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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讲清楚检验某种信念的方法，需要对一个特例进行烦闷的分析。如果信念是来自于对一些特例的概括，我们就必须考虑调查的范围。我们要弄清楚这些例子是有代表性的还是经过挑选的，是否有矛盾的例子还没有找到，是否这个信念与其他理由同样充分的信念相冲突。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两种信念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实其中的一个信念，而排除另外一个信念。除非能够进一步这样检验矛盾的信念，否则我们就必须暂缓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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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本书第222页上（a）和（b）两句话，你会发现（b）也是经验的概括。它也需要受（a）一样的检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认为（a）和（b）都是正确的，我们不禁要得出向政治家的听众演讲的人不作严密论证的结论。我承认我早就有这种想法了。鲍尔温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从对政治演说者的行为的观察以及由此得出的概括，很可能导出政治演说者将不作严密论证的信念。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将观察局限于一种政治演说者或一种政治家的听众身上。如果掉以轻心，我们就可能犯从挑选出的例子推导结论的错误。这种警惕，永远是必需的；它关系到答辩中所说的每句话，因为论证的前提最终是以观察的例子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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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些人逐渐相信——政治演说者在对他们的听众作演讲时，将不提出合理的论证——这并不是他们自身经验的总结，而是接受了包含这个结论的论证的前提，这个结论不是直接从（a）和（b）两句话中推出来的，它需要其他的附加的前提。我将详细阐述这一论证过程，把那些现在还没有讲到过的那些前提用括号括起来，不过这些假定对得出这种结论，在逻辑上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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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政治家的听众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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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演讲者运用听众无法理解的论证，就不会产生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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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演讲者论证严密，他就是在运用一个政治家的听众无法理解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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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演讲者（对政治家的听众）都希望取得良好的印象，以赢得对一种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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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一个演讲者（对政治家的听众）会进行严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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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这四个前提而否认结论是荒谬的。有人以前不相信结论中所讲的，现在承认了这些前提，就应该接受这个结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便获得了新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演绎推理获得的。这些陈述的“真”依赖于前提正确这一条件。如果前提中一个或几个错了，对于他的信念，他就没有充分的根据，即使这个结论事实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2)我只想强调这一点，即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有一部分是从经验概括中获得的，有一部分是从根据这些概括所作的演绎推理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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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括中有一些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的；其中的大部分我们是根据别人的证词接受的。我们关于任何问题的大部分知识应归功于别人的劳动成果。我想如果有人要怀疑这种说法，我会感到非常吃惊。我不打算证明这一说法，不过我很乐意提醒你，如果你声明你知道你的直接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并且它不是由你记忆提供的，那么你正在依赖于证词。想想看，你为什么相信乔治五世死了（假如你真的相信），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相信糖是碳水化合物，或者为什么你相信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巴西大，或者为什么你相信1937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大选，或者为什么你相信安东尼·伊登先生今年（1938年）2月退出内阁是因为他和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假设你相信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信念，你会发现至少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一个的部分证据来源于证词——依靠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或者依靠于你看过的书、报纸或其他有关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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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这本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依赖证词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有效思维。我们希望从真实前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如果我们想乘火车从龙斯顿到格拉斯哥去，我们希望知道应该乘哪一趟车。如果我们想学开快艇，我们希望向那些精于开快艇的求教。因此我们被迫征求别人的建议。我们不得不依靠别人向我们提供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发现的信息。总之，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接受证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我们必须行动，所以了解与行动相关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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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从知识的来源来看，证词从逻辑上讲不是一种独立的知识来源。因为在接受证词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运用感觉或依靠记忆。然而证词是获得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或不可能亲身经历的知识的手段。证词为我们提供间接知识。根据证词接受的信念需要认真检查。除了我们在观察和解释我们已经观察的东西时容易犯的错误以外，我们还得考虑我们自己可能没有的成见和我们丝毫不会怀疑的故意歪曲。其实，在这里讨论一下别人企图通过欺骗手段把歪曲论证强加给我们，是适宜的。这些歪曲论证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因此在依靠证词的时候，我们只需记住我们一定要谨防歪曲论证，假如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歪曲论证可能会被利用，并且我们必须确信我们征求意见的专家是可以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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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学校的一位女校长要物色一名新的宿舍管理员。一名候选人因为递交的那些推荐信写得好而被选中。女校长认识这些推荐信之一的作者，并且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可靠的。这位候选人受命上任，结果表明她正缺少担任此职的那些基本素质，尽管推荐信说她具备所有这些素质。这种不相符合使得女校长大惑不解，便调查了这件事。她发现这些“推荐信”是伪造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用了“这些推荐信之一的作者”，并且肯定女校长相信“这位作者”。然后我又说这些推荐信是伪造的。它们是候选人自己写的。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以女校长已经认可的方式叙述的。其名字被打印在信的末尾的人被女校长假定为就是作者本人。人们通常会作这样的假设，这种假设往往也是正确的。我相信向学校或学院求职的人很少递交假推荐信，尽管在无须递交打印件的原件的情况下，这样做冒风险的可能并不太大。在我们一直讨论的例子中，女校长相信她现在收到的推荐信是由一位她认识的对学校宿舍管理员的素质有内行知识的人写的。她相信这位想象中的作者是个内行，她可信赖他的判断和准确性，这一点是绝不会错的。错误在于她想当然的认为推荐信是这位想象中的作者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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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国内外时事，我们不得不依靠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由于我们的新闻业相对来说是一种受控制的新闻业，或者像张伯伦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工厂、商业企业和职业的组合体，因而我们会遇到种种困难。我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困难。本章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宣传以外的一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习惯于认为没有在我们喜欢的报纸上（或许好几种报纸，如果我们喜欢的报纸不止一种的话）报道的事情一定是不值得报道的，唯有已经报道了的才能揭示其全部含义。我们总以为报纸会提供我们想知道的有关政治形势的所有信息。这是个误解。部分原因是报道的东西必定是有所选择的。这一点在第七章已经提到过了。我们不能抱怨这个处理过程，因为我们自己乐意看到报纸是一种工厂、商业企业和职业的组合体的产品——张伯伦先生说得对，组合体的这三个部门是按重要性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了解国内外的时事，你就应该看各种带有不同政治面貌的报纸。否则我们可能错过一些重要新闻。“重要新闻”这个词组非常重要。我想再重复一下本书一直强调的一点——重要取决于不同的立场观点。因此控制报纸的人只强调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东西，对相反的东西便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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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关于意义省略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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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在国内组建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非保守派人士热烈拥护这个提议，其他人则极力反对建立任何类似的组织。工党是主要的反对者，那些具有《新政治家和国家周刊》所代表的政治观点的人是主要的支持者。在今年（1938年）5月艾尔斯伯里的候补选举中，有人敦促工党的候选人退出选举，以有利于“人民阵线”的候选人。他的退出遭到地方工党的强烈反对，最终他没有退出。与此同时，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投票赞同还是反对建立“人民阵线”。全国劳动妇女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组建人民阵线的提议”。引号里面的话摘自刊登在1938年5月28日星期天的《前进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信里的署名是“玛丽·萨瑟兰，妇女部长，工党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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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这封信中作出的摘要，讨论的是报纸上省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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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贵报读者一定有兴趣了解人民阵线的报刊是如何处理这条重要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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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的《新闻纪事报》没有任何关于讨论和投票的报道。第二天——一天以后——该报仅用几行报道了阿特利先生在因大会引起的群众示威游行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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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压根未提及此事。周末的《论坛周刊》和《雷诺新闻》对此事闭口不谈。《新政治家和国家周刊》提及此事时，似乎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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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一周的《论坛周刊》（1938年5月20日）在报道会议时，似乎有点恼怒，称此会是‘不健康的少数服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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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家和国家周刊》在标题为“候补选举和工党总部”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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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工党与自由党签了选举协定，他们给工党总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退出米德巴克斯的选举。但工党总部对于根据这种协议要求建立某种‘人民阵线’的提议仍然无动于衷。本周，在是否与自由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决议中，劳动妇女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和工党总部所希望的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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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位写信给《前进报》的读者把这篇报道看作“不屑一顾”，是因为劳动妇女代表大会被报道为“投票结果和工党总部所希望的毫无二致”。当然，这句话意味着“工人阶级妇女”没有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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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星期六在给《前进报》的第二封信中，玛丽·萨瑟兰写道，自从写了第一封信以后，她“看到了5月15日的《雷诺新闻》上有一篇关于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其中有几行是关于人民阵线的大会决定的”。她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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