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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些演说片段里包含类比，也许有点用词不当，但是如果这些话里还可以说是提出什么论据，那论据只能是类比。A．P．贺贝特曾经拿政治演说家们喜欢用航海名词的习惯开过玩笑。他指出来这些名词常常被用错，在听众那里引起的往往不是信服而是嘲笑。我们在这里且不管它用得错不错，我们要询问的是，在一条遇险的船和危机之中的国家之间作类比是否恰当。如果拿“国家之舟”这么一个修辞格里所包含的类比作为论据，那么这个论据的逻辑力量就完全要看：一方面，政府的地位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员工；另一方面，选民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乘客。在我看来，在这些互相比较的事物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相似之处。这可以用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的议论（例ii）做例子。如果阿塞·亨德孙“划着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陆”，我们可不可以问一声别的那些人为什么留下？还有，另外一些人又是从什么地方“爬了上来”取代那些已到安全地方去的人的？这些问题不能从演讲人那里得到回答，至少说明这种类比很不完全，不能用来作论据，甚至可以说是本来就不打算用做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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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揭露这个类比的缺陷的办法是指出阿塞·亨德孙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运用同一类比。他完全可以（虽然据我所知，他没有）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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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船由于船长的无能和瞭望的不得力，正在往礁石上撞去。船长‘勒姆赛’笑着欢迎登上船来的人，同时留在船桥上不下来。他叫斯坦莱·鲍尔温去锅炉房，另一位去储藏室——去查点存粮——另一位去照看蜷缩在舱房里的妇女和儿童。同时，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记得船上有救生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救乘客脱险，我们劝说乘客们登上救生艇，这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后来我们就划船登岸。遗憾的是大船和留在船上的人都遇了难。很伟大，可是不称海员之职；有足够且有余的救生艇，有运送乘客安全登陆的划船的人，然而不用，蠢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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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亨德孙先生这样回答，他没有供给选民们任何理由认为工党政府（或者说，他的党）适合在危急时期当政。那些在演说中用到这个类比的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道孙·彭（例i）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来足以假定他的党能够医治“国家的病痛”。国家遇到困难和身体有病当然有几分相似。我们还听见鲍尔温先生说“全世界都在生病”。这个类比也不能推得多远，但是正如病人需要高明的医生，国家遇到困难需要有能耐的政府，这个话还是可以说的。可是需要论证的是这竞选的政党里边哪一个（如果有一个）是能给我们那个有能耐的政府的。不幸，大多数政治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论辩应该针对这个结论。我们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种看法：对选民演说的政治家们，他们的目的只在于劝说选民拥护一种政策，而不向选民提供这个政策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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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不恰当的类比和隐喻足以说动选民，我想也不难懂。它们跟漂亮口号、再三重复——广告商的老套——有同样的效果，所用的类比都是能够在听众心中唤起生动的图像的。拿上面第（iii）例来看，那里边所用的手法和在听众身上产生的效果可以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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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着火了，”演说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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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马上救火，”听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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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用什么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徒然浪费时间，”演说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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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然，牌子有什么关系，皮管长短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救火，”听众响应，情绪越来越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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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船救下来，”演说家说。“我相信我们能把船救下来”他又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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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船救下来，我们太感谢了，”听众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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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戏非常简单，然而有效。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一个生动的类比论证而不好生想一想在用来比较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切合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思考复杂问题感觉吃力，我们出于思想上的懒惰，非常容易接受下列形式的任何论证：X是Y，正如A是B，其中X和Y是抽象的、陌生的，而A和B是熟悉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相信X是Y的唯一理由是X和Y的关系与A和B的关系是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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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不小的篇幅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听众的严重困难之一正在于轻率地接受不完善的类比的习惯。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是自己问自己，这个类比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在前面举了一个例子，我假设是阿塞·亨德孙的演说（他当然不屑说这番话）。这个办法显然不仅适用于例（ii），也适用于例（i）、（iii）、（iv）、（v）。它也适用西蒙爵士的没有基础不能有上层建筑的议论。另一方面，例（vi）里边的隐喻混乱跟我们现在谈的问题不同，麦克唐纳德用“颠簸”和“平衡”这些字眼，只是表明寓重复于变化之心理效果而已，至于他前边把国家比作船，后面又说到建造，那也还可以说得通，船舱是可以比作房子，也要有牢固的基础。他这段话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串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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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待以类比为论据的办法是养成一种习惯，先问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如果恰当，在哪一点上相似；因为类比论据常常经受不住这样推敲。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下面的例子，这是从培根《论国家的真正伟大》里节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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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生活将要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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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和个人作比较，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就把国家比作一个公民，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是很糟糕的。培根把他的论据限制在生物体（人体）和政治体（国家）之间。我们可以把他的论据用现代的词语编成下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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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的身体，为了维持健康，需要锻炼，国家也需要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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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之于国家犹如锻炼之于我的身体；内战之于国家犹如发热之于我的身体（意即发生一种不好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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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培根先认定，国家的“真正的锻炼”是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可是接下去说的时候不提“正义的和荣誉的”了，只是把“对外战争”区别于“内战”。把我的身体因锻炼而发热和国家借助于战争以维持“健康”相提并论，真有点想入非非，叫人怀疑培根是在玩弄“热”这个字眼。当然培根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说话。我的意见是，这里的比较只能以下列事实为限：“我的身体”是一种个体，“国家”也是一个个体，但是另外一种。一定要记住，任何以国家或民族为一方、以个人为另一方所作的比较都应当加以最仔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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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第二种办法来纠正不恰当的类比还可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把人脑比喻为电话交换台。这个“长了霉的老隐喻”（C.D．白劳德教授说它是），第一次应用是出于已故的卡尔·皮尔孙教授之手。(6)最近又变了个样子在亚塞·爱丁顿爵士的手上复活，他把我的心灵比作报纸编辑部，把总的心灵比作中央无线电台。这里只能引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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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脑子的内部一定有点像一个报纸编辑部。它跟外面世界连接靠一些神经，后者的作用犹如电报线。外面世界来的信息以编码通过这些线到达；整个一层事实包含在这些编码之中。编辑部把它做成可读的报道，部分通过已往积累的经验的合法使用，同时也掺进一些新闻家的想象；我们的意识所觉察到的正是这种原始信息的自由翻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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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里的类比跟本章头上引的安德雷得教授的类比比较一下是有益的。爱丁顿这个类比不是仅仅用来说明某种现象；他还用它来对外面世界的性质以及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的性质推导出某种结论。这种比况，在我看来，处处都是失败的。外界（我的头脑之外的世界）的事物比之于记者；这些记者（或者事物）编码发出信息；这些编码信息比之于神经的冲动；那些接收信息的人（编辑和助理编辑？）相当于我的心灵；他们对信息的“自由翻译”相当于我的意识所觉知的那个什么。也许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一系列比较的末了一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先是说我将收到“信息”，可是又说我所意识到的只是一种与接收到的信息不相似的“自由翻译”。这已经够严重的了，可要是再考虑到，这个类比是，第一，用来说明觉知外界事物的过程，其次，用来作为得出这些“信息”是我自己的心灵活动（但是不自觉的活动）的产物这一结论的根据，我想我们不得不说这个类比是非常不能启发的，作为爱丁顿所主张的结论的依据是完全不能叫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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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引几个这样的类比的例子非常容易。可以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里找出很多例子。用类比来进行思维非常普通，我们不注意就不觉察。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用的，为了了解一个生疏的问题，为了作进一步研究的路标。然而我们必得记住，作为路标，它的可靠性必得经常加以测试。其次，虽然可以用类比作论据，借以触发一种结论，可是它完全无力确立一个结论。它所提示的结论需要论证，与非由类比引起的结论完全一样。哪怕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也总是有那么一个点，到了那儿这个类比就垮下来了。我们都有忘记这件事的倾向，这就被那些人利用了，那些人的目的是劝说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并不向我们提出任何可以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所能接受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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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N. da C. Andrade: The Atom（Ernest Benn），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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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ynting: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p.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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