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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有P1，P2，P3……和f诸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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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有P1，P2，P3……诸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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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Y也有f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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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个逻辑形式里，我在几个P（每一个代表X和Y同具的属性）之后加了几个点儿，表示X和Y各有一些别的属性，在推导结论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这个论辩的力量要看X和Y之间有多少属性相同。如果Y具有与f不相容的某一属性，这个类比就是不健全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说Y有f属性，因为X和Y在P方面的属性相同，就站不住，不论我们怎么增加X和Y同有的P的数目。事物之间总是某些方面相似，某些方面不相似；如果我们想得出适用于甲事物的话也适用于乙事物的论断，我们就不但要看到它们的相似之点，也要看到它们的不相似之点。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上述主张；相反，很可能会认为这是常识，谁不知道。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时候会忘记这个道理，从类比引出一个结论，稍加思考就会认识这个推论是不健全的。记住这一点，不一定就会引导我们轻视类比在我们的思维中所能起的有利的作用。我们在前面讲过类比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引导作用，又指出过把类比推过头的危险。类比推过头就要“不灵”。所有的类比早晚都要不灵，所以谨慎的思维者总是提防着出现不灵的那个点。人们有时候警告我们不要把一个类比推“到它的逻辑结论”。这个话有点荒谬。把一个类比推到它适用的范围之外，应该称为推到它的不合逻辑的结论。不错，我们无法制定一些逻辑原则，由此产生一些规则，让我们知道某一类比可以推到多远。可是要查出类比失灵的那个点是需要逻辑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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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比作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当前局势。这种论辩法的有利和危险两方面最好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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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出于《旧约·撒母耳纪下》。大卫要把乌利亚的妻子弄来，就把乌利亚安排在最前线，并且嘱咐司令官让乌利亚被敌人杀死。这个计划成功了，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娶来。书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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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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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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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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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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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单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诱导大卫作出客观的判断。这个故事里富人的行事有一个侧面跟大卫的行事相似，但具体情节完全不同，这就使得大卫能够不带个人偏见判断是非。拿单把相似之点揭出之后，他就明白适用于那个富人的罪责也适用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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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和《新约》里的寓言常常是这样用的。这种办法能帮助我们避免犯特殊辩护的错误，因为要求我们先下判断然后才指出来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事例。要达到这个目的，寓言里隐含的相似必得是一经指出就非常明显，但是不十分详细，不至于一起头就显示教训。因为所要得出的结论只指向一点，相似的轻微并不是缺点；唯一的要求是这种相似切合当前事例。我想，一个寓言可以看作是一种隐藏的类比，专为教训之用。显然，这种教训方式有可能被滥用。还有，它的用处限于教育，它不是一种论辩的方式。当今时代，面对公众的人物——那些打算通过晚报对我们进行教育的人，教训人的剧作家，政治家——不告诉我们他们说的是寓言。跟拿单一样，他们给我们说一个故事，让我们自己悟出它的用意。可是跟拿单不一样，他们一般不采取故事的形式；他们提出一个类比，甚至是一个隐喻，装扮成向我们提供一个有理的论据。下面我要引些例子，在我看来还不能认为是用类比作为论据；它们只是仿佛像个类比，禁不起一分钟的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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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西蒙爵士在1935年11月的广播演说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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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保存基础就不能够建造上层建筑。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以信任取代危急之基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责任是保存并加强这个基础，不做任何事情削弱它，因为如果它被削弱，唯一的结果将是我们的工业和社会的进步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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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保存基础，才能建造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除非奠定基础，才能保存基础。约翰·西蒙爵士的听众一准毫不迟疑地同意。可是问题在于联合政府是否提供了这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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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演说总是充满了类比，有时候是只是轻轻一提，常常是并不怎么投合，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不合适以至于我们不禁对它们的显然奏效觉得奇怪——这是值得深思的。下面的例子是从1931年和1935年的竞选演说里摘录的。大家总还记得，这两次选举都是在选民意识到情况危急的时候举行的。我将先摘引其中的类比，然后对它们的逻辑上的缺点略加评论，最后研究它们为什么显然打动了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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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道孙·彭勋爵说：“一个医生的委任状”……对“即将举行的选举”来说是一句吉利话；因为如果这意味着“国家的病痛将遵循彻底的检查、有条不紊的诊断、以实际而不是以幻想为基础的路线进行，我们就可以瞻望前途，满怀康复的信心。”（《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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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说，国家这条船差不多要触礁的时刻，阿塞·亨德孙和他的船员们登上救生艇走了，只留下几位职员没跟着走。他们留下“勒姆赛”(5)在船桥上，菲利普·斯诺登在舵轮上，勇敢的“吉米”·汤麦斯在船头，防止碰上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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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塞·亨德孙和他的船员坐救生艇远走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爬了上来。“勒姆赛”在甲板上笑着迎接他们，也不问他们的观点，只是请斯坦莱·鲍尔温到机舱去让所有的锅炉烧得旺旺的，让大船有气力顶住风涛。他请另一位去食品储藏室，另一位跟别的船只和国家保持无线电联系。他请另一位照料被留在船上的妇女和儿童。就这样，这些人在风浪中撑持，而阿塞·亨德孙划着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陆。（《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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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伦西曼先生说当前的问题和危险，其严重程度为战后所仅见。……对工党政府的批评最好让菲利普·斯诺登先生来做，他在他的许多同僚之先看见红灯并且紧缩开支，毅然采取他明知会不得人心的政策。他有勇气面对事实，并且提出他知道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得不采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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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船已经着火。我不打算参加用哪种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的争论。重要的事情是要救船，我不怀疑我们能成功。”（《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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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约翰·西蒙爵士在1931年10月24日演说时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淹死还是要划上岸？’当阿塞·亨德孙摊开他的双手，不愿意再负责的时候，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先生大胆划去。联合政府抓住了生命线，国家只有自救方能得救。摘掉党派牌子吧，团结起来吧！”（《观察家》，193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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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约翰·西蒙爵士在同年10月14日演说时说：“我们当时是在一条往下沉的船上。船在往下沉的时候，尽着辩论该谁下去堵漏洞是不行的。得马上去堵住。”（《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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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在1931年10月11日的演说中说：“到国家已经不再颠簸，收支已经平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建造我们过去努力建造的东西。没有基础，房子站不住；没有财政安全，进步政策维持不了。”（《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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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在1935年11月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说：“我先请大家把国家在1931年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一下。那个时候快要触礁的船又浮起来了，修理结实了。现在，前面有狂风巨浪，怎么迎上去才好？”（《广播报》，193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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