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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期，人们发现了一些暂时性的令人困惑的现象。马丁·塞利格曼对于传统学习理论的最为核心的一个论断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塞利格曼认为下述观点大错特错，即人们可以将随意的两个刺激组对，呈现给动物，而动物会领悟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回顾一下第8章提到的，那种动物们没有“准备”去学习的联系是不会真正被它们领会到的。狗可以很容易地学会向右边走，如果有光在右边而非左边出现的话，但是如果光在上方而非下方出现时，狗就会不知所措。一个学习理论家虽然试图教鸽子不在灯亮时啄食便会得到食物，但鸽子最终还是被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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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解释动物迅速领悟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无法理解一些联系的学习理论是有缺陷的，但这种缺陷并不像人们起初认为的那么严重。学习理论的危险并非来自于这些异常现象，而是源于看似不相关的认知过程，包括记忆、视觉认知模式的影响、对事件的理解和因果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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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真正令人激动的现象与思考过程而非学习过程有关。几乎在一夜之间，大量研究者开始研习思维的运转规律，以及学习过程突然停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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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证明的学习理论很多，但这比不上它被忽略的程度。现在反观学习理论，它可能是被看作科学哲学家伊·拉卡托斯称之为“退化的研究范式”的研究项目了，对它的研究再也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人们做的研究越来越多，而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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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机会出现在认知领域（随后即为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仅仅几年间，就不再有人研究学习理论了，也很少有认知科学家纡尊降贵以学习理论解释他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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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科学领域中一样，在技术、工业和商业领域的巨大变化也通常得益于革命而非渐变式的进化。蒸汽机被发明出来，这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主要纺织材料从毛线变为棉线。火车被发明出来，让工业生产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工厂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终结了远古以来的生产技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互联网的出现几乎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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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范式的改变和那些技术商业领域的变革的一个不同点是科学领域的旧范式通常不会彻底消失。认知科学不会取代所有学习理论的发现，甚至那些旧有发现背后的解释逻辑也不会消失。相反，新的认知科学是建立在以往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学习理论的框架，那么认知研究甚至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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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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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曾观察过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发现他们在看待实验对象时会带有自身的文化背景的特征。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美国人和理论旨向的德国人在看待事物时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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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研究的动物们会疯狂地奔跑，以一种不可思议地方式活蹦乱跳，最后在偶然情况下得到想要的结果。德国人观察的动物会安静地坐着、思考，最后会从它们内在的意识中逐渐寻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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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心理学家都知道罗素的这段讽喻里隐藏着不少真理。实际上，认知革命的奠基工作是由西欧人完成的，尤其是德国人，他们主要关注知觉和思维，而不是学习过程。美国的认知理论研究土壤就贫瘠得多了，若不是欧洲人的推进，他们对于思维的研究还不知道要多久之后才会出现。由欧洲人奠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起先并没有“被行为化”的确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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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范式转移的非理性方面时，科学家也需要注意，文化观念也会深刻影响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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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相信宇宙的稳定性，因此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期间那么多科学家都被束缚在那种观念中。相比之下，中国人却深信世界是持久变化的。中国人对情境的关注让他们对声学、磁学和重力有了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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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社会科学家的那套僵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嗤之以鼻，并对其不能结合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和时代精神的科学分析大失所望。在关于社会与组织论题的思考上，主要的进展源于欧洲大陆而非美洲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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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没有看到，脊椎黑猩猩群体中的社会互动比一对非洲黑猩猩彼此间的行为复杂得多，直到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指出黑猩猩群体的行为中所体现的复杂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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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化之间，甚至连人们所偏爱的推理形式都有所不同。逻辑是西方思维的基础，而辩证法则是东亚思维的核心。这两种思维类型甚至会带来矛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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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中的极速且不甚成熟的转向，再加上人们了解到文化因素会影响科学观点，这些都与科学一向所呈现出的纯粹理性和以确定性的事实来说话的面貌大相径庭。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人们用一种彻底反科学的方法理解世界，而这个趋势在20世纪末期发展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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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本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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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出教堂之后，我们（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传记作者詹姆斯·鲍斯韦尔）站在那里讨论了一会儿贝克莱主教机智的诡辩法，他试图证明事物的非存在性，即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只是人们理念中的。我（鲍斯韦尔）表示，虽然我们都同意主教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是没办法反驳。我永远都忘不了约翰逊灵机一动就给出了答案，他伸脚用力踢向一块大石头，直到他被弹回来——“我这样反驳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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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鲍斯维尔，《塞缪尔·约翰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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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约翰逊看待现实一样轻易就确认了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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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第1章中的那个裁判，他只承认自己贴上了标签的动作和球的概念，除此之外便否认其存在。许多自诩为后现代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的人会赞同这位裁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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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克·德里达的论述中有：“文本之外空无一物。”有这种想法的人有时会否认世界上存在“不可解释之物”。“现实”只是一种建构，除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什么都不存在。人们可以广泛分享，甚至在宇宙范围内分享对于世界的一些方面的理解，这种事实是无意义的。这类观点只能表明存在被分享的“社会建构”。在这场运动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表述是，并不存在事实——只有“真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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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主观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从法国传到了美国。解构主义背后的主要观念是，文本可以被拆解，以展现意识形态倾向、价值观和个人的主观视角，这些东西暗藏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中，包括那些被当作有关自然的事实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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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校，我熟识的一个人类学家曾被学生问及，人类学家如何看待在研究其他文化中的人类信仰和行为时所面对的可靠性问题？换句话说，在面对不同人类学家的多样性解释时该怎么办？她回答：“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人类学家所做的事是理解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他们有迥异的设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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