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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国人指手画脚。中国现在的地位高了，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国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更不必反咬一口，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在美国看报纸，感觉美国要完蛋了，因为报道的全是坏事。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对外国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最多的也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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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但美国人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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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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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对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面临的安全角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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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愤怒、生气、不高兴，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国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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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国爱民，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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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看起来挺英雄，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那么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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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38]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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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二、逻辑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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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七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五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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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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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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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2003年四五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着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将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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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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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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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名著《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个农夫拿了一块布去请一个裁缝做一顶帽子。他问布够不够？裁缝量了布之后说够了。农夫觉得做完帽子会余下不少布，这些布会被裁缝贪污，于是他就问这块布够不够做两顶帽子？裁缝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回答说：够做。农夫还不罢休，又问够不够做三顶帽子？……他添上一顶又一顶，直到五顶，裁缝的回答仍然是“能”。就这样，他们谈妥了，这块布做五顶帽子。等到约定取帽子的那一天，农夫到了裁缝店。他看到裁缝拿出做好的五顶帽子，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农夫发现自己被耍了，于是就到桑丘总督那里告状，要裁缝赔他的布，而被告裁缝却坚持自己没错，还要农夫付工钱。最后桑丘判决裁缝不准要工钱，农夫也不准要布;做好的帽子充公，送到牢里给囚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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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夫与裁缝对帽子这个概念的定义不同。按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做装饰用的物品，农夫没有想到要明确地对裁缝说明帽子的大小，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而裁缝正是利用了农夫没有说明帽子的大小这个漏洞，利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把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的东西也说成是帽子。如果农夫在做帽子之前就明确规定帽子的大小，裁缝就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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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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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39]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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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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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高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高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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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伟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高秀敏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对“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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