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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美国世界史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它的题目是这样的：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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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洲，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但是600多年前，黑死病在欧洲猖橛的时候，谁晓得这个叫做鼠疫。如果没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就不会强大，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意大利不够强大，盎格鲁撒克逊会提早200年强大，日尔曼会控制中欧，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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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看说棒，分析得好。但他们没有分数，只有等级：A!其实这种题目老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可是大家都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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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去了趟日本，日本总是同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产生纠葛，所以我在日本很注意高中生的教科书。他们的教师给高中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场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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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高中生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因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我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走基隆与高雄的右边。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我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是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我们的货轮就要从那里经过，我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按照判断，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作对华抗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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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其他学生的判断，也都是中国跟日本的摩擦，会从东海开始，从台湾海峡开始，时间判断是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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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题目和答案都太可怕了。撇开政治因素来看这道题，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很有问题。翻开我们的教科书，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哪一年爆发？签订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款多少银两？每个学生都努力做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什么时候割让辽东半岛，什么时候丢了台湾澎湖，赔款二万万银两，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背得滚瓜烂熟，都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字。那又怎么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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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培养的是能力，而我们灌输的是知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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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文章，我们都很清楚，哪一种考察方法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美日学生的回答都是一步一步地推理出来的，这就是逻辑思辨的过程，而我们学生的答案都是背出来的。经过这样多年训练之后，我们学生的思维能力怎么能够和人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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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内地考生雅思成缋为什么这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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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中国内地雅思考生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倒数几位。2006年雅思均分全球排倒数第二，仅在阿联酋之前，更低于日本和韩国。[111]2007年全球倒数第三，其中口语倒数第一。[112]2009年9月，剑桥大学英语考试院公布了2008年雅思国际英语测验全球排名，中国内地学生的成绩在亚洲14个国家中排名垫底。有人不解：中国学生学英语花了这么多时间，为何成绩却不理想？是老师教学方法有问题，还是学生学习方法不对？甚至有人质疑考试的公平性。[113]同样，在托福考试中，中国考生的成绩长期徘徊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口语和作文也是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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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中国学生的这种表现一点也不奇怪。缺乏思辨力的学生，写不好作文、不善于口头讨论是必然的。这种层次的考试不仅仅是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考察，更是对思维能力的考察，我们的学生听力和阅读成绩并不差，说明并不是英语学得差，而是思维能力不足。这种考试中的作文，要求写的都是议论性的文章，需要提出观点并进行论证，要分析、综合、选择、梳理论据材料，进行符合逻辑的论证，这是思辨的过程，是需要思辨能力的。口语考试也是如此，不是让你讲曲折的故事，更不是让你煽情，而是要你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中国学生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因为中国学生从小接受的作文训练，就是雕琢词句、把大量的工夫浪费在漂亮的修辞上，直到大学毕业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连汉语作文都写不好，，怎么能写好英语作文？而口头讨论就更不行了，中国的课堂多是死气沉沉，老师在台上大讲特讲，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和教科书的观点，学生不能有自己的观点，一切问题都要按照标准答案作答，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缺乏口头的讨论，长期没有这种训练，中国学生已经习惯了听老师讲，不习惯与别人讨论问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根本就得不出个人的见解，更不善于表达个人的见解，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在口语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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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作文和口语考不好，绝不仅仅是英语教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乏对学生思辨能力的训练，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的思辨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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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准答案禁锢了学生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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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理工科，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就是其不确定性，而中国的教育却为几乎每一个文科问题都设定了标准答案，这是非常荒唐的。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在语言方面，对同一篇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历史方面，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价;在哲学上，对于同一个哲学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学上，面对同一种经济形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判断;在法律界，对于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分析，其判决也会有差异……总之，几乎所有的文科问题都没有唯一的答案，中国人在教育中为文科问题设定的标准答案同样只是一家之言。而强迫学生接受这种一家之言严重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发展，使得学生怀疑自己的思考，从而不敢去思考，很多时候他们也放弃了思考。有标准答案，背下来就是了，何必自己去思考呢？没有这些思考的过程，缺乏思维的锻炼，思维能力怎么能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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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28日有一篇报道，说有一位作者，他自己的文章被选成高考题，结果他却大部分题都不会做，15分的题只能得1分。其中一道题是回答一个词语的“丰富内涵”，作者一看都傻眼了，自己当时只是觉得用这个词比较顺而已，哪里想过什么丰富内涵！而青年作家韩寒也认真地做了针对自己文章的中学语文阅读题，结果8道题只对了3道，甚至做错了“画线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一题。试想，出题人的标准答案是从何而来？其实不过是出题人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罢了，岂能将个人的观点视为标准答案？有人戏言中国学生的阅读课是“被阅读”，实际上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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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科教学中，应该少设立标准答案，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来获得答案，很多答案不应该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而应该看是谁的答案更加合理，亦即谁的答案更具有逻辑性、严密性及道德性等等。这样的问题解决过程才能充分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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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过于依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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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科教育过于依赖教材。就拿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课程来说，过度依赖文学史。笔者在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背诵文学史教材上的知识点。对于每个作家、每个作品的评价，也是按照教材的说法来背诵，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除了一些历史事实需要记忆外，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应该由学生自己作出，教材只能作为参考。学生应该通过对作品的研究与阅读，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提高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与评价能力。学生最应该读的是作品，而不是文学史教材。而在教学中，我们的学生往往对文学史教材很熟，作品却读得很少，只记住了一点死知识，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思维能力也没有得到锻炼，这也是最后写毕业论文感觉困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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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文科学科的学习中，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政治与哲学课，应该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原作，而不是只读课本。课本往往只是一家之言，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观点。其实，原著要比课本高明得多，也有意思得多，可读性也要强得多。但是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与哲学，读过几篇经典原著呢？不读原著，仅靠拾人牙慧，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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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同样如此。中学语文、历史、政治等教材过于简单，而且阅读量太小，很多内容学生完全可以自学。如果老师再照着课本讲，学生听起来就味同嚼蜡。应该扩大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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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科教学问题主要责任不在老师，而在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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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老师是教学活动的执行者，但教学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完全怪老师，关于文科教育的许多问题，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负总责。是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教学大纲，制定了一堂课好坏的标准。每年的模范教师公开课、讲课比赛、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达标测试等，都对普通老师的教学起到了引导作用。比如优质课的标准制定者认为，语文老师必须要讲时代背景、作者简介、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要进行词句分析，那么老师只好按标准行事。教育局的一些教研人员已经规定了一节课应该怎么讲，做好了一个套子和标准，简直就是八股文。老师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再美的文章，这样进行味同嚼蜡的琐碎分析的时候，只能令人生厌了。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考试评价标准。考试考什么，学生就会学什么，老师就会教什么。考死记硬背的东西多，教师就只好让学生背。文科教学今天的状况，广大文科教师其实是很无辜的，很多东西都是“上级”定的，老师只能照章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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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学的学者、教授经常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小学教师，可以说是搞错了方向。中小学的课堂教学难度绝对要高于大学，大学老师没有亲身实践，是感受不到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的，一些学者、教授的批评往往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想当然的。即使贵为教授，他并不一定能胜任小学老师的岗位，大学教师批评中小学老师，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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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说，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思辨能力差，有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又制定了很多不合适的政策和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又引导和束缚了广大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活动，最终造成了教育的不良后果。对中国教育的问题，教育管理者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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