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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说法，H．法伊夫先生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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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巴克博士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哲学是坚决反对信仰的’，同时把‘信仰’定义为‘对不能感知的事物的信念’，这就把‘信仰’这个词的意义加以不恰当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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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信仰人类的天性，信仰正义将战胜强权（不过他们没有使正义赤手空拳），信仰从斗争的混乱和自私的竞争中出现正义和同志关系，信仰生活中的机会均等可以比我们现在制度的严酷的不公正的社会差别有更好的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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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讨论可以得出三个要点。第一，巴克博士把“这个词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和假定的某个非真正意义分开。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否则就是用适合个人论证的词的某种意义来制造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容易犯的一种错误。第二，法伊夫要人们注意巴克博士“信仰”的定义的时候，断定如果信仰定义为“对不能感知的事物的信仰”，这个词就受到了不恰当的限制，但是他立刻又主张共产主义者至少像我们曾经假定的那样信仰“不能感知的事物”。第三，我们发现在这个论证中包含一个三段论的中词有歧义的无意义的争论。我认为巴克博士的论证可以构成下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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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哲学是坚决反对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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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决反对信仰的理论必须加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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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产主义的哲学必须加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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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证的说服力在于不受中词（在议论中加点的）的歧义的影响。如果中词在两个前提中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意义，那么这个论证是健全的；如果中词不是这样用的，那么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果这样用是基于“信仰”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同它的某种非真正意义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个论证就是以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论证的。在这种情况下，思维者将滑入歧途。巴克博士认可“在共产主义中有一个仁慈的灵魂”，并且相信在“基都教遗产”中有那种能够使我们“保持这个善良的灵魂”的东西，这就更加令人遗憾，因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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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卷中，英格牧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种荒谬的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想借助于定义来解决争论的问题，我们就用得到它。这位牧师说：“马克思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我们采取西克威奇的定义的话。”关于这一点，约翰·西克拉奇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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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高兴的。马克思，这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被西克威奇先生和英格牧师排除在外。这有一点像我在基督教的性质的争论中采取这样一个关于宗教的定义，这个定义使我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奠基者‘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教徒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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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准备承认基督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如果如此，你必须清楚地说明“基督教徒”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种争论，也是如此。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在我们没有明确了解我们使用的词意味着什么并且成功的坚持这个意义之前，是不能确定的。这样做是困难的，这不仅在热烈的争论中不易做到，就是当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独立思考的时候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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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基于我们对词义的掌握不完全而产生的另一些错误。前几天有一位我一般可以信赖的人告诉我，有些人喜欢听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的讲话、布道或演说，这些人喜欢一个演说者使用一些他们不懂意思的词。我承认我发现这个陈述是难于相信的。但是经过考虑，我倾向于相信它。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一个听讲演的人为什么情愿去听一些在上下文中没有确切指称的词的演说呢？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听众有礼貌。但是这很难作为一种解释，因为一些人在知道所能期望的是什么之后，却再次聆听同一个演说家，并且有时被感动得热烈地赞同。困难在于了解在什么上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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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从麦克唐纳德论失业问题的演说中作出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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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必须做出，政策必须制定，如果把那部分人［即不久被重新吸收到工业中来的失业者］看作不是饭桶，不是绝望的人，而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他们必须设法提供职业。并且，虽然这个职业可能并不是在一般的工厂或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的工业集团，但是对他们自己智力上、道德上、精神上、肉体上来讲，比起可能被包括在人类的庞大机器中要有意义得多。这种庞大的机器并不永远产生最好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当中很多人希望从一种基于国家财富的更高的文明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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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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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样的演说，如果听众想知道他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就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通过反复阅读这段话，除了失业者的再就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完全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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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使用很多字眼却完全等于没说的更极端的例子是麦克唐纳德关于内阁政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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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改变过去以适应未来的环境，是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将使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和作为一个国家向上，向上，再向上；向前，向前，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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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析一下第二个句子。我想，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如果政府要“向上再向上”和“向前再向前”，那么它必须准备“适应将来的环境”。但是达到这一点的“这个政策”是什么？麦克唐纳德说它是“尽快改变过去”。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句子是毫无意义的。过去不能改变。这可能遭到反对，以为我在醉心于吹毛求疵。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麦克唐纳德并没有说他想要说的东西。我假定他要说的是：“从已经过去的状况产生出来的并且不能适应可能即将发生的状况的目前现状，必须加以改变，以便能够适应。”我并不确信这就是他确实要说的意思，但是这是我能够得出来的唯一意义。这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非常值得说的东西。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他心里想的那种状况和改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关于这个报告的后一半——好，我想我们可以假定“向上再向上”和“向前再向前”是用来指“向某个值得得到的东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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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演说中提取更进一步的意义（如果有的话），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想引起人们注意，如果我们甘心养成一种习惯，即习惯于认为某件事情是重要的是因为某个知名人士曾作过一个夸张的演说，那么我们将走向危险。我们不能太谦虚。如果我们听到的声音无意义，那么可能是我们的毛病。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不是。我们必须问一下所使用的句子的“兑换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词的“兑换价值”就是它用来指称的对象，在第五章中我称之为“客观意义”。一个句子如果不能被听者理解为指称一个客观意义，那么它要么是真正的毫无意义，要么仅仅是对一种毫无目的的感情态度的煽动。(6)我希望人们将会同意，一个演讲人要陈述一个内阁政策——例如说关于失业问题——就是在表明要为他的听众提供信息。举例来讲，除非他说状况是如此这般，困难是如此这般，要采取的行动是如此这般，否则他的报告对这个目的是没有用的。在我的叙述里，我用加重点号的方法表示某些词的不确定性。把这些词看作不确定的，对我现在的目的来讲是合适的。我并不关心拟定一个行动的政策，然而我希望麦克唐纳德详细说明这些情况、困难和要采取的行动。情况可以用举出一个必须考虑的情况的例子加以说明。同样，应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困难，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要采取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必须面对的是哪类问题，以及哪类政策被提出来。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并不期望关于一个内阁政策的绝对确定的信息。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包含“无可奉告”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麦克唐纳德有时十分接近没有说任何东西。我认为上面引用的他的报告，对他的听众没有什么意义，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承认这种看法有可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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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有时把词串在一起，这些词串听起来很好，或者能表达某些不成系统的思想的模糊的暗示，但是却完全没有说出什么。这是可能的，因为一旦我学会了使用语言的习惯，我们就可以照句法规则把字放在一起，并且自己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被问到——或者更进一步，我们问自己——已经讲过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作出回答。看看一位知名人士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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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都能看见并且迎接隧道尽头的光明，有人已经能够把它指给我们。我自己看它有些模糊，但是不同的方向已经指给我们，我希望所有这些方向将引导我们到我们希望去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必须承认，道路是不清楚的。我还没有从我们一直经历的困难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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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讨论这类措辞是没有益处的。在我心中浮现的主要思想是，如果指给我们的所有不同方向可能引导我们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那么我们不必担心应该选择哪个方向。当我写上面最后一句话时，我想这或许就是演说所要表达的思想。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从麦克唐纳德的演说中摘引的这个或别的一些句子为我们提供了把最少量的思想扩展成为最大量的词语的例子。当我们运用抽象的词语并使用抽象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更容易陷入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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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用抽象概念思维的主要危险是，我们认为这些词语具有意义，但是不知道这些词语代表什么。看上去这似乎是不可信的，实际上这却真实得可怕。我说它是“真实得可怕”，是因为，举例来说，有一些人为了自由准备去死或者遭受折磨，并且准备杀死或折磨别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由”的意义是什么。了解“自由”的意义就是了解“享有自由”对我和对你将会有什么不同，不管我和你是谁。这就是了解在什么情况下我是自由的和在什么情况下我在自由上受到妨碍，并且了解在哪一点上这些情况不同于不自由。有些人仇恨并且害怕共产主义；有些人仇恨并且害怕法西斯；另外一些人则准备好去遭受折磨或去折磨别人，其目的在于拯救（或摧毁）民主。“国家相互仇恨。”但是一个国家不是能够仇很的那种东西，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人。从个体来说，一个人在自己国家里遇到的男人和女人可能被恨或被爱；从个体来说，一个法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日本人，等等，可能被恨或被爱。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与作为外国人，即其他某个国家的成员的个人有许多共同利益。一个人的利益可能与另一个人的利益相冲突。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不应忘记，当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仇恨对峙的时候，这是十分重要的平常的事。为了说明我正在讨论的这种危险，我们看看最后一句话：“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仇恨对峙。”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仇恨对峙。但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人，因此当以“国家”这个词为语法主语时，“对峙”这个词不能与当以“一个人”这个词为语法主语时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一个国家”是指称处于某种相互关系的个人集合的一种方便的表达。（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表述，因为我没有详细说明这种关系；但是这样做同我的目的无关。）当我们把一个国家说成并且因此想象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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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不同于国际主义。”听起来这是一句无害的话。它的确讲的很少，但是它很容易滑到“国家主义同国际主义是矛盾的”；因此它很容易从这一点滑到这样的结论：“任何人（即某个确定的但非确指的人）爱他的国家就不能接受国际主义，即不能同其他一切国家中的这些或那些确指的个人合作。”我相信写过社会哲学的哲学家常常因词语而感到茫然。在这一点上，一些政治家一直紧随其后（或领先他们？），他们树立国家作为能够保证自己幸福的实体，尽管那个国家的个别成员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如果英国活下去，谁死呢？”近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它的意义是“如果他（或她）因此能够保证他们更好的状况，那么谁会不死呢？”这就不是毫无意义的。“state”（国家）是另一个抽象概念，是一个经常同国家（nation）相混的概念。例如，我们说一个国家宣战。至少在现在条件下，一旦战争发生，一个国家的每个成员确实都要受到影响。但是说“整个国家”决定战争，并不真实。说整个国家准备战争也不真实。state国家）的某些代理人决定战争或和平，在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过程中，这些代理人甚至没有考虑他们以其名义进行活动的那些大多数人的利益。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抽象概念，只有当我们能够确切地说出在出现“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词的任何句子中所指的是哪个个体或哪个个体的集合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效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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