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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两句话是正确的。我们要问有什么根据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当然我不知道鲍尔温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任何政治家都会作出这样合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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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政治家的听众有很多了解。我知道这些听众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其中有些人知识比较丰富，但是大多数人几乎对讨论中的问题一无所知。他们的智力差异很大。多数人没有受过紧跟严密论证的训练：他们不清楚什么是正确论证的条件。他们希望或多数人希望得到保证，国家的政策总体上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明白如果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他们没有能力判断其优劣，他们急于看到结果。因此，他们对演讲者企图给出详细理由很快感到不耐烦。但是这正是严密论证所必需的。所以我断定政治家的听众很少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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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是检验陈述（a）中的信念的第一步。这个信念是以“政治家的听众”的第一手经验为依据的，并且包含着从这些经验作出的概括。这种概括很复杂，我们不妨将它和另外一种较为简单的概括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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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这个毛茛是黄色的，那个毛茛也是黄色的。其实，我记得我看到过的所有毛茛都是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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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因此，我推断所有毛茛都是黄色的，包括我看到过的和没有看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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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i）构成前提，（ii）是推理的结论。这种类型的推理是逻辑学家称之为“没有发现矛盾例子的简单枚举的归纳推理”。这个名称也许并不能让人一目了然。关键字眼是“例子”。这是获得认识某些对象在某些方面相似的知识的思考阶段。这些事物可以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在那些方面彼此相似。因此就有了类名。如果有人说“那是一个毛茛”，他是在断定（放在他面前的可以感觉到的）那个东西是毛茛类中的一个例子。假如你走在人行道上，看见一辆汽车驶来，你说，“喂，那是辆奔驰牌轿车。”你是在表明你认出那辆车是属于“奔驰”牌的一类的。我们经常作出这样的判断：“那是一只羊”；“那个人是中国人”；“那条船是双桅船”；“这些玫瑰是艾伦·理查森家的”；“那是一场精彩的演讲”。所有这些判断都是把某个事物作为某类事物的一个例子的判断。它们有简有繁。有时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识别上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我们现在不讨论。我们必须考察这样的思想过程，即从观察到的某类事物的每个例子具有某个特点到所有这类事物的成员都具有那种特点的结论。显然，这种推理有犯错误的危险。但是我们不得不依靠这种类型的推理。结论超出了证据的范围，它是以观察到的例子为基础的，却包含着对没有观察到的事物的断定。除非我们对证据以外的事物作出合理的判断，我们的知识只能局限于我们每个人观察到的和记住的事物。没有概括，人类知识便没有发展，因为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吸收我们前辈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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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讨论的那种概括是经验概括，即根据经验作出的概括，如果经验不足，进行概括便是荒唐的。只要发现一个矛盾的例子，原来的概括就得推翻。第十章讨论过一个概括的例子，最终的概括是：红头发的人不善于研究历史。这个例子由于发现了一个长着红头发的杰出的历史学家而被推翻了。在讨论那个例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所有的A都是B这个无限制的概括形式可能是错误的，但比较适度的表达形式A倾向于是B也许是正确的。只要观察的例子比较多，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有什么相矛盾的例子，我们一定早就听说了，那么采用无限制的概括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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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224—225页上有关政治家的听众的话是一个无限制的概括。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政治家的听众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的理由（假定它们是理由），你会发现说话的人开始就肯定他已经对“政治家的听众有许多了解”。这是为信念辩护的很好的开头。他观察了一些例子，对这些例子来讲，他的信念是一种概括。毫无疑问，“观察”一个听众要比“观察”一个毛茛困难得多。但一名有经验的演讲者会逐渐感觉到听众的反应。请注意我说“一名有经验的演讲者”和“会逐渐感觉到听众的反应”。这些词句很重要。“一名有经验的演讲者”是以前有过对听众做演讲的经验的人；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到对听众说话是怎么一回事。他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知识。此外，有这种经验的人可以了解听众的反应，这和感觉经验没有什么不同。他直接意识到这种反应也就是说，他不是推断出这种反应，而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感觉到这种反应。尽管看到毛茛和对观众的反应的经验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关毛茛的概括形式和有关政治家的听众的概括形式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接下去所给的理由（在本书第224—225页上）对于为自己的信念辩护也是行之有效的。它简单地分析了听众的组成。这种分析是以一些判断形式表达的，每个判断同样都是根据从前的经验做出的。最后，这些判断被看作证明演绎推理的理由。因此，由于听众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会对严密的论证感到厌倦。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听众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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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过思考的辩护有一个逻辑的形式，它把从观察到的例子的概括同以同样方式导出的其他概括的演绎结合起来。我敢武断地说，每个合理论证都有一个特定的逻辑形式，尽管不是所有的合理论证都是演绎推理。详细表达这个形式并不困难，可是现在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引起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就足够了，这事实就是为信念辩护所需要的某些条件没有被演讲者说出来；一般认为这些前提是可以被默认的。你能够很容易地提供这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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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们一直讨论的这种概括是一种无限制的概括。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做出这些断定的场合。鲍尔温在谈论政治家的听众的某些特点的时候，他是指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他没有声称他在断定在任何时候和在每个国家政治家的听众都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如果忽视断定的场合，我们可能容易误解一个断定的含义，冤枉说话的人。认为每个S都是P，同时认为属于叫作“一个S”的对象的特征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每个S都是P的结论不成立，这种情况并不是矛盾的。当然，每个S都是P的命题形式和不是每个S都是P的命题形式是相互矛盾的。这是因为符号“S”习惯上在两个命题中代表同一个主体。当在一个陈述中使用有意义的词（作为同惯用的符号区分开来），如我们以“政治家的听众”代替符号“S”的时候，主体就变得十分复杂。规定“政治家的听众”这个类的特点同在某一给定的时间组成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听众的人们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是不相干的。政治家的听众是一群聚在一起听某一演讲者就某一政治问题公开演讲的人。认为“政治家的听众”的特征的变化超出了原来定义的范围，将影响每个政治家的听众都具有用“P”表示的某些固定特征这句话的正确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从作为例子一直在讨论的为信念辩护的问题中可以看到这种可能性。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的细节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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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讲清楚检验某种信念的方法，需要对一个特例进行烦闷的分析。如果信念是来自于对一些特例的概括，我们就必须考虑调查的范围。我们要弄清楚这些例子是有代表性的还是经过挑选的，是否有矛盾的例子还没有找到，是否这个信念与其他理由同样充分的信念相冲突。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两种信念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实其中的一个信念，而排除另外一个信念。除非能够进一步这样检验矛盾的信念，否则我们就必须暂缓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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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本书第222页上（a）和（b）两句话，你会发现（b）也是经验的概括。它也需要受（a）一样的检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认为（a）和（b）都是正确的，我们不禁要得出向政治家的听众演讲的人不作严密论证的结论。我承认我早就有这种想法了。鲍尔温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从对政治演说者的行为的观察以及由此得出的概括，很可能导出政治演说者将不作严密论证的信念。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将观察局限于一种政治演说者或一种政治家的听众身上。如果掉以轻心，我们就可能犯从挑选出的例子推导结论的错误。这种警惕，永远是必需的；它关系到答辩中所说的每句话，因为论证的前提最终是以观察的例子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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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些人逐渐相信——政治演说者在对他们的听众作演讲时，将不提出合理的论证——这并不是他们自身经验的总结，而是接受了包含这个结论的论证的前提，这个结论不是直接从（a）和（b）两句话中推出来的，它需要其他的附加的前提。我将详细阐述这一论证过程，把那些现在还没有讲到过的那些前提用括号括起来，不过这些假定对得出这种结论，在逻辑上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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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政治家的听众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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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演讲者运用听众无法理解的论证，就不会产生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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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演讲者论证严密，他就是在运用一个政治家的听众无法理解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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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演讲者（对政治家的听众）都希望取得良好的印象，以赢得对一种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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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一个演讲者（对政治家的听众）会进行严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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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这四个前提而否认结论是荒谬的。有人以前不相信结论中所讲的，现在承认了这些前提，就应该接受这个结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便获得了新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演绎推理获得的。这些陈述的“真”依赖于前提正确这一条件。如果前提中一个或几个错了，对于他的信念，他就没有充分的根据，即使这个结论事实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2)我只想强调这一点，即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有一部分是从经验概括中获得的，有一部分是从根据这些概括所作的演绎推理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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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括中有一些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的；其中的大部分我们是根据别人的证词接受的。我们关于任何问题的大部分知识应归功于别人的劳动成果。我想如果有人要怀疑这种说法，我会感到非常吃惊。我不打算证明这一说法，不过我很乐意提醒你，如果你声明你知道你的直接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并且它不是由你记忆提供的，那么你正在依赖于证词。想想看，你为什么相信乔治五世死了（假如你真的相信），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相信糖是碳水化合物，或者为什么你相信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巴西大，或者为什么你相信1937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大选，或者为什么你相信安东尼·伊登先生今年（1938年）2月退出内阁是因为他和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假设你相信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信念，你会发现至少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一个的部分证据来源于证词——依靠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或者依靠于你看过的书、报纸或其他有关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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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这本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依赖证词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有效思维。我们希望从真实前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如果我们想乘火车从龙斯顿到格拉斯哥去，我们希望知道应该乘哪一趟车。如果我们想学开快艇，我们希望向那些精于开快艇的求教。因此我们被迫征求别人的建议。我们不得不依靠别人向我们提供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发现的信息。总之，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接受证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我们必须行动，所以了解与行动相关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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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从知识的来源来看，证词从逻辑上讲不是一种独立的知识来源。因为在接受证词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运用感觉或依靠记忆。然而证词是获得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或不可能亲身经历的知识的手段。证词为我们提供间接知识。根据证词接受的信念需要认真检查。除了我们在观察和解释我们已经观察的东西时容易犯的错误以外，我们还得考虑我们自己可能没有的成见和我们丝毫不会怀疑的故意歪曲。其实，在这里讨论一下别人企图通过欺骗手段把歪曲论证强加给我们，是适宜的。这些歪曲论证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因此在依靠证词的时候，我们只需记住我们一定要谨防歪曲论证，假如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歪曲论证可能会被利用，并且我们必须确信我们征求意见的专家是可以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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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学校的一位女校长要物色一名新的宿舍管理员。一名候选人因为递交的那些推荐信写得好而被选中。女校长认识这些推荐信之一的作者，并且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可靠的。这位候选人受命上任，结果表明她正缺少担任此职的那些基本素质，尽管推荐信说她具备所有这些素质。这种不相符合使得女校长大惑不解，便调查了这件事。她发现这些“推荐信”是伪造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用了“这些推荐信之一的作者”，并且肯定女校长相信“这位作者”。然后我又说这些推荐信是伪造的。它们是候选人自己写的。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以女校长已经认可的方式叙述的。其名字被打印在信的末尾的人被女校长假定为就是作者本人。人们通常会作这样的假设，这种假设往往也是正确的。我相信向学校或学院求职的人很少递交假推荐信，尽管在无须递交打印件的原件的情况下，这样做冒风险的可能并不太大。在我们一直讨论的例子中，女校长相信她现在收到的推荐信是由一位她认识的对学校宿舍管理员的素质有内行知识的人写的。她相信这位想象中的作者是个内行，她可信赖他的判断和准确性，这一点是绝不会错的。错误在于她想当然的认为推荐信是这位想象中的作者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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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国内外时事，我们不得不依靠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由于我们的新闻业相对来说是一种受控制的新闻业，或者像张伯伦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工厂、商业企业和职业的组合体，因而我们会遇到种种困难。我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困难。本章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宣传以外的一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习惯于认为没有在我们喜欢的报纸上（或许好几种报纸，如果我们喜欢的报纸不止一种的话）报道的事情一定是不值得报道的，唯有已经报道了的才能揭示其全部含义。我们总以为报纸会提供我们想知道的有关政治形势的所有信息。这是个误解。部分原因是报道的东西必定是有所选择的。这一点在第七章已经提到过了。我们不能抱怨这个处理过程，因为我们自己乐意看到报纸是一种工厂、商业企业和职业的组合体的产品——张伯伦先生说得对，组合体的这三个部门是按重要性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了解国内外的时事，你就应该看各种带有不同政治面貌的报纸。否则我们可能错过一些重要新闻。“重要新闻”这个词组非常重要。我想再重复一下本书一直强调的一点——重要取决于不同的立场观点。因此控制报纸的人只强调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东西，对相反的东西便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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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关于意义省略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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