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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罐头式的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引导我们把对方的论断作完全不能允许的引申。说墨索里尼实现了某些非常需要的社会改革，这本是一句有分寸的话，却被引申为法西斯主义好得很的意思。把论敌的话扩大到包含它原来并不包含的意思，以至对方可以否认而无自相矛盾之嫌：这种扩大化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我们现在不去考虑在辩论中故意歪曲的问题，我们只研究并无恶意的歪曲，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判断关于某一问题的某种意见，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心灵已经让罐头思维给堵塞了。我们用互相排斥的抽象概念来进行思考的习惯促使我们对论争之点予以不适当的扩大——不是民主就是极权，不是善就是恶，不是黑就是白。认为斥责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承认诸民主国家对于目前的世界状况的形成完全没有过错，也属于同类错误。有一个最近的例子。1938年4月15日出版的《观察家》周报发表了洛基尔·劳伊德教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十字架和危机》，主题是主张“说到底，历史是正义克服暴力的不断努力的记录”。他声称发现两条“道德阐释原则”：最初是罪恶得胜，可是后来罪恶“的胜利本身引起了报酬递减定律，最后把罪恶吞没”。他的结束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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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适用于目前的国际局势是明白的，十字架确实为今天的民主政治大有希望提供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声称这个道德阐释现在就能看到它的两个阶段；这样说就不是现实主义了。事实是，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存在的事态而论，还没有谁能说第一阶段的结尾已经出现。罪恶，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化身，还在收获它的开场胜利的过程之中。但是凡是从十字架学习了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历史观的人都知道，早晚这罪恶胜利的本身就将不可避免地推动报酬递减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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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引起一位作者在下一期《观察家》的通信栏里抗议“劳伊德教长让民主和专制分别代表善和恶的势力，未免太简单了”。这位作者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他问道：“今天世界上罪恶的势力泛滥，难道我们毫无责任？一个批准凡尔赛和约的国家，没有多少权利自命为基督之徒而把欧洲的一些专制者认为是撒旦的使者。”劳伊德教长的回答是他从来没有打算作如此简单的解释，他声称“我的文章没有提起民主政治，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民主政治。”他最后说：“认定法西斯专制者是罪恶的化身，这我是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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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请注意，劳伊德教长的辩白是不完全确实的，因为（在上面那段引文里）他明明说过“为今天的民主政治大有希望提供基础”。可是在我看来，他认为别人是对他的话加以引申，他不承认是对的。他在法西斯专制者和罪恶之间画等号，并不包含在“民主”和善良之间画等号的意思，更不用说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边所实现的民主了。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出于过度简化的对照。我自己并不赞同劳伊德教长的观点，但是我不认为他犯了被指控的简单化。他在别的著作里明白表示过他能够对某一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贬斥，同时在里边发现不少可取之处。在坚持认为“极权主义是反基督”的同时，他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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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明白无误的事实：意大利、俄罗斯、德意志、土耳其的专制政治面对着一大堆难以忍受的宗教的、道德的、社会的腐败现象。他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扫除干净，让他们的人民恢复了活力，赋予他们以新的道义上的自尊心，用一种有条有理的社会制度替代腐败的特权，尤其是使得‘没有什么值得追求，亲爱的，没有什么让我们活着有意思’这样的歌曲成为不相干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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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正的基督信徒，他要是真诚地衡量这些极权主义者发表的思想和实际的成就，是会时而激动时而沮丧的。如果他是在寻找罪恶，他能够找到很多，可是他也能找到好事。”（《革命中的宗教》，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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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本认真说理的书上节引上面这段文字，目的在于表示，即使像在罪恶和法西斯专制之间加等号这样极端的意见，也不一定是罐头思维的结果，不一定是忽视有关事实的结果。劳伊德教长肯定是痛恨法西斯专制的，可是他不满足于用他个人的反应来代替讲道理的论证。他的论证是否成功，我不管。也许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有人鹦鹉学舌似的重复他的结论，那些人并不试图考查法西斯专制的后果，而满足于念叨“极权主义是反基督”。显然，劳伊德教长指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话，其中很多是只有像他自己那样的基督徒才会同意的；也只有这些人才会接受他的“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中间有着有理由的希望”的论点。我说这个话也无非重复我在前几章里强调过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怎样思维是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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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对不对，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想一想对于我所引述的劳伊德教长对一个当前热烈争论的问题的看法，你自己采取什么态度。把基督的十字架引进论证里边来也许会引起你的愤怒，使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作者会说出什么值得一听的话。或者相反，你一听说作者是一位教会要人，就倾向于相信他的话错不了。或者你准备就论证本身来考虑，不理会作者的宗教信仰如何。当然，这三个“你”代表三个不同的人。而且参加辩论的人也不限于这三种。我要谈的却只有两个大类——一种人是脑筋比较开放的，一种人是脑筋比较闭塞的。即使我们相信我们属于第一种人，我想我们还必得承认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脑筋是比较闭塞的，不容纳不同意见，几乎、也许是完全不能经历任何豁然贯通。我引来做例子的问题之中就有些是我自己有坚定的看法的。我不敢希望在选择或阐发这些例子的时候能够避免偏向。我当然愿意能够这样，可是我知道在许多有现实重要性的问题上我有我的看法，这些看法我认为是这样肯定正确，以致我不能相信那些跟我的意见不同的人看清楚了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很想说成“我所看清楚的”，只是因为往往事后证明我并未看清楚才没有加上“清楚”二字）。我个人的倾向性从我在下面引用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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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上面谈到过的例子更粗糙的罐头思维见之于使用诸如此类的词语：“年轻的伊顿广场布尔希”、“托洛茨基派捣乱分子”、“和平主义胆小鬼”、“脑满肠肥的资本家”、“挺腰凸肚的股票经纪人”、“没精打采的基督徒”。这种带感情的语言把对于某一种人的个人好恶压缩在一个短语之内。至少在我看来这是罐头思维的结果。也许我这样说还是抬高了它们，因为在使用它们之前毕竟是有过思维而不是脱口而出的。也许是这种短语里边所表达的概念久已纠合在一起，形容词已经拴牢在名词上，以致要把基督徒和没精打采分开在心理上已经不可能。离开语言环境，我们不知道这些短语是仅仅用来泄愤，还是用来参加认真的讨论的。如果是前者，它们就只有感叹的价值。这也无妨，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表示我们的愤恨，除非为了保持礼貌。如果是后者，这种语言就是不好的语言，因而这种思维是无效的。这是罐头思维的极端形式。包含在这些短语里的判断，如果有什么事实作根据，重新考虑一下那些事实就足够让说这种话的人明白，例如一个资本家不是必然脑满肠肥，一个基督徒不是必然没精打采。那些习惯于给一种政治制度、一种行动方针、一个阶层的人加上一个难听的形容词的人，往好处说是把有关的事实过分简单化，否则就是全然不理会那些事实。一个能够以理责人的人用不着大声叫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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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固定形容词都是骂人的。你有时候会听见人们念道“我们的了不起的警察”、“我们的一尘不染的警察”，他们无法相信有的警察曾经因受贿而判刑。相信有这样的事就要把他们关于“我们的警察”的根深蒂固的看法整个推翻。他们不能想象一个英国警察会受贿，正如他们不能看见冰而不想到它是冷的。我有一个朋友，当她听见她的兄弟、一位军官——在世界大战中第一次放假回来的时候——说，不是每一个英国军人都是勇敢的，她的惊愕之态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这触犯了久已铭记在她心中的英国军人的形象。高贵的以及不高贵的动机造成这样一个理想。可是要维持这样一个理想就意味着不了解一个英国军人仍然是一个人，跟一个法国的或者德国的军人一样的人。而且，我想，这也意味着没有想象双方军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打仗。这种对这种或那种人的理想概念是很多糊涂思想的根源；甚至落到完全不能思考那个问题的地步。《新闻记事报》最近刊出过一封信，为罐头思维的这种结果提供一个极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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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报星期三的社论里两次出现‘英国的懦夫行为’字样。我不知道作者是哪国人，因为把‘英国’和‘懦夫行为’连在一起，是英语里没有的，也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里没有的。在目前的微妙的欧洲形势之下，‘英国外交’这样的字样不是更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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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署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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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并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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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愚蠢到了不值得引来做例子的程度。我在这里引用，只是因为它充分证明我们对某一种人的崇敬（或者鄙视）能够使得我们完全不能想象我们有错误认识的可能。末了的署名也暴露出一种糊涂观念：一个人不能以隶属于某一国家为荣，除非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他所钦佩的优点。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坚决拒绝避开一种不良思想习惯的结果，这种思想习惯是跟对世界事务作有效思维所必不可少的超然态度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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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罐头思维也有它的用处。正相反，我们必须行动，有时候必须猛烈行动。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把学院式的超然思考走向极端的危险，使得我们不能决定站在哪一边行动，因为两边都有理。比如当我们的国家参加战争的时候，或者在议会选举的紧急关头，我们不可能不采取行动。拒绝参与战争，毫无疑问这是偏向一方的行动。拒绝投票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不能产生有益的效果的行动。我们所能做的是利用能够使我们做出决断的一切机会；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行动有力。如果我们在决定如何行动的时候觉得困难，我们自然会对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采取宽容的看法；这种宽容态度跟有力行动并不是不能共存的。罐头思维（正如罐头牛肉）并不危险，如果在这之前有过新鲜思维。我的比喻只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能让罐头牛肉“非罐头化”，但是我们能够时不时把我们据以得出罐头结论的道理拿出来检查检查。而且，我们能够提醒自己注意新的情况以及承认我们也可能搞错。过去二十年欧洲各国关系的历史为继续不断依照罐头思维所体现的信念办事因而产生的灾难提供了可悲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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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七章 宣传：一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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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谈过那诉之于我们的希望或畏惧的感情语言，也谈过罐头思维，谈过它们的潜进而强大的影响。这只要看一看成功的宣传艺术就再清楚不过了。“宣传”这个词的意义的劣化向我们提供人类愚蠢的一个例证。“宣传”（propaganda）的本义是“罗马正教的一个专管外地传教工作的主教委员会”（这是《牛津英语词典简编》里给的定义，并且说明这个委员会建立于1622年）。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传教社团叫做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福音会），其中propagation这个词就是从propaganda派生出来的。传教者的明白无误的意图就是叫别人接受他的信仰，就是说，改变本人的观点，接受某种宗教信仰。“宣传”这个词有时候也用于中立的意义，表示传播某些信息，借以取得对某项事业的同情。因为取得同情的欲望常常胜过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博得同情的欲望，宣传这个词就逐渐获得用任何方法引导别人接受宣传者本人的判断的意义。我们大家岂不是都有时候觉得如果人们知道什么什么，他们就会怎样怎样行动？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提供的信息没能引导他们接受我们的信念，照我们要他们行动的那样行动，我们往往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提供不是信息而是一些至多是半真半假甚至是全然虚假的东西。在许多本来是诚实的人的心目中，他们自己坚信不疑的某项事业的正义性可以是采取任何方法获得赞助人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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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一词词义的逐渐败坏在大战期间由于政治家们所说的紧急需要而加速。有些国家的政府设置新闻机构散布消息，借以达到双重目的，既用以团结本国人民拥护他们的政策，又用以在还守中立的国家面前把自己的政策说成何等正当。这些机构最初称为“宣传部”，后来改名为“反宣传部”。到了这个阶段，这个词的词义劣化遂告完成。“反消息”这个词毫无意义，如果“宣传”还作“消息”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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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本书里讲宣传，是把它作为阻碍我们为某一目的进行思考时所可能遇到的障碍来理解的。为某一目的进行思考，常常需要信息。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信息而是宣传，我们的目的就挫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记住，宣传家是某项事业的鼓吹者，他要促使别人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也许是值得做的，也许是不值得做的；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确实有这种情形：我们赞成某项事业，但是不赞成用来鼓吹这项事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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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人支持我们的目的主要有三种办法：强迫他们这样做，劝说他们接受我们的看法，说服他们相信我们的建议的合理性。强迫就涉及暴力，我们这里不讨论。不错，人们会被恫吓或者拷打以致貌似接受那些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强迫他们接受的信念。这种表面上的顺从并不包含信念，使用武力也不属于宣传的范围。我要区别的是劝说和说服，在这里我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我用这两个词跟它们的最常见的用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可是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有明显而重要的区别：一种方法是用非说理的方法让别人同意我们的意见，一种方法是向他们提供合理的根据，从而使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对常用的词能显然标明这个区别。因此我将采取自作主张的办法，让“说服”（convince）意味着“用理性的论据来满足”，就是说，提供证据来支持提出来的结论。“劝说”（persuasion）这个词我把它的意义限制为“用提供合理信服所需要的证据这一途径之外的办法促成接受某一结论”。我想，多数人会说“劝说”包括我所说的“说服”在内。我承认这是合乎一般用法的，但是就我的目的来说，这样的用法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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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认为，在实际形成我们的结论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分清哪些是非理性的劝说的结果，哪些是被合理的论辩说服的结果。相反，我要坚决声明，我们很容易把劝说误以为说服。我也无意于主张受人劝说总是不对的。我所要坚持的只是说，由于受人劝说而持有某种信念和作为合理论辩的结果而持有某种信念，二者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宣传家所依赖的是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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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家已经把宣传的艺术推向完满。研究一下广告中所使用的手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别的宣传家的把戏，了解它们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诡谲。做广告的人有东西要出售，期望他对此不关心是不近情理的。他要以最有利的形式呈献他的货色，因此他不会向我们提供全部信息让我们对他的货物的价值作出独立的判断。他常常必须让我们产生对他的货物的要求，因而他将想方设法触发我们的感情，诉之于我们要求更加健康、更加美丽、更加装束入时的欲望。同时，那手法高明的广告家为了支持他的许愿，将提供一些他的货物能够满足这种种欲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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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翻开你身边的任何报纸或杂志，看看里边的广告。让我以身作则，选录几个例子，略加伪装，以防引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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