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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晤士报》上刊登这篇摘要，我想可以作为这封信确实可靠的凭据。阿诺德·威尔逊爵士的原信用大号字母全文登在“给编者的信”的栏目里。卫理公会教长的回信以摘要的形式登在“来信要点”一栏里。无论如何，信确实是刊登了。因此有理由相信这封信作为证据比登在支持巴塞罗那政府的报纸上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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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用不着再举许多例子来说明一个事实：鉴定候选人为申请一份工作而提交的证明材料时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明智态度，那么对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我们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们碰巧知道某份证明材料的作者对该证明材料中所谈到的这个候选人恨之入骨，我们便可以明白，如果他谈了这位候选人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么他是真心实意承认这些优点的。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带个人偏见的。对阅读证明材料有许多经验的人可能都会承认，从一系列证明材料中抽取有关的事实材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人们学习密切注意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我非常乐观地相信，大多数为候选人求职而写证明材料的人会说他们认为是真实的情况。这不能得出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是正确的，但现在我们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关键问题是，从候选人的证明材料所提供的证据中抽取有关他的事实材料和从不同的报纸所提供的报道中抽取关于有争议的问题的事实材料，这二者有某些相似之处。后者更困难一些，这是由调查的性质和证据的可信程度决定的。在我们试图对某事作出合理的判断的时候，比如说失业问题、物价暴跌（或者暴涨）的可能性问题，或者现政府的外交政策问题，我想我们不会得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的帮助。我们最大的障碍是省略关键的证据或者歪曲事实证据，而不是故意虚假的报道或者干脆说谎，无论我们考虑的是国会的辩论还是报纸上提供的信息。至于后一种信息的来源还有一个困难，即分清消息（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和观点（即由报纸作者作出的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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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实和陪审员所处的位置相差无几，他们得根据所提供给他们的证据来裁决受审的被告人是否真的有罪。被告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被告的律师可能也知道真相；有些证人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假定被告是有罪的，他的律师和一些证人知道他是有罪的，但还有一些证人误认他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知道被告有罪的人千方百计地想掩盖事实。他们可能认为撒谎是必要的。他们会努力歪曲事实，尽量避免受蒙蔽的证人漏出不利于被告的证词。被告律师将抓住每一个机会为被告辩护。相反，原告律师将尽力陈述那些对被告不利的证据。他将尽其所能对那些证明被告清白无辜的证词提出疑问，他将竭力通过反问证人和巧妙地整理特定情况下的证词的方法，来反对被告。陪审团听了双方的辩论之后，必须作出裁决；他们必须裁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那么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或者宣布原告“证据不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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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说陪审团必须以特定情况下的证据为根据作出他们的决定和判断。假如一连串事实放在一起可以表明一个结论，但是孤立地看它们并不能说明这个结论，这种证据就是“特定情况下的”。特定情况下的证据是累积起来的。证据中的每一个都说明同一个问题。像我们平时说的“在某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结论是什么什么”。说下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并不是说它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连串的巧合使他们“陷入种种纠缠不清的特定情况下的证据的网络中”，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巧合是虚构的而不是事实。这里只要说明特定情况下的证据能够引导我们做出合理的判断这一点就足够了。同我的目的更相关的是，在我们对公共事务作出评论的时候，要强调这一点，即我们很少处于像陪审员在法庭上听取证词那样有利的位置。陪审员知道哪些证据是原告律师提供的，哪些是对方提供的。因此他们所处的位置能够让他们了解并权衡双方各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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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提供证据应该是证人的事，而不是律师的事。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我们所讨论的证词的价值来讲，任何用来让我们做出判断的东西都是“证词”。律师的发言是为了引导陪审员作出某种判决，即作出有利于律师一方的判决。从证人那里获得的信息经过选择和整理，给予这些信息以“某某事情的证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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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是想对公共事务作出合理的结论，陪审员的职责是权衡法庭上陈述的证词，这两种立场又有什么区别呢？两者的相同点已经强调过了。不论是英国政府，俄国政府，法国政府，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有时候都千方百计地想掩盖“事实”，既不让本国的人民知道，也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或者闪烁其词，或巧妙地歪曲事实，甚至故意说谎。我们老百姓只能从我们发现的这些证据中得出事实真相。我们不能指望有人会帮助我们得出真相。我们要比较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说的话或者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说的话来注意事情的发展趋势。如果报道相互矛盾，我们就得判断哪个作者更可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观点。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陪审员所碰不到的困难，我们可能没法知道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正如鲍尔温所说的，政治家就像个律师，因为他要为一种政策辩护。只有当我们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并将它牢记于心的时候，我们才会对他的坦诚打折扣。但我们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官会给我们作个总结——提醒我们前几天在开庭时听到过的证词，为我们指出这一条或那一条证据的意义，准确地告诉我们有待进一步澄清的疑团。所有这些我们都得自己解决，否则我们就只好满足于依靠我们的记者们驾驭我们的思想。报纸上的社论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承担起了“总结”的任务，但缺少法官的公正无私。还有我们很少知道什么时候“证据”已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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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证据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记忆是短暂的。有时候我们很难指责政治家们利用我们的健忘。前后说的话也许截然相反，但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种矛盾，因为前面说的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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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比较一下下面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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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总的来说我们的商业前景是乐观的，国家有信心在来年继续保持1937年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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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奥利弗·斯坦利先生说的，登在1937年12月26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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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头四个月里，不仅经济增长比以前慢了，并且有些行业确实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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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同样也是由奥利弗·斯坦利先生说的，不过时间是193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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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注意，这两句话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奥利弗·斯坦利先生1937年12月26日以前得到的信息可能表明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而在紧接着的四个月里经济增长可能慢了，甚至真的衰退了。从逻辑上来说，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前面一句是正确的，我们唯一可下的结论是商务部大臣没有获得可靠的“信息”。或许我们连这个观点也难接受，如果我们注意到关于张伯伦先生的报道——在同一期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即1938年5月25日——他曾经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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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言论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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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下在同一个月的《泰晤士报》上曾有过的关于需要对“经济增长抱有信心”的讨论，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12月18日的《泰晤士报》登过一封读者来信，信中J．M．凯恩斯先生强烈支持“担心经济衰退会导致真的经济衰退”的观点。我私下认为凯恩斯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可能斯坦利先生也相信这种观点。可能这种观点使他做出了上面我所引用的那段使人消除困惑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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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这件事作为例子，是因为相对来说这件事无关大局。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记得对于国家来说甚至更为重要的其他情况和其他问题，我们的政治家们先说出一些安抚民心的话，后来又悄悄地否认了。记得1935年大选前不久，鲍尔温对英国公众说过，即使政治家公开声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完全是事实的时候（如在大选的时候），他的嘴可能仍然是被“封住”的。在我看来，让内阁大人们把“全部事实”告诉我们是不合常规的，因为“我们”不仅包括了他们国家的人民，也包括了任何地方有着同样消息来源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全部事实，如果对我们判断一个政策所需的重要证据被隐瞒了，我们就无法评价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的意义。我们也就不能充分检验我们所持的任何信念。要克服这个障碍，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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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苏联时常发生的对叛国罪的审判。我们报纸刊登的有些报道可以被看作素材，即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报道。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起诉审判，并且被判犯有阴谋反苏联的罪行，最后被处死，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但要判断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真的有罪，究竟犯了什么罪？假如我们又看到了有关他们“坦白”的报道，我们怎么断定这些坦白是真的还是假的。和苏联关系友好的人们肯定已经发现这些坦白是难以相信的，那些敌视苏联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理由不一样。我不想介入其中的是是非非。我举的这些“审判叛国罪”的例子，只是作为这种困难的例子，即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我们国家或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对付那些困难。常常是知道的人不讲，而讲的人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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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看A. W. P. 沃尔特斯的《感官证据》第5页。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进一步探究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本书很有帮助。这本书写得简洁明了，精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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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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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数字是由所牵涉到的报纸好心地提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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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根据英国法律，“证据不足”的判决是不允许的，但是陪审团可以裁决犯人的罪行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宣布被告“无罪”释放。这一点在我所作的比较中，未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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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十五章 后记：民主和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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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题为《纸上的民主》。它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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