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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八章 听众的种种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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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的技术，前面已经用广告术、报纸的版面、记者的选择新闻做例子。一个在公共场所演讲的人，为了达到鼓动他的听众做一件什么事的目的，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技术。演讲的人必得吸引听众的注意，并且维持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愿意继续听下去。因此，他必得变着样儿说同样的意思，因为任何复杂问题都不是一听就能了解的。最后，他必得让他的听众觉得他有对他们说话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得显示他说话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满足上述种种需要之中潜伏着对演讲人的巨大诱惑和对听众的严重危险。如果一个演讲的人声称他对于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特别胜任，如果他坚决不翻来覆去说同一意思，如果他不肯诉之于听众的感情态度，那么听众就会听得不耐烦，心猿意马。如果是这样，演讲人大可以站在听众面前一言不发，这就不成其为演讲了。一个有效的演讲人总是要估计听众的反应的。有的听众也只配让演讲人利用他们的轻信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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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各样的听众，有各种各样的演讲人。以演讲人而论，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代表一个极端，大选时候的政治演讲人代表另一极端。我把这两种演讲人用来代表两个极端，是假定给学生讲课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帮助他们受教育，而面对由选举人组成的听众的演讲人主要关心的是劝说他的听众投他自己的票或者投他所支持的候选人的票，即使他在劝说的同时也进行说服。这两种目的都是诚实的，都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值得追求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听众的性质有所不同。用来吸引和维持他们的注意力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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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我用“讲课人”和“演讲人”这一对名称来标明以教育为主要目的和以劝说为任务的两种说话人的重要区别。一个教育家有两个主要目的：一，灌输知识；二，培养某种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将使他的学生会寻觅知识并且养成在合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能力。一位大学教授讲话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产生于他比他的学生有更多关于这门学科的知识。可以设想，他被任命为教授是由于他具备必需的知识，而他的学生们，至少在开始阶段比较无知，有时候是惊人的无知。学生是来接受知识的，教授是来向他们提供知识的。可是我希望大家会同意我的意见，教授的任务不是仅仅以提供知识为限。而且，即使是一个正经任命的教授有时候也会把事实搞错。再说，提供知识和灌输意见也不能截然分开。就我所知，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些学科尤其如此。我想大多数教授会同意，如果一位教授有这么个习惯，每发表一个重要的意见都不肯十分肯定，说话爱迟迟疑疑，给人一个印象他在这方面不是特别见长，那么他的讲课将完全不起作用。他必得作出权威的姿态，让人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特殊知识，曾经在所讲的问题上花过很多工夫加以思考。他的合理的权威到此为止。一个聪明但是知识不够的学生可以批评教授的论断，而且，请注意，也许批评得对。没有人是不会错的，包括大学教授；我们中间，哪怕是最年轻的，也可能看见我们的视野中为眼罩所遮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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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毛病出在学生方面。他们像卡莱尔所说的那样坐在那儿，“像等人把水倒进去的水桶”；他们对于教授的权威有一种过度的崇敬；他们懒得出把力气动动自己的脑筋。幸而对于教授只因为他是教授而给予的崇敬正在减退，我相信。另一方面，学生也应当记住，“在我们中间，哪怕是最年轻的，也会搞错。”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起步的时候老师是领先于学生的，并且可以假定，他不但是有较多的知识，而且也比班上部分学生更加思路活泼——除非这是个很小的班而且班上的学生都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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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人学校里边讲课的人会遇到特殊的困难，由于成人学生特别容易有先人之见。常常会有这样的学生，他到这个班上来就是希望得到一些信息可以帮助他证实他早已怀持的结论。(1)他们的意见已经决定，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有一位有资格的讲课人的权威。有一位成人学员对他的教师的评论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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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常常说些话引起不同意见。我的理想是一个说起话来充满自信的人。有时候有一位学员偶然表示相反的意见，我们的讲师说，‘是的，也可能是这样。’他说话的神情叫人觉得这反对的意见跟他原先提出来的意见有不相上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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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生期望他的讲师把有利于这种意见的证据和有利于那种意见的证据都拿来掂掂分量，作出决定，哪种意见更可取；他还期望那位讲师明白无误地说出来哪种意见是绝对正确。这不是总是可能的。我同意，这是我们希望有更多次数能够实现的理想。然而确实有很多重要问题是两方面都有理，因而考虑到双方的论证，没有理由断定这相反的意见之中有一方是无疑问的正确的。承认这一点，跟声称“按照我的意见，我相信这是正确的看法”并不矛盾。注意“这个结论是不容怀疑的”这种说法和“我不怀疑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种说法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前一句话意味着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怀疑这个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对此有所怀疑的人都是头脑糊涂的。至于后一种说法，那仅仅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人，就是说这句话的人，已经解决了他的疑虑，准备拿出证据来支持他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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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引用过他的话的那个成人学生，如果他的教师只是“提出”一种看法而对于另一种看法也只说“也可能是对的”，没有多余的话，那么我以为这个学生对他的教师的批评不无道理。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批评是不是针对这一点，因为这个学生显然要他的教师说话“充满自信”，而不是“引起不同意见”。但是学生是一种特殊的听众，它是由一些要求受教育而不是要求得信仰的人组成的。至少一个讲课人希望这是他的听课人的思想状态的正确描写。在这样一种听众面前，如果讲课人有时候说了些错误的话，使他的听众知道他并没有被神赋予他永远正确的灵感，那倒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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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间教室里的温和平静的空气转到一个政治讲坛上的感情沸腾的空气，变化可大了。然而我们在前一种场合未始不能具体而微地看到后一种场合演讲人所遇到的一些诱惑和听众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我说演讲人遇到诱惑，听众遇到困难，是因为我想到演讲人是一个要赢得他的听众接受他的观点并推动他们照此行事的人，我也想到听众是一些要求获得合理的根据使他们能作出被要求作出的决定的人。从这个观点出发，我用的语言在我看来是方便的。可是我并不否认演讲人在自己的思想中也会遇到困难，这种困难不是因为存心诚实就可以消除的。另一方面，听众也可能——我怕不是可能而是常常——由于懒惰的心理习惯，把一切委之于罐头思维。这些我现在都不谈。还有，我要假定演讲人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就是说，他要使得他的意见被人接受是因为他深信他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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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演讲人所遇到的诱惑呢？显然，他必须能够“吸住”听众；他是带着光环出现在听众之前的，他本人在听众眼里是有地位的人，并且还可能有名人当主席。他的宗旨是劝说，他没有时间教育他的听众。他得准备受“质问”，被不相干的甚至是恶意的质问所打断。虽然我一直假定听众是希望得到合理的说服的，可是我也不否认这样的听众只存在于逻辑学家的梦中。相反，我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演讲人常常面临严重的诱惑，只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这样的“政治圣人”才能有不屈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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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几个例子来表明这些诱惑的性质，这些例子来自1931年大选时政治家们对选民所作的演说。(2)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年，我们能够比较超然地研究研究那时候他们说了些什么，是怎么说的。可是得记住，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做不到完全超然。那个时候争论的问题现在也不是全都解决了。对于这些争论的问题，我们可能有坚决的看法，我们也许坚决站在某一个政党的一边。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才假定我们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超然。我个人的意见是，在那一次大选中积极活动的政治家中，大多数是相信只有他们的党能够拯救国家免于灾难。这句话听起来可笑，实际不然。一个政党所要拯救我们免于遭受的灾难和对方政党提出办法来抢救我们的灾难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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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首先从鲍尔温于1931年10月20日在利兹所作演说中引一大段，按照第二天的《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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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莱·鲍尔温先生今晚在利兹对广大听众演讲，受到极大的欢迎。这是他将要在英格兰北方和苏格兰所作的一系列演说的第一个……鲍尔温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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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满自信在这里开始我在工业的北方进行的竞选演说。我对约克郡的男男女女的深明事理、明辨是非充满信心。（a）他们的头脑太清楚了，绝不会上社会主义者的疯狂许愿的当，也不会受关于关税改革的假仁假义的言谈的蒙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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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要证据，他们只要读一读菲利普·斯诺登——他本人就是一个地道的约克郡人——最近几天所说的关于他从前的同伙的话，他们在国家危险时刻置人民于不顾。（c）全国工人已经对那些政党感到厌倦，他们只会许愿一次又一次的救济金，而他们明明知道钱柜里没有这笔钱。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老实实想办法让矿山、纺织厂、机器厂重新开工的政府。（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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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纷纷拥护联合政府的原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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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对他们说这次大选是保守党的诈骗，说整个危机是银行老板们的诈骗。头一句话出自大权威劳合·乔治之口，’鲍尔温说。劳合·乔治曾经说过他们用狡猾的手段竞选。鲍尔温笑着说，‘我不狡猾，（f）也可以说没有狡猾的名声。’‘我想要是我们狡猾的话，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工作。当初财政风潮一起来，工党政府束手无策，静等翻船，他们自己翻船，国家翻船，那时候如果我们是狡猾的政治家，我们满可以拒绝跟他们合作来救这条船。我们满可以从国家当时的困境中捞取政治资本，就在那个时候要求举行大选。（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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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战术上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生命，即使是政治生命，是超出战术之上的。我们的国家的前途比一个工党或者自由党或者保守党更加宝贵。在我们古老的国土上有几千万安分而正派的人民。我们必得想到他们，没有一个正派的人能够不想到他们，首先想到的该是他们，而不是这一党那一党。（h）［大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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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温接着指出，前面有艰巨的工作，联合政府必须取得全国的委任去进行这项工作。他说社会主义的工党是‘输不起的’。他承认英镑曾失去信任，可是银行没有失去信任。他夸奖那些银行家，特别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他说在他看来，对外贸易的入超的补救办法在于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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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一种议论我不能完全理解，这就是关于本届国会有无制定永久性关税之权的议论。（i）国会不能制定任何永久性的东西。每一届国会都完全有权取消上一届国会的决定，如果它认为应当这样。没有一个国会能够通过一条法律，说什么什么是永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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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应该组织一个超党派的委员会来对关税作科学的调整。他指出来，在这一点上他跟在这次选举上跟他站在一边的另一些人的意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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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根本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不是自由贸易，不是保护关税。当前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刻，选民们是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从全国所有的大党选出来的愿意为国家的利益和睦相处、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的利益工作，把国家从灾难中救出来的政府呢，还是把政府工作交还给那些就在几个星期以前逃离大船，把乘客交给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他们自己，用斯诺登的话来说，逃之夭夭，因为他们不愿意为救出国家的灵魂而失去他们自己的政治灵魂的那些人呢？（j）［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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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鲍尔温结束他的演说，‘还没有过去。我们前面还有困难的日子，我们要镇定，要团结。这不是麻天木地的时刻。不要逃避责任，让每个人都怀着在国家困难的时刻要为它出一把力的决心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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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我们是为了决定要不要投联合政府的票去听鲍尔温的演说的。我们的首先的需要是要在这短短的时间所允许的范围内闹清楚相持不下的究竟是些什么问题，鲍尔温对这些问题将提出什么建议。我想他的演说没有满足这个要求。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对这些重大问题——其中有的是不可能简单说明的——作出充分的面面俱到的陈述。可是我们找不着任何清楚的陈述，说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他的党的方针的说明；相反，鲍尔温告诉我们，他赞成有一个科学的关税政策，而联合政府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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