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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怎么样才算是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都算精英化，究竟从哪个比例开始算？是从1%开始算还是从14.9%开始算？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结论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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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跟人家比的是什么？是哪个时间段？要明确，是从毛入学率1%到15%呢还是从14%到15%呢？不然就没法比，如果你用14%发展到15%的过程和人家1%发展到15%的过程来比，显然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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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分别选取了10年或5年的时间段，选取了部分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的历程来考察，发现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快！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增长到23%。日本1960—1970年10年间，毛入学率从8.4%增长到17%;法国1960—1970年10年间，毛入学率从9.9%增长到19.5%。而韩国和联邦德国更快。1980—1985年的5年间，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4.7%增长到34%，5年增加近20个百分点；联邦德国1970—1975年的5年间，毛入学率从13.4%增长到24.5%，5年增加了11.1个百分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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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速度都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要快。我们所谓的“用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又从何谈起呢？根据这种错误的结论制定的政策与措施，能没有问题吗？有关人士之所以得出了这样错误的结论，除了掌握的材料太少或者说是故意选择有利材料之外，思辨力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要比较，首先必须明确“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再者要明确比较哪个时间段，概念不清楚，时间段不对应，比较的结论当然就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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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当前城市化速度太快了，提出要减缓城市化。有人说，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了10年，以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1/3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有人说，我们改革幵放30年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3%，而西方国家城市化从20%提高到40%多用了100到150年的时间，西方100多年的城市化道路我们30年就走完了，太快了，要减缓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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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和上述高等教育的问题犯的是同样的毛病，结论当然更是荒谬。英法美都是城市化很早的国家，比我们要早一二百年，我们不能拿21世纪的情形去和人家十八九世纪的情形去比，这个比较是不科学的，他们为什么不和原始社会比呢？原始社会几万年都没形成城市。18世纪西方城市化速度慢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效率远低于现在，交通、信息通讯等技术更是和现在无法相比，这两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具有巨大差别，不能拿当代的事情和古代相比并嘲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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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比较，我们可以和20世纪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去比，看看我们的城市化速度是不是太快。一些人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多快，三十年走了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看看韩国吧，1930年韩国只有不到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60年达到36%，1970年达到50%，2000年城市人口更高达到89%。[79]相比韩国，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从20%增长到44%，不比人家快。中国台湾城市人口比例1956年为33%，到2000年为78%，44年增加了45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也是很快，巴西仅用了40年时间就将城市人口比例从30%提高到70%。我们又快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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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存在这类问题。中国很多政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常常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道路，这个说法同样是极不严谨的。很多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都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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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开始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学欧洲、学日本、学美国、学苏联，这种学习是从文化到制度的全方位的学习。但遗憾的是，中国人学谁都没有学好，往往是只学到了皮毛，没学到精髓。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辨能力不足，不能深刻地理解某些思想，又不能制定符合实情的严密的制度，效果当然大打折扣。直到现在，中国仍处在学习的阶段，但要想学好，必须提高自己的思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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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思辨力的强弱对国家治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同样如此。对于企业来说，思辨力是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经营水平，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成败。笔者对于管理学没有研究，但笔者相信，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强大的思辨力，是很难做好管理的。思维决定行为，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是他思考的结果，思维方式和思辨水平决定了他会采取什么管理方式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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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分成两个方面：处理人际关系和决策。无疑，这两种活动都需要强大的思辨力才能做好。对企业家来说，处理人际关系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活动。即使再有才华的领导者，如果人际关系搞不好，其他事情就不可能搞好。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次强调，思辨力对人的交流沟通能力具有巨大影响。与同事的交流需要准确地理解别人、清楚地表达自己，任用干部需要准确地评价其优缺点并给他合适的职位。领导需要面对各种个性的员工，如果思辨力不强，则不能与同事很好地沟通，相互不理解，甚至造成许多误解；也不能够准确地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或者埋没了人才，或者把蠢才当成了人才。这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更会影响团结，带来诸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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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的强弱同样影响对企业内外部形势判断的正误，而只有准确地判断形势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水平至关重要，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使濒临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而一个错误的决策也足以毁掉一个公司。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同样受到思辨水平高低的影响，如果制定不出合适的政策和措施，正确的决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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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家对经营理论、理念的理解，对于一些先进的理念不能理解，就谈不上用先进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中国少数企业家鼠目寸光，缺乏诚信，见利忘义，窝里斗，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在他们身上都有所反映。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则更是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弈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思辨力弱的领导必然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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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第五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上）——天性、语言、宗教、传统与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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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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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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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谈了缺乏思辨力给中国人带来的严重的危害，要弥补中国人的这种不足，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为什么缺乏思辨力？我们上文谈到一些中外人士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分析，他们同时也分析了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思辨力的原因：有的人认为这是先天的，中国人天生就不善于逻辑思辨;有的人认为汉语的缺陷造成了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思辨力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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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一、天性与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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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来看，思辨力的强弱当然是存在先天的差异的;但就一个民族或一国之民来说，思辨力的强弱也有先天的差异吗？有一些人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天生缺乏逻辑思维，不善思辨。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人虽然弱于抽象逻辑思维，却长于形象思维，这是中国人天生的特点。比如旅日学者林思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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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像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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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能确定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缺乏思辨力，因为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林先生的话也只是推测和愤激之语。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个人之间先天的思维差异，同样，群体之间、民族之间也会存在先天的思维差异。德国人善于逻辑思维，法国人浪漫，各民族之间的思维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说中国人在思辨力方面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这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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