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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强调“分析”，分析的过程是解析复杂情境，从而鉴定出其中的标准化因素，然后就能知道对此我们做出怎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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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冲突性情境时马上会进行判断：谁是坏人？他违反了什么法律或条约？怎样对坏人施压？却很少设计解决冲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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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分析一样重要，在教育中却往往被忽视。设计就是把我们已有的东西整合起来以体现我们想要实现的价值。它将恐惧、希望等因素组合成一条前进的道路，所以设计应该是各级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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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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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起不了作用。它只会强化我们已有的判断系统并固化我们的感知。我们对单词或标签即学即用，而正是这些单词和标签（如朋友、敌人等等）决定了我们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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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固定的盒子，其分类工具——“是”，剔除了对物体描述的所有的可能性和备选方案。我们或许需要一种更柔和的感知语言，使其中不成熟的判断不会限制我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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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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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阻碍思维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使用辩论太过频繁了，因为我们还未开发出其他探索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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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是思维的批判性和判断模式的一部分。教会过于强调辩论，因为教会正是利用它证明了异教徒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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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已经罗列出了辩论的不足。它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建设性动力。那么更好的想法从哪里产生？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双方都能受益的解决途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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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它对探索问题来说是一种原始且低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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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真的想探究一个主题而不是证明一个观点时，平行思维的六顶思考帽工具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备选方法。现在思考帽工具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使用者包括从4岁的孩子到高级管理人员。它能将会议时间缩短至预期中的1/4甚至1/10，同时还能保证主题得到深入探讨。现在对这一工具的应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实际经验，甚至连法院的法官也开始尝试使用这种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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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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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思维的关系表现在攻击性和对抗性的思维基础上。选举过程及选举后的重点是“破坏”而非“构建”。一个无为的政府要比一个活跃的政府会更少受到攻击。在抨击中表现出聪明才智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提出更好的建议。那么进步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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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民主可能能有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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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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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是法律程序的核心。在辩论中的聪明表现甚至比证据的合法性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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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辩论的确是一种适当的形式，但另一些时候我们需要设计的空间。现在，社会上就有一种使用ADR（争端备选解决方案）和家庭法院来调停矛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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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法院的传统认识是：案件双方一定有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符合实际。有时双方对错误可能都有责任，特别是在民事案件中。因此我们应设立专门设计解决途径的正式的设计法庭，来帮助双方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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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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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尤其是新闻界）普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那就是他们的思路总是负面的和批判性的。对此至少有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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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解释是，新闻界自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和守护者，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阻止暴政、陋习和欺骗公众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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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是，负面思路比积极的更容易操作。很多记者和编辑貌似无力操纵积极模式的新闻，并且还认为公众对负面新闻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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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新闻界应该带头改变这种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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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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