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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他播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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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人民的和平告诉人们我们为上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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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弄清楚在上面引文中用的“社会”、“人民”（据说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就是英国的法律）、“我们的人民”和“我们”，这些词究竟指谁，和高贵的人们有什么区别，这样做是有益的。这么深奥的抽象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指出这些词的所指，这个任务我留给你们完成。(2)我自己还不至于幼稚到被这些词语愚弄的地步。有的人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在思考，其实只不过将一些亲昵的带感情色彩的词串在一起。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是在思考。“英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取消一党执政的自由政府”，可能是对的。“大不列颠群岛上人民”都将会“支持政府”，只是得让人民相信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维护他们的自由和权力”，即维护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奥克斯福德勋爵和鲍尔温先生在作这些演说时显示出了自己是了不起的议会雄辩家，拉迪亚德·基普林也显示出了他是自己所赞赏的政策的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这样提醒“英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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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保证让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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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他播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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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有我们知道了是谁播种的，还有是否播种的人有能力收获他播种的东西，我们才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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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需要我们作出判断的问题，我们（你或我，任何一个你或任何一个我）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进行调查研究。当我（S．斯泰宾）生病时，我就得求助于医生的专门知识。当我想知道从金斯克罗斯到圣安德鲁斯应该乘哪趟车时，我就必须查询火车时刻表，如此等等。我常常被迫承认“这个人的证词是可靠的”，“那家报纸的报道是可信的”。我被迫这样说，如果我不是真的相信证词是可靠的，那么我作判断的时候是不自由的。如果我拥有的信息是不可信赖的，那么我便缺乏决定的自由。因此，那些控制新闻业的人有力量控制我们对公共事务的思考，新闻业受到控制是民主的障碍，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不自由，这个障碍就更加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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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是否英国人特别不讲逻辑的问题。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我们英国人没有政治头脑。我们对政治事件并不热心，我们怕惹麻烦，不愿承担政治责任。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习惯听别人说“英国人”有“政治天赋”，并且我们的议会制度和英联邦制度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这种政治天赋。但这里的“英国人”又指谁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它代表统治阶级，他们为了从政而受教育，一生下来就受到训练以便承担起统治人的重任。大多数英国人都想安于受统治，希望得到追求自己非政治的利益的自由。如果民主政府意味着经被统治的人同意的政府，那么我们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如果民主政府意味着人民的呼声高于一切，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拥有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不是因为对“人民的呼声”听而不闻，而是因为压根儿就听不到“人民的呼声”。当然，这句话需要一些说明。也有这样的时候，当大多数（或者为数不少的）英国人对某个政治事件反映非常强烈，他们想说话并且迫使政治家们倾听。这样的时候是寥寥无几的。除非思维是清晰的，思考是成熟的，否则发出的声音只不过是没有实际所指的名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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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我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不幸的是，我无法回避政治责任。你也同样无法回避。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由地决定支持（或者反对）这个或那个政策，要么默认由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所作的决定。我的观点是，要自由地决定就必须了解与该决定相关的一切因素。我认为“自由地决定”和“决定”是同义词。我用“自由地决定”这个繁冗的词只是想强调除了这样一点，即在决定和默认其他人为我决定之间没有中间道路。不知道有关的事实同关于它们的推理自由是互相冲突的。除非我知道已经发生的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否则我对1926年总罢工涉及的问题就不可能自由地得出合理的结论。还可以用其他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除非我熟悉历史背景，并且知道作出判断应该根据的原则，否则我就不能对《希伯来书》的作者作出合理的结论。除非我知道哪些行动是可供选择的，这些行动会产生最大可能的结果，以及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否则我就不能合理地寻求行为的道路。决定意味着思考。我们不是在真空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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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理智和热情是水火不容的。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不管怎样，“热情”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意义的词，而且使用的时候，意思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如果“热情”的意思是“非理智的热切的渴望”，那么毫无疑问，热情和理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即使“热情”的意思是“强烈的渴望”，我看不出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我们可以满怀热情地支持某个目标，我们对这个目标是冷静地思考过的，即不带成见地充分考虑有关的证据。我不是想反驳对某个目标满怀热情的追求经常会导致对其他人的自由的野蛮干涉，其实看一看这个词的词源，这个问题也没有道理可以反驳了。我还是想说，并且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养成提出疑问的习惯。我们的热情需要不断调整，就像对待我们其他的思维习惯一样，对它们也要不时地进行仔细检查。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是一个不自由的心灵。因此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经常对我们未加思考便接受的信念提出质疑，而且我们因此要为我们热烈坚持的信念找到合理的证据。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证据，那么我们的信念便是有据可依的，我们热烈的程度可以依然如故。我想诸如此类的讨论在这本书中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出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够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我既能够正视自己的成见，也能够考虑由于你的成见所导致的歪曲的结果，还收集了有关的证据，以及根据逻辑原理衡量了证据。我达到这些目的的程度是我思想自由的尺度。思想自由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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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引文我是从伦纳德·伍尔夫的《洪水之后》（After the Deluge）的第三章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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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指出过这些词所造成的模棱两可，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误解。请看《实践中的逻辑》(Logic in Practice)，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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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两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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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L．S．斯泰宾的《有效思维》中译本出版的机会，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本书翻译的一些情况和吕叔湘先生翻译此书的心愿告诉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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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5日，吕叔湘先生托人捎话，让我方便时去他那里。2月7日星期三，我到了吕先生家。吕先生对我说，他从1986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译了L．S．Stebbing的Thinking to Some Purpose这本书，到1988年底译出三分之二，去年得了一场病，现在译不成了。他要我抽空儿看一看译稿，如果觉得这本书有意义，就请人接着译完、出版，把它送给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学员们。我当即表示谢意，并答应吕先生，过几天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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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读完了吕先生的译稿（全书15章，吕先生译完11章半），我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深深地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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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L．S．斯泰宾是一位逻辑学教授，曾在伦敦大学任教多年。本书初稿是作者应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作为一系列讲话准备的，后来作者基于最初的构思加以修改、扩充，于1939年作为鹈鹕丛书的一种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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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针对当时英国社会不讲逻辑，甚至反对讲逻辑的状况而写的。但作者没有把它写成讲授纯逻辑学的教科书，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即有效思维的角度上，指明人们进行思维时所经常遇到的来自内心的和外在的种种障碍和干扰；并且强调指出，不排除这些障碍和干扰人们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有效的思维，就会妨害人们进行正确的行动。本书立论紧密联系当时社会生活及人们日常思维的典型实例，分析中肯，好读好用，出版后甚得好评。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很需要这本书。我还认为，中国的学者应该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写一本类似的书，它对中国人进行正确有效的思维肯定会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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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上述想法告诉了吕先生，并提议请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杭州大学王维贤教授续译后面几章。吕先生欣然同意。后面的工作王维贤先生在“中文版后记”中已作了交代，我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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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告诉读者的是，我在原书中发现一张不大的纸片，上面有吕先生写的几段文字。字写得较草，还没有成文，但看得出是他想在本书出版时对读者说的话。兹转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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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0年前的书。20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书，可能已够得上古典著作。10年、20年以前的书有时代意义，这50年前的书……？其中举例很多今人不熟悉，但所讲的道理是不受时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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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翻千儿八百字，断断续续三年，何不惮烦？此书叫人听到什么、遇到什么都好好想一想。这‘好好’虽只二字，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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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于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八十多岁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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