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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追问这双方的指摘是否有根有据。我们的注意在于你和我之间的利害分歧如何使得我采取一种论证，这种论证，如果你我对换位置，我认为是不足取的。可是，注意到这种诱惑的危险，并不至于阻止我承认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有两面。在某些争论中只有一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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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家庭”只指父母和子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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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特尔顿博士，《泰晤士报》，193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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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尔斯·霍维茨，《泰晤士报》，193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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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工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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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参考此处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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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170173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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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五章 不好的语言和扭曲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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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语言是为了相互交际，为了表示我们对情景的反应，为了触发别人的应答，也为了思考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把语言描写成使用语言的人要借以传达某一内容的一种手段。这种广义的“语言”包括用来传达感情和思想的任何手段，从极其简单的一端如手势语到极其复杂的一端如数理语言。我们要讨论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工具的好坏决定于它能否达到为设计这种工具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一种无效的工具是坏工具；一种有效的工具是好工具。工具是让人用的。例如木匠的工具，严格说，只有在有人用它的时候才是一种工具。我这个人使不好钉锤。我可以说，“这是很好的钉锤，可是我使不好。”这句话的意思是，叫做“这把钉锤”的东西是为了敲钉子设计的，设计得很好，可是使用的人用它敲钉子不很成功。使用语言和使用工具有某种类似。不好的语言指的是没有能达到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好语言是达到了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只有在有一个有一定目的的人在一定场合使用它的时候，一个字眼才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使用语言使用得好还是不好，要看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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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一个字眼（或者一连串字眼），无论是说出来还是写出来，最明显的目的是表示某种物体，或者某种关系，或者某种性质。我们就说这是这个字眼的“意义”。比如说，你和我站在斯里哥海湾边上，忽然看见一只白色的大鸟从头顶上飞过。我对你说，“那是一只天鹅。”我用这句话对你表明我们刚才看见的东西是名为天鹅的这一种鸟的一员。我这里用的“天鹅”，它的意义是平常的，直截了当的。这种意义是与人事无关的，或者用更方便的说法，是“客观”的。因为任何科学探讨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要求所用的字眼是不涉及人事的、客观的，我们不妨管这种用法叫科学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使用字眼是有意要在听话的人那里引起感情态度；我们要他们对我们说的话作出某种反应。这样使用的语言可以叫做感情的语言。这样使用的字眼可以说是带感情色彩的。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在诗歌中，在雄辩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也许对于说话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好语言，因为合乎当前的目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异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地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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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说过，任何讨论都有两方。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言者和听者。关于言者和听者我们将要说的话一般也适用于作者和读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言者，和你，听者，两人的意图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也许你只要我给你提供情况。我在回答的时候用了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因而提供的情况不免有些扭曲。其之所以产生扭曲是由于所用的字眼本身是相当强烈的暗示着某种感情姿态的。这种暗示，心理学家称之为“固结暗示”；我们不能听到这些字眼而不引起感情姿态。正像冰块不仅使我们触觉上感到冷，而且使我们视觉上也感到冷，某些字眼在它们的客观意义之上还有附加的意味。这种附加的意味就叫做感情意义。我可能故意对我提供给你的情况加以扭曲，因为我要激发你的感情。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是老实地回答你的问题。那么，从我的角度看，我的语言是好的（即有效的），因为它达到了我使用它的目的。从你的角度看，这是不好的语言，因为它在回答提供情况的要求时引起感情的反应。可是也许我每逢提到某些话题总是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已经成为习惯，自己不意识到所提供的情况已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是贻误了你，并且贻误了我自己。贻误了你已经够糟的了，贻误了我自己就更糟，因为我将不能正确思维。不幸，我们常常处于这种状态。在关于道德、政治、文艺、宗教等等的辩论中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的情况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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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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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约翰·欧文先生在《观察者》周刊的一篇每周剧评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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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不能说是无足重轻的剧本，虽然它也许被年轻的伊顿广场布尔希们(1)捧得太高了，这些人只要听见一个俄罗斯名字就会神魂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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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希”是一个轻蔑的名称——现在有点过时了，但是在欧文先生的词汇里还活着。在上面这段引文所在的那篇文章里，他是为英国戏剧界辩护。某些美国评论家说英国舞台上不上演严肃的剧本，欧文加以驳斥，引《海鸥》的演出为证。至少表面上这是他的意图。但是欧文先生是一位有主见的人，他的感情是强烈的，他说话是有火气的。他一想起这个剧本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似乎就让他偏离了他的目标，他禁不住要对持有他所深恶痛绝的政治观点的人们捅上一刀。于是他就用了一个辱骂的字眼，并且不近情理地夸大其词。这就把读者搞糊涂了，不知道欧文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持有某种政治观点的年轻人，由于持有这种观点，就失去辨别好的俄罗斯剧本和坏的俄罗斯剧本的能力。也许欧文的这句话只是一声叫唤——等于摇晃一下旗子，不一定有什么深文大义。我对于欧文先生也许估计错了，可是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文章主要是用来诱导他的读者同意他的意见，而不是说服他们相信他说的话有道理。他的文章常常夸大其词，常常语带情感，也许能给一部分读者以深刻印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读者已经认识到他的浮夸，因而对于他的严肃的评论也不太相信了。我本人就不知道欧文先生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在前边把他的说话比作叫唤，我是故意选用了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词，因为我相信只有用这个词才能正确表达欧文先生的话对我产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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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熟悉拉斯金对惠斯勒的名画《夜景》的评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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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曾听见过、看见过不少老油子的破玩意儿，可从来没想到会听说有一个花花公子把一罐子油彩泼到大家伙的脸上而要价二百个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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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能够算是严肃的艺术评论家来说，这种粗暴的语言也许是不能原谅的。可是我觉得它不会对读者产生什么坏影响；它的粗暴使它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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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有意使用猛烈的语言，目的在于挑起强烈感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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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阿比西尼亚论战之上升起一股石油的臭味，而比这股石油味更臭的是犹太人的臭味。”——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新政治家与国民周报》——“这个英国”专栏，193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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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误解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的目的的话，他是用了恰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语言。在我们正在研究的好的语言和不好的语言的区别的意义上说，他的语言是好的。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通过煽动和制造仇恨去激起人们起来行动；他要骂街，而他的语言骂街骂得太厉害了，反而不能叫人不看清楚他说话的用意。我要把这一点说清楚，这对于本章的宗旨非常重要。我个人不赞成奥斯瓦德·莫斯利的意图；我非常不喜欢他的无礼貌的、故意骂街的语言。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要表白我赞成还是不赞成某某人有关艺术或者有关政治的见解；我要谈的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怎样会妨害我们有效思维。使用强烈语言的习惯会导致扭曲思维。有时候是有意用强烈的语言，因为我们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感情，并且要别人知道我们有强烈的感情；有时候是因为用了我们没意识到它的感情作用的词语而无意之中对事实作了不真实的表达。要区别这两种情况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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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记住我—你这个公式所表示的重要区别，我们会发现，认识带感情色彩的话会影响别人的思维是比较容易的，认识这种话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思维就不那么容易。说反对我们的人的坏话，说赞成我们的人的好话，这对于我们大家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在于把辱骂当成坦率的批评，把赞美当成公正的欣赏。在1935年11月普选之前不久，《笨拙》周刊杂志刊出一则幽默小品就是拿这个人人易犯的毛病做题目的。作者让竞选人牢记一些有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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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短语每一个都可以以其中立的意义用来说出一个事实。例如，确实有锐利的批评这样一种东西；确实也有庸俗的人身攻击。《笨拙》周刊的作者击中要害在于把一类词语划给你自己一边而把另一类词语划给他们那一边。离开具体环境，我们很难断定这些词语的使用是否出于扭曲了的思维。使用带感情的语言的危险在于它有消除我们的批评能力的倾向。A. P. 赫伯特先生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