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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苏联举行全民投票，现在引用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是恰当的，虽然可能有点刻薄。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每隔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决定：议会里压迫阶级的哪几个议员是不正确地代表了他们。’当然，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星期天的巨型哑剧。苏联的选民们完全不允许决定任何东西。甚至我们不能称他们是在参加选举，因为选举这个词——俄文的意义比英文更加明确——就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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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观察者周刊》对苏联的公民投票日作了同样的评述。据我所知——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认为这些苛刻的评述是恰如其分的。这些辛辣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来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选举。比较地讲，我们国家的选举是自由的。我们为能够称我们自己是个民主的国家而感到自豪；可以说我们拥有选举自由，除了法律禁止的诽谤、煽动、辱骂以外，我们还拥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毫无疑问这些自由是受到某些限制的，或许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并且如果经济没有保障，人们就不可能被看作是经济上是自由的。但即使有了这些条件，一般说来，我们的社会是否便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仍然是有待商榷的。讨论这些问题不是我的目的，我也不想给民主的实质下定义。只要大家承认反对过多的政治限制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喜欢无拘无束。总之，我们珍视公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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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这里的我们包括了每一个人。我不相信能够真正坚持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有权影响统治者的意志这样的事实，只有在一个公民和另一个公民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才受到限制。我不想谈这些妨害民主的障碍，虽然我们也许会碰到这些障碍。我不讨论政治，我要谈的是思想的自由。除非我能够自由思想，不然我不可能进行有效思维。这里的‘我’代表任何一个人。如果我想对任何有关政治行动的问题作出判断，我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即便我们真的享有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仍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拥有思想自由。我认为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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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努力列举了一些妨害我们进行有效思维的障碍：把我们的心灵从眼罩里解放出来的困难，抵制宣传的困难，在应该努力确信的地方满足于被人说服的困难，听众受到不择手段的演说者操纵的困难，演说者必须面对懒于思考而又没有批判能力的听众的困难——简而言之，那些因为我们的愚蠢和别人利用我们的愚蠢所造成的困难。最后，还有获得信息的困难——找到可靠证据的困难。这最后一个困难是我现在想要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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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1926年5月总罢工发生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的倾向，即我总的看法是支持煤矿工人，但也有些摇摆不定。我觉得我作这样的判断证据不充分。因此，我想了解“事实的真相”——不明真相的人想要调查事情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我发现要弄清“事实”真相困难重重。由于工人罢工，报纸停止发行，增加了我的困难。后来我在几家不同的报纸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报道，报道的方式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一家报纸肯定“明摆着的事实”是怎样怎样，而另一家报纸断言“简单的事实”是——相反的情况。一边是罢工工人和煤矿工人，另一边是煤矿主人，我怎么作出判断呢？除非我确切地知道争论的焦点，双方各自想得到的东西，煤矿工业的状况，否则我就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证据充足的判断。我的无知使得我不自由。这种不自由的感觉是痛苦的。这种感觉也许会使得我们放弃对问题的思考，或者自欺地陷入这样的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用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抽象词语谈论问题，问题就可以立刻解决了。我举三个例子来阐明这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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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罢工期间，奥克斯福德和阿斯奎恩勋爵发表演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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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纵容社会的某个阶层随意地为了什么动机使整个国家的生产和生活陷于瘫痪，我们还有什么尊严可谈。这就等于默认取消一党执政的自由政府。这是英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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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温先生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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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政府正在遭到攻击……请你们支持政府，他们充满信心，正在采取措施维护大不列颠群岛上人民的自由和权力。英国的法律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力。法律是你们的法律。你们让国会来监护法律。总罢工是对国会的挑战，它将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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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迪亚德·基普林在丘吉尔先生的《英国报》上发表了一首“英国人民之歌”，诗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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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遵守法律——有令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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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国家的祸害，铺平道路，架设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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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保证让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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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他播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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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人民的和平告诉人们我们为上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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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弄清楚在上面引文中用的“社会”、“人民”（据说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就是英国的法律）、“我们的人民”和“我们”，这些词究竟指谁，和高贵的人们有什么区别，这样做是有益的。这么深奥的抽象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指出这些词的所指，这个任务我留给你们完成。(2)我自己还不至于幼稚到被这些词语愚弄的地步。有的人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在思考，其实只不过将一些亲昵的带感情色彩的词串在一起。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是在思考。“英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取消一党执政的自由政府”，可能是对的。“大不列颠群岛上人民”都将会“支持政府”，只是得让人民相信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维护他们的自由和权力”，即维护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奥克斯福德勋爵和鲍尔温先生在作这些演说时显示出了自己是了不起的议会雄辩家，拉迪亚德·基普林也显示出了他是自己所赞赏的政策的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这样提醒“英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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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保证让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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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他播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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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有我们知道了是谁播种的，还有是否播种的人有能力收获他播种的东西，我们才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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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需要我们作出判断的问题，我们（你或我，任何一个你或任何一个我）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进行调查研究。当我（S．斯泰宾）生病时，我就得求助于医生的专门知识。当我想知道从金斯克罗斯到圣安德鲁斯应该乘哪趟车时，我就必须查询火车时刻表，如此等等。我常常被迫承认“这个人的证词是可靠的”，“那家报纸的报道是可信的”。我被迫这样说，如果我不是真的相信证词是可靠的，那么我作判断的时候是不自由的。如果我拥有的信息是不可信赖的，那么我便缺乏决定的自由。因此，那些控制新闻业的人有力量控制我们对公共事务的思考，新闻业受到控制是民主的障碍，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不自由，这个障碍就更加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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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是否英国人特别不讲逻辑的问题。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我们英国人没有政治头脑。我们对政治事件并不热心，我们怕惹麻烦，不愿承担政治责任。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习惯听别人说“英国人”有“政治天赋”，并且我们的议会制度和英联邦制度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这种政治天赋。但这里的“英国人”又指谁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它代表统治阶级，他们为了从政而受教育，一生下来就受到训练以便承担起统治人的重任。大多数英国人都想安于受统治，希望得到追求自己非政治的利益的自由。如果民主政府意味着经被统治的人同意的政府，那么我们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如果民主政府意味着人民的呼声高于一切，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拥有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不是因为对“人民的呼声”听而不闻，而是因为压根儿就听不到“人民的呼声”。当然，这句话需要一些说明。也有这样的时候，当大多数（或者为数不少的）英国人对某个政治事件反映非常强烈，他们想说话并且迫使政治家们倾听。这样的时候是寥寥无几的。除非思维是清晰的，思考是成熟的，否则发出的声音只不过是没有实际所指的名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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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我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不幸的是，我无法回避政治责任。你也同样无法回避。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由地决定支持（或者反对）这个或那个政策，要么默认由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所作的决定。我的观点是，要自由地决定就必须了解与该决定相关的一切因素。我认为“自由地决定”和“决定”是同义词。我用“自由地决定”这个繁冗的词只是想强调除了这样一点，即在决定和默认其他人为我决定之间没有中间道路。不知道有关的事实同关于它们的推理自由是互相冲突的。除非我知道已经发生的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否则我对1926年总罢工涉及的问题就不可能自由地得出合理的结论。还可以用其他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除非我熟悉历史背景，并且知道作出判断应该根据的原则，否则我就不能对《希伯来书》的作者作出合理的结论。除非我知道哪些行动是可供选择的，这些行动会产生最大可能的结果，以及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否则我就不能合理地寻求行为的道路。决定意味着思考。我们不是在真空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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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理智和热情是水火不容的。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不管怎样，“热情”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意义的词，而且使用的时候，意思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如果“热情”的意思是“非理智的热切的渴望”，那么毫无疑问，热情和理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即使“热情”的意思是“强烈的渴望”，我看不出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我们可以满怀热情地支持某个目标，我们对这个目标是冷静地思考过的，即不带成见地充分考虑有关的证据。我不是想反驳对某个目标满怀热情的追求经常会导致对其他人的自由的野蛮干涉，其实看一看这个词的词源，这个问题也没有道理可以反驳了。我还是想说，并且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养成提出疑问的习惯。我们的热情需要不断调整，就像对待我们其他的思维习惯一样，对它们也要不时地进行仔细检查。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是一个不自由的心灵。因此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经常对我们未加思考便接受的信念提出质疑，而且我们因此要为我们热烈坚持的信念找到合理的证据。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证据，那么我们的信念便是有据可依的，我们热烈的程度可以依然如故。我想诸如此类的讨论在这本书中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出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够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我既能够正视自己的成见，也能够考虑由于你的成见所导致的歪曲的结果，还收集了有关的证据，以及根据逻辑原理衡量了证据。我达到这些目的的程度是我思想自由的尺度。思想自由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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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引文我是从伦纳德·伍尔夫的《洪水之后》（After the Deluge）的第三章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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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指出过这些词所造成的模棱两可，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误解。请看《实践中的逻辑》(Logic in Practice)，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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