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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总的来说我们的商业前景是乐观的，国家有信心在来年继续保持1937年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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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奥利弗·斯坦利先生说的，登在1937年12月26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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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头四个月里，不仅经济增长比以前慢了，并且有些行业确实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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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同样也是由奥利弗·斯坦利先生说的，不过时间是193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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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注意，这两句话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奥利弗·斯坦利先生1937年12月26日以前得到的信息可能表明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而在紧接着的四个月里经济增长可能慢了，甚至真的衰退了。从逻辑上来说，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前面一句是正确的，我们唯一可下的结论是商务部大臣没有获得可靠的“信息”。或许我们连这个观点也难接受，如果我们注意到关于张伯伦先生的报道——在同一期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即1938年5月25日——他曾经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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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言论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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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下在同一个月的《泰晤士报》上曾有过的关于需要对“经济增长抱有信心”的讨论，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12月18日的《泰晤士报》登过一封读者来信，信中J．M．凯恩斯先生强烈支持“担心经济衰退会导致真的经济衰退”的观点。我私下认为凯恩斯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可能斯坦利先生也相信这种观点。可能这种观点使他做出了上面我所引用的那段使人消除困惑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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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这件事作为例子，是因为相对来说这件事无关大局。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记得对于国家来说甚至更为重要的其他情况和其他问题，我们的政治家们先说出一些安抚民心的话，后来又悄悄地否认了。记得1935年大选前不久，鲍尔温对英国公众说过，即使政治家公开声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完全是事实的时候（如在大选的时候），他的嘴可能仍然是被“封住”的。在我看来，让内阁大人们把“全部事实”告诉我们是不合常规的，因为“我们”不仅包括了他们国家的人民，也包括了任何地方有着同样消息来源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全部事实，如果对我们判断一个政策所需的重要证据被隐瞒了，我们就无法评价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的意义。我们也就不能充分检验我们所持的任何信念。要克服这个障碍，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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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苏联时常发生的对叛国罪的审判。我们报纸刊登的有些报道可以被看作素材，即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报道。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起诉审判，并且被判犯有阴谋反苏联的罪行，最后被处死，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但要判断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真的有罪，究竟犯了什么罪？假如我们又看到了有关他们“坦白”的报道，我们怎么断定这些坦白是真的还是假的。和苏联关系友好的人们肯定已经发现这些坦白是难以相信的，那些敌视苏联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理由不一样。我不想介入其中的是是非非。我举的这些“审判叛国罪”的例子，只是作为这种困难的例子，即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我们国家或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对付那些困难。常常是知道的人不讲，而讲的人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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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看A. W. P. 沃尔特斯的《感官证据》第5页。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进一步探究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本书很有帮助。这本书写得简洁明了，精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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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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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数字是由所牵涉到的报纸好心地提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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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根据英国法律，“证据不足”的判决是不允许的，但是陪审团可以裁决犯人的罪行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宣布被告“无罪”释放。这一点在我所作的比较中，未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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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十五章 后记：民主和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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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题为《纸上的民主》。它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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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苏联举行全民投票，现在引用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是恰当的，虽然可能有点刻薄。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每隔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决定：议会里压迫阶级的哪几个议员是不正确地代表了他们。’当然，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星期天的巨型哑剧。苏联的选民们完全不允许决定任何东西。甚至我们不能称他们是在参加选举，因为选举这个词——俄文的意义比英文更加明确——就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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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观察者周刊》对苏联的公民投票日作了同样的评述。据我所知——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认为这些苛刻的评述是恰如其分的。这些辛辣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来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选举。比较地讲，我们国家的选举是自由的。我们为能够称我们自己是个民主的国家而感到自豪；可以说我们拥有选举自由，除了法律禁止的诽谤、煽动、辱骂以外，我们还拥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毫无疑问这些自由是受到某些限制的，或许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并且如果经济没有保障，人们就不可能被看作是经济上是自由的。但即使有了这些条件，一般说来，我们的社会是否便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仍然是有待商榷的。讨论这些问题不是我的目的，我也不想给民主的实质下定义。只要大家承认反对过多的政治限制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喜欢无拘无束。总之，我们珍视公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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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这里的我们包括了每一个人。我不相信能够真正坚持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有权影响统治者的意志这样的事实，只有在一个公民和另一个公民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才受到限制。我不想谈这些妨害民主的障碍，虽然我们也许会碰到这些障碍。我不讨论政治，我要谈的是思想的自由。除非我能够自由思想，不然我不可能进行有效思维。这里的‘我’代表任何一个人。如果我想对任何有关政治行动的问题作出判断，我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即便我们真的享有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仍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拥有思想自由。我认为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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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努力列举了一些妨害我们进行有效思维的障碍：把我们的心灵从眼罩里解放出来的困难，抵制宣传的困难，在应该努力确信的地方满足于被人说服的困难，听众受到不择手段的演说者操纵的困难，演说者必须面对懒于思考而又没有批判能力的听众的困难——简而言之，那些因为我们的愚蠢和别人利用我们的愚蠢所造成的困难。最后，还有获得信息的困难——找到可靠证据的困难。这最后一个困难是我现在想要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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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1926年5月总罢工发生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的倾向，即我总的看法是支持煤矿工人，但也有些摇摆不定。我觉得我作这样的判断证据不充分。因此，我想了解“事实的真相”——不明真相的人想要调查事情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我发现要弄清“事实”真相困难重重。由于工人罢工，报纸停止发行，增加了我的困难。后来我在几家不同的报纸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报道，报道的方式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一家报纸肯定“明摆着的事实”是怎样怎样，而另一家报纸断言“简单的事实”是——相反的情况。一边是罢工工人和煤矿工人，另一边是煤矿主人，我怎么作出判断呢？除非我确切地知道争论的焦点，双方各自想得到的东西，煤矿工业的状况，否则我就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证据充足的判断。我的无知使得我不自由。这种不自由的感觉是痛苦的。这种感觉也许会使得我们放弃对问题的思考，或者自欺地陷入这样的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用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抽象词语谈论问题，问题就可以立刻解决了。我举三个例子来阐明这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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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罢工期间，奥克斯福德和阿斯奎恩勋爵发表演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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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纵容社会的某个阶层随意地为了什么动机使整个国家的生产和生活陷于瘫痪，我们还有什么尊严可谈。这就等于默认取消一党执政的自由政府。这是英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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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温先生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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