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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现在竟然沦为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2007年广州的一项调查显示，语文课是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范文太老套学生厌烦不想读、闷、烦、快点过去——这是小学生们对语文课作出的评价”，只有39%的学生对语文课的感觉良好。学生在对语文课的评价中写道天哪！最可怕的是，当老师念出范文时，竟是雨天扶小树苗、扶老奶奶过马路、谁谁谁帮谁谁谁怎么怎么样……老掉牙的俗文章，在21世纪竟然还能搬上课堂!”有人甚至表示：语文课=睡觉+打呼噜……[107]有这么多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故事、童话、散文等文学作品，喜欢看“百家讲坛”等文化节目，为什么竟然不喜欢语文？中国的文科教材及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失去了对文科课程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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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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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普遍缺乏思辨性，很多课文过于简单，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等，根本不需要老师教，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去读。一些课文简单得连学生都觉得可笑，可老师还要从中硬挤出一些“意义”、“思想”。很多文科教材都是如此，过低地估计了孩子的思维能力。许多教材在语言上故作儿童腔，其实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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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一些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比以前有所减少，这是不应该的。鲁迅的文章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见的思辨性较强的，一有点思辨性的作品就不读，怎么能提高思辨力？学生不愿读鲁迅，是因为教育方法有问题，老师总是要求学生要按照老师的思路来理解，而难以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学生的理解难以得到老师的认可，也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我们应该让学生自由地去理解文章的内容，包容各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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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语文教村的深度远大于我国，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很多课文就有数千个单词，六七页长，四年级就开始读中篇小说。美国中学语文教材，我们很多人都见过，国内出版了。笔者看了之后，感到震惊。不管是课文的选择，还是思考题的设计，都让我们耳目一新。课文密切联系历史，大量的课文都是论说性质的，当然也有其他文体。在课后习题中，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强调思辨能力的训练。而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初中小学都是以记叙文为主，缺少思辨性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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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历史课甚至没有教科书，这让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历史课是强调背诵的，没有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知识点？他们怎么知道要背诵哪些东西？但美国人认为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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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会限制人的思维，说得太好了。我们中国有哪个学校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呢？中国孩子从小就将教科书奉为神灵，教科书上说的就认为是对的，思维受限，眼界受限。实际上，有很多历史上没有定论的事情，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把某种一家之言当成真理教给学生。教科书的很多观点都非定论，不应该去逼迫学生去背诵这些观点，而应该让他们根据一些资料，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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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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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语文课的教学在中国备受批评，甚至有人斥之为“误尽苍生”，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语文教学要改变很难。我们不能把语文教学不如人意的原因全归在语文老师的头上，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的引导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比如教学大纲、教材、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考试标准等等都对教师采取什么教学方法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而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采取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制定了不合适的文件，也是因为它们本身思辨能力就有限，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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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作文教学中，过度重视词藻与形式，重视记叙、描写等表达方式，对议论文的训练不够。重辞藻，轻内容，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在很多国家，教师要求学生的是朴素的语言、清晰的表达，卖弄辞藻是令人生厌的行为，华丽的语言被认为是一种奢靡与炫耀，是尽量要避免的。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注曰：“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说清楚就够了，不需要华丽。中国人喜欢卖弄词藻与我们的语言及传统有关，汉语是一种艺术性比较强的语言，意象丰富，历史积累又很厚重。林语堂在谈到汉语时说：“这种意象名词丰富但抽象名词缺乏的特点对写作的风格，进而对思维的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语言生动形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语言趋向华而不实，结果成为很多时期中国文学的弊端。”[109]在中国文学史上，经常会有某个时期，文章的语言变得华丽，而内容变得空虚。我们今天又是处于这样的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就存在这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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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小学生上网悬赏请成人写手捉刀，作文“Google写作”让教师头痛》，是说很多中小学生在网络上请人代写作文，或是抄袭网络上的文章，这已是中小学非常常见的现象。很明显，这个问题不能全怪学生，请看看文中老师布置的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命题作文：《人生如四季》、《关怀》，这题目出得太不合适了。这样空洞的题目，怎么能让小学生来写？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对人生有什么感慨？难怪小学生们说“写作文太痛苦了”，这样的题目即使成年人也难以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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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作文课上，总是拘泥于雕琢词句，过度地讲究新奇的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而不重视观点和见解的表达与论证。结果就是很多学生的作文空洞无物、感情虚假，完全是一堆漂亮词藻的堆积，比喻连篇，引用不断，好词好句不少，真情实感全无。这样的作文怎么能训练出孩子的思辨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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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卖得挺火的《高考作文宝典》，这样给学生解读“有意蕴”：写作文时，不要说“我很悲伤”，要说“我心灵的天空一直下着雨”；不要说“女人和男人应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要说“女人应是一株木棉，和橡树并立在一起”；不要说“没有钱”，要说“与孔方兄无缘”，说“‘老人头’不多”……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把明白的事情说糊涂了，把朴实的话语说得矫情了，把一句话能说清的内容用十句话去说，作文就写好了。这种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教育不是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作家或诗人，而首先是要让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准确地理解别人。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挺简单，其实不然，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不必过度地雕琢词句，堆积辞藻，而要注意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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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文应该以论文为主，小学就应该写简单的论文，而不是过多地训练记叙文。我们的古人就是从小就写议论文，在科举考试中，策论历来是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学的许多古文名篇，同样都是议论文。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么多的大学者，他们的思辨能力也是在议论文的写作中训练出来的。相比古代的读书人，我们现在虽然学了逻辑学等辩论的知识，但思辨力却有退化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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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包括广大的老师都误认为议论文要比记叙文难写，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每个正常的孩子都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有着自己的看法，都喜欢问“为什么”。当与同学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热火朝天、口若悬河，用各种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这都是在议论，只要让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就是议论文。当你与孩子交谈时，你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孩子对很多问题，从学习到生活、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主见。中国人觉得议论文难写，是因为中国老师为议论文写作设置了太多的标准，比如什么思想性、正确性、文学性，而且过度重视词句雕琢，从而限制了学生的手脚。并且我们从小就不写议论文，缺乏锻炼，到了高年级想写好也难了，这也造成了议论文难写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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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过于强调答案的统一，不能容许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老师讲得太多，学生自己思考得太少。语文能力的考试与评价也是深受争议，很多作家、学者在看到我们的高考语文题的时候，都不知如何应付。《新闻世界》杂志2007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作家教授谈高考语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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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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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写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试题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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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全国语文试题，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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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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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蒙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题，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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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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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这些语言方面的学者、大师都难以应付的试题，如何能准确地显示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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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文教学过度重视词句的分析，往往把一篇优美的文章搞得支离破碎，再生动的文章，经过这么大卸八块、条分缕析，也变得毫无味道了。学生不喜欢语文课，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当我们进入文学院时便会发现，学习文科的方法其实与理工科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在用理工科的方法学习文科。我们面对一篇文章时，就像一个医生一样，把文章分成各个部分进行条分缕析。这是文科教学的一个弊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文科特别是文学、历史类的很多研究是无意义的，包括很多西方人也如此认为。比如卡夫卡学，有人说卡夫卡学是和卡夫卡没有关系的学科，这种学问就是将卡夫卡及其作品当成了可以随意解读的符号。同样，中国的红学其实也是与曹雪芹无多大关系的东西。而一些非文学类的学生反而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感悟到了一些东西，思维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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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识字教育是自废武功、自断其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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