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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真是提供机会产生了大量的制造问题的字眼。什么样的字眼叫做制造问题的字眼呢？如果它的意义意味着还在讨论中的某一点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字眼就是制造问题的字眼。使用这样的字眼就是使用不好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隐含着一个并未经过证明的结论。以后我们谈到循环论证的错误的时候还要遇到这些制造问题的字眼（见第十二章）。现在只要指出这一点：带感情色彩的词语可能不但是使听众，也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在论证之前就作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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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普选前夕的兴奋几乎达到恐慌的程度，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不好的语言，甚至超过了一般竞选演说中所常见的。我从我手头所有的报道中随便挑出三个例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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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勋爵要求保守党人“公平竞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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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赫伯特·塞缪尔的人是在做一件不爱国的事。如果由于他们坚持关税改革，反对自由党候选人，因而（很可能是这样）选举的结果不明朗，甚至让工党的浪费政策得胜，那么他们的行为无异于当国家处于危急之中的时候，他们仅仅由于党派斗争，在国家的背脊上捅上一刀。”（《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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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温先生在利物浦演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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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治家的最高考验是在危机面前有无勇气。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有些同胞的勇气没了，使得国家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逃跑了，把我们扔在前所未有的位置上。他们害怕了。［欢呼］他们忘了他们是英国人，只记得他们是社会主义者。那几个星期的罪过将永远记在我们的政治史上。”［欢呼］（《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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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霍恩爵士于同年10月29日在Criterion饭店发表演说，《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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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已经投了票，他们为保卫国家的尊严感到骄傲。他们为在上届政府里任职的那些胆小鬼加在他们身上的耻辱而感到愤怒。可是反对党犯了个大错误，他们以为他们能够用肮脏的许愿来诱惑工商界人士的灵魂，仿佛他们是雇佣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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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演说之后已经过了七年，我的乐观足够使我相信，你们在这些引文中间发现许多不好的语言的例子。我说这种语言不好，意思是这些政界人物不是有意糊弄他们的听众；他们自己也被他们使用带感情的语言的坏习惯引入歧途——有时候骂，有时候夸，有时候诉之于英国人讲究的费厄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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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例子不像刚才那些个明显。这个引文的出处跟上面第二个例子相同，也是鲍尔温的演说。这一部分的报道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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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税问题上的确不免有些为难。自由党人对这个问题怀有自由贸易的倾向，但是愿意不带成见来研究和决定是否可以在关税之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保守党将不带成见开始研究，只是赞成关税改革。他们愿意不带成见开始研究各种方案，整个内阁将怀抱十分诚意坐下来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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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注意，鲍尔温说到自由党时，说它怀有自由贸易的倾向，而说到保守党时，却说它赞成关税改革。“倾向”（bias）这个词有一种带感情的意味，意味着已经胸有成算，那是跟“不带成见”不一致的。而“赞成”这个词没有这个意味，我想。可是请看《飞机报》的主编的下面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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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软弱无能的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事件。一起头我就主张：我们的正当的政策是严格中立，两方都供应，而对国民军予以自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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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格雷先生好像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有点滑稽；也许“倾向”这个词是中性的，我前面说它有感情色彩是说错了；也许它被人们用于各种意义，弄得什么意义也没有了。正像阿丽思说的：“全都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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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对布尔什维克的蔑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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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是英国法西斯党首领。《新政治家与国民周报》是中间偏左的刊物，“这个英国”专栏专门选登落后言论和行事的报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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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么样的字眼！》，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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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1年8月，英国的工党内阁因为对付不了世界经济衰退引起的问题而辞职，工党与保守党、自由党组成联合内阁。十月里举行普选；议席有变动，但仍由以工党为首的联合内阁执政。这里引了三个人的演说，格雷是自由党人，鲍尔温是保守党人（工党内阁以前的保守党内阁首相，在联合内阁内掌权），他们的演说在选举投票之前；霍恩是工党，他的演说在选举投票之后，选举中仍然是工党得票较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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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六章 罐头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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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形式的无效思维是这样产生的：有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因而急于要取得自以为合适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对于这样轻易接受过来的意见的全部含义我们并没有想透，有时候是因为太懒，常常是因为太忙，也往往因为无知。一种复杂的事态很少能用一句话说明它的真相。我们非常需要有确定的信念作为行动的依据，而搜寻这样的信念应该拥有的证据是艰难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我们思考之劳的简明的论断。这样就产生了我称之为“罐头思维”的东西。这个比喻我认为是恰当的，因为罐头思维接受起来是容易的，形式是压缩的，对于智力营养必不可少的维生素是丢了的。你一定注意到了我用了“维生素”这个词，我在继续用我的比喻。我还要加以扩充。罐头牛肉有时候是一种方便形式的食品，它也有点味道，它也有点营养。可是它的营养价值比不上用来装进罐头里去的新鲜牛肉。当初它一定是用新鲜牛肉制成的，绝不能让它变陈了。同样，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候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一个罐装的信念应当是一个非罐装的信念的结果。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因素，这个信念就不应该坚持。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思想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依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自然发育是必不可少的；对我们的罐装信念时常加以盘问，对于发展我们的有效思维的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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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大概都熟悉许多罐头思维的例子，尤其是那些已经变成口号形式的。什么叫做口号？口号可以定义为“罐头思维的结果，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简单点用一个英语里的字来说就是catchword，这个字在《牛津英语词典简编》里的定义是“听见别人说也就跟着说的字眼”。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总还记得1919年大选时候的口号：“绞死德国皇帝”、“把德国挤得吱吱叫”。我想，那些政治家们后来该后悔这些口号非常有效地决定了选民的投票。鲍尔温在1929年竞选时的口号是“安全第一”。这个新奇的竞选口号失败了，鲍尔温被击败。下一章将要讨论口号和宣传这一危险的艺术的关系。口号的利用是很自然的，不超过一定程度时也是有益的。可是如果把口号当作论据，把有关的复杂情况全然置之不顾，那就超过了上述程度了。例如关税对于一国人民的福利的影响这一复杂的经济问题曾经用一句话总括，叫做“粮食税意味着高价粮食”。这句话也许是对的；我的目的不在于辩论这句话的是非。但是粮食的贵与不贵，一部分原因在于实际工资有无增长以及货币的购买力有无增长。这种罐装式断言很容易堵塞不肯用思想或者无知识的人的脑筋，听不进任何有利于征收粮食税的论证，因为没有人愿意粮食涨价。“人们不肯忍受粮食税”这句话，多少年以来，无论是主张征收粮食税的人还是反对征收粮食税的人都深信不疑。比物勃鲁克勋爵在他大张旗鼓地鼓吹“帝国内部自由贸易”的时候，对这一罐头思维的例子进行挑战。他保留“自由贸易”这一有魅力的口号，可是他毫不迟疑地宣布必得征收粮食税，等于对“人们不肯忍受粮食税”提出疑问。人们肯不肯忍受什么，往往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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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人们常常把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方面工作的结果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一切都是性。”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说恋爱、艺术、政治、宗教全都是性欲的表现，简直是十足的胡说。这的确是罐头思维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弗洛伊德的书不是容易读的；他的见解是以复杂的实验分析作基础的，一般是说得很有分寸并且是用一种非常专门的语言来表达的。有些人（包括我本人）认为他的措辞不都是很恰当的。可是这不成为把他的主张用一个显然不恰当的公式“一切都是性”来概括的理由。我想现在再没有一个想要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的人会接受这么一种罐头话了，而且也不会因为这句话被表明为荒谬就全部否定他的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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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经常被人们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极权政治理想和民主政治理想之间的对立，这也向我们提供沉湎于罐头思维的诱惑。要发现一方面究竟什么是法西斯党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目的，绝不是很容易。（请注意，着重究竟二字。）要总结德国在纳粹统治之下有些什么成绩，或者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之下有些什么成绩，那就更不容易了。要核算苏维埃俄罗斯的成就，估计它的失败，那也是同样困难的。我们之中大多数人会觉得难以决定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专制统治之下有了哪些收获，有了哪些损失。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有有关这些情况的信念。我们跟这些极权国家的关系，现状如何，又应当如何，这是有实际政治重要性的问题。当我们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决定我们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对于这些国家之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所采取的内部政策或对外目的怀有赞成或反对的倾向。正是这类问题特别难于避免跟我们的感情合拍的罐头思维。我们大多数人不能获得有关事实的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已有的翔实并且较少成见的报告也没能看到。不管怎样，这种问题是复杂的，难于把握的。建立一个简单的对立要容易得多：一种政体（随你喜欢哪种）是好得不得了，另一种是坏得不得了。我们会变得像一个孩子，问：“约翰王是不是个坏人？”，“理查一世是不是个好人？”，不能容忍，甚至不能理解，这种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对”或“不对”来回答。现在很容易发现，谁要是说希特勒给德国人带来了点儿什么好处，或是说墨索里尼对意大利的情况有所改进，这个人会立刻被痛恨法西斯主义的人责骂为法西斯之徒。同样，一个热烈拥护法西斯主义的人，会指摘任何说俄国工人的生活比沙皇时代好的人，说他在给“那些混账的布尔什维克”辩护。这一类责骂都是罐头思维的产物。习惯于说这种话的人是把一种统治总结为十全十美（或者十恶不赦），他不会辨别其中可能有好事情（或者坏事情）但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好（或者都坏）。他们脑子里有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图像，正如那个孩子脑子里的约翰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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