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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所揭示的不是一般显见境遇中人的行为特征（如虐待的动机造成伤害行为，或者人因胁迫而服从），而且更是一种隐秘的情境因素（尤其是，为什么人在没有虐待动机时也会有伤害行为，虽无胁迫却照样会服从）。米尔格伦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权威服从的心理学家。他和以前的权威服从研究者有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在米尔格伦之前，研究者往往从服从者的个人性格或素质去理解服从行为倾向，从个人性格来预测服从的可能性和可能程度。从个人性格或素质论出发，研究者会预测大多数的人是“好人”。大多数人善良而具有同情心，这些是影响大多数人行为的主要因素。所以，实验参与者在面临是否伤害别人的选择冲突的情境下，一般都会作出不伤害的选择。只有少数有伤害欲和硬心肠的人，才会把命令伤害的实验指示看成是正当行为。7米尔格伦实验开始前，心理学家们预测只有1%—10%的人会将电击进行到450伏，就是出于这样一种个人性格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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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显然不是局限在这样的个人行为显见情境上。他的实验是为了挑战个人性格决定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个人性格决定论者）把注意力放在自我完足的个人性格上，而不是放在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情境上。正因为如此，他们预期只有很少的参加者会照着实验者的话去做”。8米尔格伦所说的“置身于其中的情境”是一种不那么显见的权威和服从的关系。它不仅包括指示者叫服从者做什么，而且还包括指示者用何种方法，以何种理由去诱导服从者的服从行为。而后面的这一部分则构成了一种有别于显见情境的隐秘情境，那就是米尔格伦所说的“组织化的社会环境”（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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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社会环境是一种并非一眼可见，但却深刻影响人们行为的隐秘情境。当人们把米尔格伦实验称为“艾希曼实验”时，就已经触及这个实验所构建的特定隐秘情境。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所总结的诱导服从的十因素就是将这情境隐秘化的基本手段（下面还要涉及）。关注隐秘情境，需要将情境中的行为者“去个性”化。去个性化也就是“角色”化。这种情境是一个“制度”，一旦这个制度被建立起来，它可以自动再生，自动定位与它匹配的角色。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中扮演什么样角色，起什么作用，由不得他个人的性格和素质来做主。现实中的强制性作恶制度（如极权专制）会比米尔格伦虚拟的加害情境更把人角色化和去个性化。一旦作恶的制度建立起来，把任何人放进这个制度，只要他在其中起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会担当某种作恶的角色。个人性格论者往往对“好人”抵抗或改变坏制度寄予太大的期待。但是米尔格伦不鼓励这种期待，他的权威实验证明他有理由质疑和挑战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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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艾希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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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尔格伦实验引起的许多争论中，有一个是关于科学实验伦理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家是否可以在参与者不知情，甚至被误导的情况下将他们作为可能有伤害后果实验的对象。在《巴甫洛夫的狗》的序言中，剧作家丹尼·阿布斯（D. Abse）就对米尔格伦实验从伦理角度作出批评。他写道：“为了让参加实验者有艾希曼的行为，实验设计者自己不得不先在某种程度有希姆莱［党卫军首魁，被称为是没有良心的虐待狂恶棍（a sadistic thug without conscience）］的行为。”9阿布斯的批评无意中证实了米尔格伦关于坏制度制造坏角色的想法。我们因此可以问：在现实世界中，是谁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才有像艾希曼那样的邪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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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用实验与戏剧类似的特征反驳了阿布斯的指责。他认为，戏剧能帮助科学家理解与人有关的实验目的和方法特征。他说：“好的实验就如同好的戏剧，表现的都是真实。”实验室和剧场戏剧的区别仅仅在于，剧作家可以从头到尾地写好一个剧本，但实验者在做完实验之前并不知道结尾会是怎样。阿布斯所指责的那种“实验者欺骗”，其实是一种“技术性幻觉”。米尔格伦说：“作为一个戏剧家，你一定知道，幻觉可以起到启发真实的作用。戏剧之所以是戏剧，全在于善用幻觉。”戏剧家和实验者都营造人为的环境，只是在戏剧或在实验室的不同而已。参与戏剧或实验的人都接受这种人为的环境。看戏的人若被戏剧感动或对之有所领悟，并不觉得戏剧在欺骗他们。同样，实验参与者若知道实验的目的和意义，也不会有受欺骗的感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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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具有两种相互联系，却又有所区别的意义，一种是一般的法律和哲学意义，一种是纳粹极权邪恶的特殊历史教训。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意义重大，但是却很少涉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米尔格伦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般普通的市民会因为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后来发现，当科学权威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即便参与者感受到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仍然服从了命令。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会去做几乎任何无底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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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米尔格伦明确表明，他的实验是为了帮助理解更为现实的极权邪恶。他曾强调，他的实验结果与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常常被称作是“艾希曼实验”。米尔格伦写道：“那些在高伏特层次上电击受害者的人们，一般的解释是，他们是恶人，是社会中有虐待狂的少数。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属于‘服从’者这一类，而他们又都是一些平常人……那么称他们为恶人就成问题了。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问题。阿伦特认为检查官要把艾希曼描绘为一个虐待狂的恶人，完全是错了。……我们在实验中观察了好几百平常人服从权威的行为，我必须作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想法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接近事实。平常人电击受害者只是出于服从，把这当作他的责任，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加害心。这也许正是我们实验的最根本的教训：平常人，只是尽忠职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敌意，却能够成为某种可怕的破坏的实行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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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公众对纳粹邪恶的思考发生重要变化和发展的年代。在这之前，纳粹邪恶大多放在“解放话语”中来叙述，盟军的胜利把世界从纳粹的邪恶中解放出来，正义战胜了邪恶，世界可以从此充满乐观地“向前看”了。60年代以后，纳粹的邪恶，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被放在“人性悲剧话语”中重新叙述，邪恶和正义一样被看成是人性的一部分。人的邪恶会在邪恶的制度中无限放大，邪恶的制度并不会因希特勒这样的魔头灭亡而就此永远消失。只要“条件”合适，邪恶的制度可能随时降临到今天世界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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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揭示的就是这些“合适条件”中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和在这一环境中的专制政治的权威。它不仅揭示人有服从权威的秉性和趋向，而且还揭示这种秉性和趋向到底可能有多么盲目，多么顽固。米尔格伦实验得到的是一种每个普通人都能运用到自己身上，以此改变自己行为的发现。米尔格伦实验对任何组织化环境下的盲目服从都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他在《服从权威》德文本序言中所暗示的，这种具有逼人作恶的“组织化环境”一旦有了像“集中营”、“毒气室”的制度形式，就会变得千百倍地暴力和恐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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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那些有类似极权社会生活经验的人们，他们对米尔格伦实验的启示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在米尔格伦去世后的一次纪念会上，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以自己在拉丁美洲军事独裁国家中的亲身经历告诉在场的人们，那些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人深深懂得米尔格伦工作的意义，米尔格伦帮助他们鼓起抵抗暴政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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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格鲁斯基（Eduardo Grutzky）的犹太人感谢米尔格伦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他说：“我是一名犹太人，70年代在阿根廷的法西斯监狱中度过了七年……折磨我和杀害我朋友的大多数都是‘平常人’。几年前我知道了米尔格伦，他开启了我的思想，让我懂得这个世界。”一个名叫古拜拉（Vera Gubela）的克罗地亚心理学家读了米尔格伦的书，联想到眼前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第一次读（米尔格伦）论服从权威的书时，对他在实验室里的观察着迷。当我身处于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的战争中时，我亲眼目睹了相同的现象，当然不再是着迷。然而我总是随身带着米尔格伦的书……我一再地阅读他的书，他对残忍行为现象的分析令我折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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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是在美国的民主环境中带着与德国纳粹极权直接相关的问题意识来从事权威服从实验的。他作出的一般结论有的直接与极权统治制度相似，有的则又与非极权社会的制度相似。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人们在米尔格伦实验中看到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相关性，侧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米尔格伦的中学同学、著名的“斯坦福牢狱实验”设计人、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在《当好人作恶的时候》一文中总结了权威引诱普通人作恶的十个特点或条件因素。它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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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造束缚性的契约关系。预先设计好某种契约或义务形式（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使得指示具有合理性或合法性。米尔格伦实验中，参加者正式同意“教学研究”的方式和程序。在现实世界中，契约形式便是加入组织的宣誓、保证服从上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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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有意义”的角色。让参与者可以扮演某种有意义的角色，如米尔格伦实验中的“教师”。这一角色具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正面价值和自然行为模式。“教师”教“学生”，“体罚是为学生好”，“严格训练是一种关心”，等等。在现实世界中，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迫害是一种帮助和爱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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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保证服从的基本规则、实验规则或者组织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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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饰起冠冕堂皇的说辞。使用委婉语，以好听的词语来称呼行为和行为者。例如，称实验的行为是“帮助实验”，而不是“伤害他者”。现实生活中的广告和政治语言中充满了这种委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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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留推卸责任的后路。给参与者留下不必承担个人责任的后路。米尔格伦实验中，如果“教师”提出问题，主导实验者就会说，“由我负责”。在现实世界里，上级说了算，群众紧跟就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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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诱人步步陷入。以看似伤害不大的行为来开始，让参与者一步步地陷进去。实验从无害的低伏电击开始，一步步引向致命的45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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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害程度逐渐加强，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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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悄悄从“正”转“邪”。权威者开始时须显得公正、合理，以后逐渐变得不公正和非理性便不易被察觉。领袖以英明开始，以作恶告终。人们一般以为，“权威”总是永远正确，不会自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会深度怀疑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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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筑有进无退的门槛，不让参与者有退出的机会。一面强调退出的“严重后果”，一面允许参与者可以少许表现不同意见。在坚持服从的同时让参与者有舒缓压力的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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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强调宏大的高尚理想。以“宏大谎言”为合理后盾，强调行为的最终高尚目的。米尔格伦实验的表面理由是，科学在适度运用体罚的情况下可以增进人的记忆力。在现实世界中，各种“掩护性的宏大话语”可以用来要求为美好目标作出个人牺牲，如“国家安全”、“实现某某主义”、“将某某斗争进行到底”等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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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所揭示的这些与“盲目服从权威”和“好人作恶”有关的条件，有的可以直接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对纳粹极权统治要素的分析相吻合，尤其是“宣传”（冠冕堂皇的话语，迫害和暴力的合理性，悄悄由正转邪，等等），“组织”（契约式的束缚，等级服从的纪律和基本规则，实际上的有进无退，等等）和“意识形态”（高远崇高的宏大话语，绝对不容质疑的伟大、光荣、正确，等等）。15阿伦特所分析的极权统治要素构成了米尔格伦所强调的那种逼好人作恶的最可怕、最极端的“组织环境”。一个社会一旦成为这样一种组织环境，避免作恶就不再是一件单单靠个人保持良知就能做到的事情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那些参与“集体作恶”的普通德国人不予法律追究正是以此为根据。但是，“不得已作恶”却并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权威服从实验”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被联想为“艾希曼实验”的。这种联想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但又促人深思的问题：我也会是艾希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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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构的情境和真实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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