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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过于强调答案的统一，不能容许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老师讲得太多，学生自己思考得太少。语文能力的考试与评价也是深受争议，很多作家、学者在看到我们的高考语文题的时候，都不知如何应付。《新闻世界》杂志2007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作家教授谈高考语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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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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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写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试题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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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全国语文试题，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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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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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蒙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题，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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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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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这些语言方面的学者、大师都难以应付的试题，如何能准确地显示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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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文教学过度重视词句的分析，往往把一篇优美的文章搞得支离破碎，再生动的文章，经过这么大卸八块、条分缕析，也变得毫无味道了。学生不喜欢语文课，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当我们进入文学院时便会发现，学习文科的方法其实与理工科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在用理工科的方法学习文科。我们面对一篇文章时，就像一个医生一样，把文章分成各个部分进行条分缕析。这是文科教学的一个弊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文科特别是文学、历史类的很多研究是无意义的，包括很多西方人也如此认为。比如卡夫卡学，有人说卡夫卡学是和卡夫卡没有关系的学科，这种学问就是将卡夫卡及其作品当成了可以随意解读的符号。同样，中国的红学其实也是与曹雪芹无多大关系的东西。而一些非文学类的学生反而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感悟到了一些东西，思维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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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识字教育是自废武功、自断其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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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谈到美国孩子开始阅读的年纪远早于中国孩子，他们能够这么早开始自主阅读与英语词汇的表音性有关，只要孩子学会了说话，认识了26个字母，学习书面语不会很困难。而汉字的表意性强，字形复杂，与语音的距离比较远，这造成了中国孩子在识字上的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孩子在识字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汉字的繁琐造成的，而是教育方式的不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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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识字教育方式是自废武功。汉语的一大优势就是富有节奏和韵律，能够写出极为整齐、节奏鲜明、韵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文字，像旧体诗词那样的形式，英语是不可能有的。韵文易读昜记，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传播中，韵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不识字的人，他们也能够背诵许多诗歌、对联、读语、民谣。古人进行字教育也都是通过《三字经》、《千字文》以及诗歌等韵文进行的，私塾教育一般在一年之内就能解决识字问题，认识约2000个汉字。古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条件这么好，却做不到了，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用韵文进行识字的传统，像英语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岂不是自断其臂？我们小学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识约3000多个字，太慢了，可谓事倍功半。我们应该重拾以韵文教孩子识字的传统，在这方面有很多学校在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沈阳晚报》2008年7月18日报道，沈阳市二经三校实行教学改革之后，一年级学生即可识字1500个，二年级达到2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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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让幼儿识字是增加孩子的负担，幼儿阶段应该让孩子自己玩耍。这种想法其实是受中国人“苦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其实不然，只要方法得当，识字与阅读对孩子来说同样是一种游戏，游戏与学习并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孩子尽早识字、阅读，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可以做到有益无害，而阅读活动对孩子思维发展的好处则是无法替代的和巨大的。我国识字教育长期落后于儿童智力的发展，并出现了小学生不能阅读、不会阅读、没有兴趣阅读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儿童六七岁就能写诗写文章，而现在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没有。孩子的机械识记能力非常强，对孩子来说，识字并不是很大的负担，关键是要釆取适当的方法如通过游戏、儿歌等方式。我们现在是上小学之后才开始大规模识字，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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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牛历史老师”可以效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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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许多弊端，其他文科的教学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北京历史老师袁腾飞因其讲课生动风趣，深受学生欢迎，被称为“最牛历史老师”，受到社会的追捧，并登上了“百家讲坛”。但笔者以为，如果认为一个老师善于讲故事便是一个好老师，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袁腾飞现象显示了中国社会教育观念的整体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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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而绝不应该让课堂成为老师的一言堂D而在我们的教学中，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仍然占据了主流，虽然教育界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方法的落后。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起到启发和引导的作用，而不是一个人单口相声式地表演。应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让学生去发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到思维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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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单口相声式的教学中，学生没有丝毫的主动性，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甚至是老师讲得越精彩，学生受的伤害便越大，因为学生一心只听老师讲了，自己根本不去思考，老师说什么，学生便接受什么，完全沦为了一个只能被动接受的容器，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说得难听一点，这种教学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吸引学生，其实是对学生的歧视。因为这些老师认为学生懂得太少，缺乏理性，不喜欢思考，不会用严肃的方法思考问题，所以必须用哄孩子的方式、逗乐的方法才能吸引学生，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喜欢思考的。虽然这种教学也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让学生背诵更多的知识点，但只是记住了一些死知识而已，思维没有得到训练，唯一的好处是能够提高学生的一点成绩。但学生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在这门课程上花时间多了，在另一些课程上必然就会花时间少，对总成绩并没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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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口相声式的课最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学生听这种课太轻松了，就像听相声、看小品一样，不用思考，不用动脑子，轻松加愉快。如果这种课就是好课的话，笔者以为把教师朝相声演员或小品演员的方向培养就好了，让演员来讲，肯定个个生动有趣。北京人善于侃大山，据说很多出租车司机侃起来都滔滔不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难道说他们都具有成为好老师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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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袁老师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也觉得他确实口才不错。但他能够成为老师的典范，正是中国人落后教育观念的结果，这个现象不值得欣喜，更不能推广和效仿，也无法复制，不是每个人都有袁老师的口才。我们常说“文史一家”、“文史不分家”。笔者看了这么多材料才发现，真正做到文史一家的是美国人，而中国人却把几千年来“文史一家”的传统抛进了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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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发达国家历史课的上法，前面已经举过例子。在美国，同样是教历史，却形式方法各异，他们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但共同点是让学生自己去接触资料，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老师起到的是引导和深化的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不断地思考的，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很少有老师一个人一言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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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语文课同样是密切联系历史，笔者见到的美国中学语文教材就是按照美国历史的发展编排课文的，同时配有美国历史的简介，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方便地了解到相关作品的时代背景。而反观我们，我们的语文课和历史课是泾渭分明。语文就是文章的罗列，基本上没有历史知识的介绍，需要老师补充讲解相关文章的时代背景;而历史课就更简单了，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背诵知识点，还没见过哪个中国历史老师要求学生写长篇大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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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学生是被喂养大的，老师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硬塞到学生的肚子里，根本不会让学生有挑选和思考的余地，学生没有主见，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美国的学生是自由长大的，对待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对老师的观点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甚至是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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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题该怎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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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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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正在读高二，考了一道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哪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第二问儿子答不出来，我帮他查找资料，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是打到现在的匈牙利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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