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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很多学校都是半军事化管理，从早到晚，每一个时间段该干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学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极少有时间安排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教师则既是保姆，又是警察，什么事情都要管。而且管得越多的学校，越受家长的欢迎。很多寄宿制学校都宣称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此来引起学生家长的好感。如果说对于低年级的学生，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不成熟，需要成人更多的指导，那么对于高年级特别是大学生来说，这种过度的管理就不那么理直气壮，更无必要。但遗憾的是，现在的大学也在倾向于越来越严格，严格地控制学生的行为甚至是思想。对大学生的管理仍然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事无巨细，横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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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上的过度管理严重地制约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发展及其性格的主动性。因为无论什么事情，都已经由老师和家长安排好了，学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就像是一个被设置好了程序的机器，没有自己的主动性。甚至有很多事情，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好，老师也要进行管理。其结果就是学生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就会思维简单，缺乏主见，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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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每个班级都有班主任或辅导员，专门管理学生。而在很多发达国家，从中学开始直到大学，没有什么班主任或是辅导员，学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专门请老师来管。学校里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详细的规定，学生只要按规章制度行事即可，何必要什么班主任专门来管理呢？这种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主见，有能力，善于思考，创造性强。所以在教育上无为”的效果是好于“有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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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理念，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决策者，不能理解或是错误理解。比如，依法治国的理念。中国人总是难以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规，中国人总是相信人治大于法治。在国人心里，法规是人制定的，人是活的，法是死的，法规是可以通融的，执行起来是可以灵活掌握的。一些西方人在路口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也要等绿灯亮了再走，在中国人看来是死板的、很傻的一每当有人说发达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推行的是某种理念、实行的是某种政策的时候，一些中国的领导便说道：“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成了部分领导不改革最好的借口。其实不是中国国情的问题，而是领导的思维能力问题。有很多理念，是他不能理解的;而想让他按照这些理念来制定政策，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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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辨力不足影响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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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健全。笔者就有点奇怪了，新中国成立已经60年了，改革开放也超过30年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为什么制度还是不徤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健全？制度不健全固然有利益集团故意为之的可能，但还有很多决策者是正直的，为什么设计不出好的制度？多年来，我们在很多领域进行改革，以期徤全制度，包括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改革效果却不如人意。特别是医疗制度改革，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官方不得不承认医改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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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改来改去总是改不好？笔者现在想明白了，中国的制度不是想健全就能健全的，没有强大的思辨力，就设计不出好的制度，是思维决定了制度的好坏。中国人的思辨力不够，所以设计不出严密高效的制度。黎鸣先生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制度的智慧》，指出了中国人的这个缺点。制度设计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过去的情况和未来的效果，需要设计者有比较强大的思辨力，才能设计出好的制度。设计者需要统筹各方利益，要分析比较各种利弊得失，要以事实为依据，要考虑到施行的成本与可操作性，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作出准确的推测与分析，这些都需要出色的推理论证能力，即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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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作用不需多说。中国现在有些制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大大降低了制度的效果，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不仅仅是严重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甚至是一代人的利益，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痛苦，更严重的是阻碍了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中国人不能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就绝无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当前，我们在教育、医疗、住房、反腐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制度都存在缺陷，给群众带来了损害，从长远来看更是给我们国家的前途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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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问题为何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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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中央的态度一直很鲜明，反腐败的力度也逐渐加强，但是效果呢，腐败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这正是由于中国的反腐制度设计得太不合理，相关法律也是存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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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反腐败的部门是很多的，党内有纪检部门，政府有监察部门、信访部门，检察机关有反贪局，人大有监督权、罢免权，还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在这么多部门的监督下，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仍然对腐败束手无策。这不是因为决策者不努力反腐，而是因为在很多制度方面设计不合理。比如在官员选拔方面，主要是以上级任命为主而不是通过民主选举或自由竞争，下级为了晋升职位，就可能采取贿赂上级的非法手段;在决策方面，民主不健全，某些主要领导一言堂的现象仍旧存在，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在监督方面，政务不透明，民众的监督作用无法发挥。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使得官员拥有了太多的腐败机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人监督，想不腐败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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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管县必须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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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的行政区划上，有一个制度上的弊端，那就是市管县制度。这个制度已经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大，但并没有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现在虽然有一些省管县的试点，但想要彻底废除市管县，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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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海不是一个城市，你可能会很惊讶，实际上作为直辖市的上海本来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看看重庆就明白了，重庆的农业人口比城市人口还多，能叫城市吗？重庆市万州区离市区237公里，这还能算是同一个城市吗？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名不副实的，中国的直辖市类似于日本的“都”和“府”，而地级市相当于古代的“州”、“府”，都是行政区划中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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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其他国家实行市管县这种制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制度。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的独特特色。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特别是要保障上海、北京、天津等工业城市的食品供应问题，所以把周围的一些农业县划给这些市代管，其实就是让郊区农民为城里的人们种地，供应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当时工业落后，对仅有的工业基地当然要好生保护。但到了80年代后，市管县成了一窝蜂，席卷全国。市管县制度有四个巨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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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管县造成城市中心城区规模庞大，城市病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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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的结果是很多县、区共同建设一个城市中心。北京、上海就是如此，只有一个城市中心，这个中心城区一圈圈地朝外扩，导致城市建设成了摊大饼，中心城区规模越来越庞大，已经给交通、环境等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直辖市的郊区设立小城市、卫星城市，并在在中心城区和卫星城区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分流中心城区人口和企业，减轻人口、环境、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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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管县严重制约小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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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市管县的初衷，是希望城市富了之后带动乡村发展，但结果往往却是城市富了之后不管县或是少管县，而只管建设中心城市，因为建设好了中心城市能够较快地显示政绩。市管县是对县财政的剥削，县级财政收入减少，无钱建设县级城市，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直辖市也是如此，上海郊区如嘉定等区，成了一个个四不像的地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不能形成人口合力。90年代初时，嘉定曾是全国财政收入第一的县，比江苏昆山要好得多，但20年过去了，嘉定成了四不像，昆山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城市。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城市建设，几乎在每个方面昆山都比嘉定要发达得多。上海郊县1958年划给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好事，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是坏事，因为这阻碍了部分郊县的发展，也造成了上海中心市区的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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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管县是对农村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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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的实质就是城市管农村。让城市来管农村，结果却是只收钱不做事。城市和农村的地位不平等，城市高高在上，农村只能被管。农业县本来就不发达，就没钱，还要把从农民手中征集来的仅有的一点财力分给市财政，等于雪上加霜。农村建设很难，撝高农民收入更难，农业在现代经济中、在GDP中占的比例很小，农村建设远不如城市建设能够出政绩、树形象。我们能看到，很多地级市发展很快，建设也很漂亮，但是郊县的农民却依然贫困。所以市管县就是不管县，只管建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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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过程中对郊区农村土地的占用更是一种无情的掠夺，农用地很便宜，在上海也不过几十万甚至几万元，转成房产项目用地，则增值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钱都被市里拿去了，同时还产生了很多失地农民。城市管农村使得市区可以侵占郊区的农田，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因为城市是农村的上级，郊区是被管理者，丝毫没办法反抗。如果郊区农村不归城市管，而城市想要农村的土地，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农村就能够以平等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与城市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利益。同时，城市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也会对土地更加珍惜，从而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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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种体制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近邻日本的行政区划，不存在城市管农村的问题，它的一个县里，县城称为市，镇子称为町，村就是村，这三者基本是平级的，都归县管，城市管不着农村。这样对农村的掠夺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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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管县制度夸大了城市的人口数，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多的假象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上海、北京的人口并不多，但作为城市它们的市区则非常拥挤。我们对比一下日本类似的行政区，其人口密度远大于上海、北京。东京都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总面积2187平方公里，约是上海面积的1/3;人口约1300万。大阪府，包括31个市，13个町、村;面积为1867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1/3;人口882万（2007年）。东京都和大阪府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北京和上海等直辖市那么大的面积内，完全可以容纳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只是要在郊区建设卫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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