律程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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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不只是好莱坞的一部娱乐片，而且是“纽伦堡战犯审判程序的胶片再现，审判艾希曼就是产生于这个法律程序的法律。1961年，新闻和公共讨论谈的都是艾希曼审判。克莱默（Stanley Kramer）的这部电影之所以被主流观众接受，正是因为公众广泛关注在国家组织的杀人罪行中的个人责任问题”。15《纽伦堡审判》受审席上的四位纳粹时期的法官典型地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罪行参与者。雅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法学专家，因为爱德国而最后与希特勒合作。另外三个法官，一个是希特勒的疯狂追随者，另一个是没有思想的废物，再一个就是几乎与艾希曼一模一样的技术官僚，他尽忠守职。最后这一位以认真贯彻现有的法令为职守原则，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德国有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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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在坏制度中会作恶，这也是科学家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试验所证明的。这个科学试验对美国公众所产生的思想冲击，决不低于产生轰动效应的电影《纽伦堡审判》。对此，媒体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而这个实验的社会思考背景则是与大屠杀创伤记忆有所关联的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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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于1961年，在艾希曼案件开审后几个星期开始进行“米尔格伦实验”（实验基金于1961年5月获得批准），目的是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非正义、不道德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参与者并不知道试验的真实目的。他们只是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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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会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随机抽签的都是“答案卷”（所有的参与者其实都充当“老师”的角色）。“老师”的工作是教导另一位参与者——“学生”，而“学生”事实上则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参与者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实验的规则是，老师以单字组合测验学生，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就对学生施以电击，每一次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就会提升15伏特。电击的最高电压是450伏特，对受击者有绝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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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的纪录片《服从》中，可以看到四个典型的参加者。他们都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配合电击，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当电压提升到高于135伏（“强击”）时，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电压数继续提高到315伏（“极端强击”）时，学生会突然不再作声，停止回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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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有的甚至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他们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有的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神经质地笑出声来。在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不断敦促他们继续进行。一位参与者在进行到最后的时候，实验人员把真实目的告诉给他。他如释重负，显然在整个过程中都一直内心不安，但仍然还是执行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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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与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一起预测实验的结果，他们全都认为只有1%或10%的人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是，65%的参与者都执行到了最高的450伏特的惩罚。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其他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参加米尔格实验的一位志愿者后来说：“我太太对我说，‘真的可以叫你艾希曼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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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的直接问题意识是，如何帮助公众理解德国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社会心理机制——对权威的服从。论及米尔格伦实验的文章有86%提到了纳粹德国，有19%还特别提到了艾希曼。17米尔格伦实验结果与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结论相一致。米尔格伦就此写道：“对于那些在高伏特层次上电击受害者的人们，一般的解释是，他们是恶人，是社会中有虐待狂的少数。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有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属于‘服从’者这一类，而他们又都是一些平常人……那么称他们为恶人就成问题了。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问题。阿伦特认为检查官要把艾希曼描绘为一个虐待狂的恶人，完全是错了。……在我们的实验中，观察了好几百个平常人服从权威，我必须作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想法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接近事实。平常人电击受害者只是出于服从，把这当作他的责任，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加害心。这也许正是我们实验的最根本的教训：平常人，只是尽忠职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敌意，却能够成为某种可怕的破坏的实行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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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的目的不是要在实验室里造出一面如实映照大屠杀的镜子。他要揭示的是大屠杀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权威服从。对于米尔格伦来说，实验室里所揭示的不只是现实的“模拟”“模式”或者“类似现象”，而就是现实。米尔格伦写作《服从权威》一书（1974）时，正值越南战争考验美国社会良心的最后几年。他引述了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对越南美莱村（My Lai）屠杀参与者的采访，被采访者承认自己枪杀无辜的婴儿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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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再问一次，（枪杀了）男人、女人和儿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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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答：男人、女人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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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还有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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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婴儿，我们朝他们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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