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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这本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依赖证词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有效思维。我们希望从真实前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如果我们想乘火车从龙斯顿到格拉斯哥去，我们希望知道应该乘哪一趟车。如果我们想学开快艇，我们希望向那些精于开快艇的求教。因此我们被迫征求别人的建议。我们不得不依靠别人向我们提供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发现的信息。总之，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接受证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我们必须行动，所以了解与行动相关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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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从知识的来源来看，证词从逻辑上讲不是一种独立的知识来源。因为在接受证词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运用感觉或依靠记忆。然而证词是获得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或不可能亲身经历的知识的手段。证词为我们提供间接知识。根据证词接受的信念需要认真检查。除了我们在观察和解释我们已经观察的东西时容易犯的错误以外，我们还得考虑我们自己可能没有的成见和我们丝毫不会怀疑的故意歪曲。其实，在这里讨论一下别人企图通过欺骗手段把歪曲论证强加给我们，是适宜的。这些歪曲论证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因此在依靠证词的时候，我们只需记住我们一定要谨防歪曲论证，假如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歪曲论证可能会被利用，并且我们必须确信我们征求意见的专家是可以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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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学校的一位女校长要物色一名新的宿舍管理员。一名候选人因为递交的那些推荐信写得好而被选中。女校长认识这些推荐信之一的作者，并且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可靠的。这位候选人受命上任，结果表明她正缺少担任此职的那些基本素质，尽管推荐信说她具备所有这些素质。这种不相符合使得女校长大惑不解，便调查了这件事。她发现这些“推荐信”是伪造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用了“这些推荐信之一的作者”，并且肯定女校长相信“这位作者”。然后我又说这些推荐信是伪造的。它们是候选人自己写的。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以女校长已经认可的方式叙述的。其名字被打印在信的末尾的人被女校长假定为就是作者本人。人们通常会作这样的假设，这种假设往往也是正确的。我相信向学校或学院求职的人很少递交假推荐信，尽管在无须递交打印件的原件的情况下，这样做冒风险的可能并不太大。在我们一直讨论的例子中，女校长相信她现在收到的推荐信是由一位她认识的对学校宿舍管理员的素质有内行知识的人写的。她相信这位想象中的作者是个内行，她可信赖他的判断和准确性，这一点是绝不会错的。错误在于她想当然的认为推荐信是这位想象中的作者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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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国内外时事，我们不得不依靠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由于我们的新闻业相对来说是一种受控制的新闻业，或者像张伯伦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工厂、商业企业和职业的组合体，因而我们会遇到种种困难。我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困难。本章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宣传以外的一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习惯于认为没有在我们喜欢的报纸上（或许好几种报纸，如果我们喜欢的报纸不止一种的话）报道的事情一定是不值得报道的，唯有已经报道了的才能揭示其全部含义。我们总以为报纸会提供我们想知道的有关政治形势的所有信息。这是个误解。部分原因是报道的东西必定是有所选择的。这一点在第七章已经提到过了。我们不能抱怨这个处理过程，因为我们自己乐意看到报纸是一种工厂、商业企业和职业的组合体的产品——张伯伦先生说得对，组合体的这三个部门是按重要性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了解国内外的时事，你就应该看各种带有不同政治面貌的报纸。否则我们可能错过一些重要新闻。“重要新闻”这个词组非常重要。我想再重复一下本书一直强调的一点——重要取决于不同的立场观点。因此控制报纸的人只强调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东西，对相反的东西便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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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关于意义省略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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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在国内组建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非保守派人士热烈拥护这个提议，其他人则极力反对建立任何类似的组织。工党是主要的反对者，那些具有《新政治家和国家周刊》所代表的政治观点的人是主要的支持者。在今年（1938年）5月艾尔斯伯里的候补选举中，有人敦促工党的候选人退出选举，以有利于“人民阵线”的候选人。他的退出遭到地方工党的强烈反对，最终他没有退出。与此同时，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投票赞同还是反对建立“人民阵线”。全国劳动妇女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组建人民阵线的提议”。引号里面的话摘自刊登在1938年5月28日星期天的《前进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信里的署名是“玛丽·萨瑟兰，妇女部长，工党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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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这封信中作出的摘要，讨论的是报纸上省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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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贵报读者一定有兴趣了解人民阵线的报刊是如何处理这条重要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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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的《新闻纪事报》没有任何关于讨论和投票的报道。第二天——一天以后——该报仅用几行报道了阿特利先生在因大会引起的群众示威游行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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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压根未提及此事。周末的《论坛周刊》和《雷诺新闻》对此事闭口不谈。《新政治家和国家周刊》提及此事时，似乎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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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一周的《论坛周刊》（1938年5月20日）在报道会议时，似乎有点恼怒，称此会是‘不健康的少数服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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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家和国家周刊》在标题为“候补选举和工党总部”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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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工党与自由党签了选举协定，他们给工党总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退出米德巴克斯的选举。但工党总部对于根据这种协议要求建立某种‘人民阵线’的提议仍然无动于衷。本周，在是否与自由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决议中，劳动妇女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和工党总部所希望的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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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位写信给《前进报》的读者把这篇报道看作“不屑一顾”，是因为劳动妇女代表大会被报道为“投票结果和工党总部所希望的毫无二致”。当然，这句话意味着“工人阶级妇女”没有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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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星期六在给《前进报》的第二封信中，玛丽·萨瑟兰写道，自从写了第一封信以后，她“看到了5月15日的《雷诺新闻》上有一篇关于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其中有几行是关于人民阵线的大会决定的”。她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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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报纸是寄给一位读者的，因为他抱怨过《雷诺新闻》缺乏对大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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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后悔我曾说过《雷诺新闻》对大会保持沉默，因为看来有几天的《雷诺新闻》的确提到过此事。但是当远在格拉斯哥、埃塞克斯、朴次茅斯和伦敦的读者看到好几天的报纸都没有关于大会的报道的时候，我的结论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普通劳动妇女是《雷诺新闻》的忠实拥护者，所以如果她们认为代表一百五十多万有组织的劳动妇女的大会值得每天报道，是可以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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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件事很有代表性。支持人民阵线的报纸不失时机地贬低反对建立该组织的力量。相反，一位只看《工人日报》上有关艾尔斯伯里候补选举报道的读者对此事的印象，同一位只看《前进报》的读者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我想那些只看所谓“比较有名的报纸”的人士一定难以理解为什么建立人民阵线的可能性触动了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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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于意义省略的例子是关于塞西尔勋爵写给卢肯勋爵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要求执政党议员团首脑不要再把出席议会会议的通知寄给他，因为他不愿意“再被看作哪怕是名义上的政府的支持者”。塞西尔勋爵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由于张伯伦先生对于西班牙暴徒炸毁英国船只一事的态度引起的。不管我们对此事的态度如何，我们相信塞西尔勋爵拒绝执政党议员团首脑的通知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对于保证他的信在所有“有名报纸”上全文刊登是极其重要的。报道这件事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报纸省略的意义。出于举例的需要，我想详细讨论各家报纸对这件事报道的情况。塞西尔勋爵的信是6月24日星期五寄出的，卢肯勋爵大约6月25日收到此信。我想全文引用6月27日星期一《泰晤士报》的报道来开始我们的讨论。这篇报道登在“国内新闻版”上，题为“塞西尔勋爵和首相”，副标题为“被拒绝的执政党议员团首脑”，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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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驻国会的记者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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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勋爵要求执政党议员团首脑不要再把出席议会会议的通知寄给他，因为鉴于张伯伦先生对西班牙暴徒炸毁英国船只的讲话，他不再承认自己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政府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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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勋爵在给卢肯勋爵的信中解释说，他认为张伯伦先生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并不是因为他想偏袒西班牙战争的任何一方。被炸毁的船只是合法进行商业活动的商船，这次攻击不是纯属巧合，而是蓄谋已久的。尽管张伯伦承认这次攻击是违法的，但又拒绝采取任何无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行动，来捍卫英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他所做的仅仅是提出不起任何作用的抗议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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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勋爵最后说：这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是英国尊严和国际道德准则难以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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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诸位注意，这篇报道用的是间接引语。《泰晤士报》不但认为这封信不值得全文刊出，而且没有引用其中的任何一句话。这种报道方式的结果抹去了塞西尔勋爵这封信的个人色彩。我将引用这封信的前两段和最后两段的全文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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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卢肯——尽管有一段时间我感到不能投票赞成大多数内阁的政策，承蒙厚爱，您仍然将出席议会会议的通知照常寄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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