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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演说总是充满了类比，有时候是只是轻轻一提，常常是并不怎么投合，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不合适以至于我们不禁对它们的显然奏效觉得奇怪——这是值得深思的。下面的例子是从1931年和1935年的竞选演说里摘录的。大家总还记得，这两次选举都是在选民意识到情况危急的时候举行的。我将先摘引其中的类比，然后对它们的逻辑上的缺点略加评论，最后研究它们为什么显然打动了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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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道孙·彭勋爵说：“一个医生的委任状”……对“即将举行的选举”来说是一句吉利话；因为如果这意味着“国家的病痛将遵循彻底的检查、有条不紊的诊断、以实际而不是以幻想为基础的路线进行，我们就可以瞻望前途，满怀康复的信心。”（《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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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说，国家这条船差不多要触礁的时刻，阿塞·亨德孙和他的船员们登上救生艇走了，只留下几位职员没跟着走。他们留下“勒姆赛”(5)在船桥上，菲利普·斯诺登在舵轮上，勇敢的“吉米”·汤麦斯在船头，防止碰上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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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塞·亨德孙和他的船员坐救生艇远走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爬了上来。“勒姆赛”在甲板上笑着迎接他们，也不问他们的观点，只是请斯坦莱·鲍尔温到机舱去让所有的锅炉烧得旺旺的，让大船有气力顶住风涛。他请另一位去食品储藏室，另一位跟别的船只和国家保持无线电联系。他请另一位照料被留在船上的妇女和儿童。就这样，这些人在风浪中撑持，而阿塞·亨德孙划着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陆。（《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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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伦西曼先生说当前的问题和危险，其严重程度为战后所仅见。……对工党政府的批评最好让菲利普·斯诺登先生来做，他在他的许多同僚之先看见红灯并且紧缩开支，毅然采取他明知会不得人心的政策。他有勇气面对事实，并且提出他知道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得不采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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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船已经着火。我不打算参加用哪种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的争论。重要的事情是要救船，我不怀疑我们能成功。”（《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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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约翰·西蒙爵士在1931年10月24日演说时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淹死还是要划上岸？’当阿塞·亨德孙摊开他的双手，不愿意再负责的时候，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先生大胆划去。联合政府抓住了生命线，国家只有自救方能得救。摘掉党派牌子吧，团结起来吧！”（《观察家》，193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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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约翰·西蒙爵士在同年10月14日演说时说：“我们当时是在一条往下沉的船上。船在往下沉的时候，尽着辩论该谁下去堵漏洞是不行的。得马上去堵住。”（《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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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在1931年10月11日的演说中说：“到国家已经不再颠簸，收支已经平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建造我们过去努力建造的东西。没有基础，房子站不住；没有财政安全，进步政策维持不了。”（《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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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在1935年11月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说：“我先请大家把国家在1931年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一下。那个时候快要触礁的船又浮起来了，修理结实了。现在，前面有狂风巨浪，怎么迎上去才好？”（《广播报》，193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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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些演说片段里包含类比，也许有点用词不当，但是如果这些话里还可以说是提出什么论据，那论据只能是类比。A．P．贺贝特曾经拿政治演说家们喜欢用航海名词的习惯开过玩笑。他指出来这些名词常常被用错，在听众那里引起的往往不是信服而是嘲笑。我们在这里且不管它用得错不错，我们要询问的是，在一条遇险的船和危机之中的国家之间作类比是否恰当。如果拿“国家之舟”这么一个修辞格里所包含的类比作为论据，那么这个论据的逻辑力量就完全要看：一方面，政府的地位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员工；另一方面，选民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乘客。在我看来，在这些互相比较的事物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相似之处。这可以用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的议论（例ii）做例子。如果阿塞·亨德孙“划着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陆”，我们可不可以问一声别的那些人为什么留下？还有，另外一些人又是从什么地方“爬了上来”取代那些已到安全地方去的人的？这些问题不能从演讲人那里得到回答，至少说明这种类比很不完全，不能用来作论据，甚至可以说是本来就不打算用做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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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揭露这个类比的缺陷的办法是指出阿塞·亨德孙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运用同一类比。他完全可以（虽然据我所知，他没有）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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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船由于船长的无能和瞭望的不得力，正在往礁石上撞去。船长‘勒姆赛’笑着欢迎登上船来的人，同时留在船桥上不下来。他叫斯坦莱·鲍尔温去锅炉房，另一位去储藏室——去查点存粮——另一位去照看蜷缩在舱房里的妇女和儿童。同时，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记得船上有救生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救乘客脱险，我们劝说乘客们登上救生艇，这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后来我们就划船登岸。遗憾的是大船和留在船上的人都遇了难。很伟大，可是不称海员之职；有足够且有余的救生艇，有运送乘客安全登陆的划船的人，然而不用，蠢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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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亨德孙先生这样回答，他没有供给选民们任何理由认为工党政府（或者说，他的党）适合在危急时期当政。那些在演说中用到这个类比的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道孙·彭（例i）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来足以假定他的党能够医治“国家的病痛”。国家遇到困难和身体有病当然有几分相似。我们还听见鲍尔温先生说“全世界都在生病”。这个类比也不能推得多远，但是正如病人需要高明的医生，国家遇到困难需要有能耐的政府，这个话还是可以说的。可是需要论证的是这竞选的政党里边哪一个（如果有一个）是能给我们那个有能耐的政府的。不幸，大多数政治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论辩应该针对这个结论。我们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种看法：对选民演说的政治家们，他们的目的只在于劝说选民拥护一种政策，而不向选民提供这个政策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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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不恰当的类比和隐喻足以说动选民，我想也不难懂。它们跟漂亮口号、再三重复——广告商的老套——有同样的效果，所用的类比都是能够在听众心中唤起生动的图像的。拿上面第（iii）例来看，那里边所用的手法和在听众身上产生的效果可以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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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着火了，”演说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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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马上救火，”听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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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用什么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徒然浪费时间，”演说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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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然，牌子有什么关系，皮管长短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救火，”听众响应，情绪越来越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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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船救下来，”演说家说。“我相信我们能把船救下来”他又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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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船救下来，我们太感谢了，”听众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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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戏非常简单，然而有效。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一个生动的类比论证而不好生想一想在用来比较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切合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思考复杂问题感觉吃力，我们出于思想上的懒惰，非常容易接受下列形式的任何论证：X是Y，正如A是B，其中X和Y是抽象的、陌生的，而A和B是熟悉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相信X是Y的唯一理由是X和Y的关系与A和B的关系是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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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不小的篇幅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听众的严重困难之一正在于轻率地接受不完善的类比的习惯。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是自己问自己，这个类比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在前面举了一个例子，我假设是阿塞·亨德孙的演说（他当然不屑说这番话）。这个办法显然不仅适用于例（ii），也适用于例（i）、（iii）、（iv）、（v）。它也适用西蒙爵士的没有基础不能有上层建筑的议论。另一方面，例（vi）里边的隐喻混乱跟我们现在谈的问题不同，麦克唐纳德用“颠簸”和“平衡”这些字眼，只是表明寓重复于变化之心理效果而已，至于他前边把国家比作船，后面又说到建造，那也还可以说得通，船舱是可以比作房子，也要有牢固的基础。他这段话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串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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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待以类比为论据的办法是养成一种习惯，先问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如果恰当，在哪一点上相似；因为类比论据常常经受不住这样推敲。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下面的例子，这是从培根《论国家的真正伟大》里节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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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生活将要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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