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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者系列文章首先非常聪明地指出了布拉德福德报纸的不足（通常十分乏味），宣称他的目的就是使其变得更好（起码暂时如此）。富兰克林以英国作家理查德·斯蒂尔笔下的人物艾萨克·比克斯塔夫为蓝本，将漫不经心的闲谈和鞭辟入里的分析结合起来，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美国第一位随笔专栏作家。他承认自己讲的很多东西都“与他人无关”，“纯粹是为了公益”，他发誓“要把那些没人管的闲事管起来”。同时他也警告说，有人可能觉得被冒犯了。然而，他指出了随笔最吸引人的地方：“当谴责他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乐在其中。但一旦我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他们就会怒不可遏。不过我保证，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欣喜地发现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也同样中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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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凯默只是以一种过时的方式发出警告，好事者系列文章会使布拉德福德报纸的读者增加“花钱买乐子的期望”，但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看到自己邻居的名誉受损而暗自悲伤”。当好事者继续针砭时弊的时候，凯默变得更加尖刻了。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回击：“你在报纸上对我冷嘲热讽，只能让我拔出宝剑。透过我蔑视的目光，我看到了你的敌意。对于你的不幸，我深感同情。”他同时还写了一篇难以理解的文章《对好事者的呼吁》，将富兰克林描述成“一个典型的猿猴……像他的旧外套一样过气，头骨像他的鞋跟一样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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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凯默成为富兰克林最早的树敌之一。这种背叛、舆论战和笔墨官司，在10年之后富兰克林和凯默创办杂志时将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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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的人来说，好事者系列文章其实并没有传递多少可供消遣的信息；相反，却包含了很多将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重新包装的哲理性小故事（曾经有一位读者试图将文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一一对应起来）。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如今看来十分虚伪的声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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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者系列的最后一篇主要出自富兰克林之手，取笑了手拿探矿杖，在森林中挖来挖去，寻找海盗留下的宝藏的寻宝者。他写道：“人一旦太渴望一夜暴富，就会失去理智。勤奋和节俭这一致富的真正途径却被他们抛在了脑后。”这个故事讽刺了当时的掘金热，宣扬了富兰克林最喜欢的主题：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致富的唯一途径。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了他所塑造的亚格里科拉把一大块宝贵的土地交给他儿子时说的话：“我向你保证，我靠挖掘它而找到了一大堆金子。你不妨也这样做。但是你得小心，绝不要掘过一犁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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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下半篇则鼓吹应该在宾夕法尼亚发行更多的纸币。富兰克林负责其中大部分内容的撰写，其余一小部分由布瑞特诺尔完成。富兰克林暗示那些反对增发纸币的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私利，尽管他鼓吹增发纸币也有自己的私心（可以获得印刷业务）。他还对宾夕法尼亚的领主及其任命的总督进行了攻击，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刚刚开始。富兰克林指责他们对待宾夕法尼亚的居民就像“他们的佃户和奴仆”。布拉德福德与领主佩恩家族及其党羽交往甚密，所以在其报纸中删去了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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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中这一部分删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富兰克林已经写了另一篇逻辑更为严密的关于此方面的文章。他先在共读社内部和大家进行了交流，随后又印刷发行。文章的题目是“论纸币的本质和必要性”，这也是富兰克林第一次认真分析公共政策，比他关于宗教的哲学思考要强得多。对他来说，纸币与抽象理论不同，只是一个概念，他对此有强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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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质疑缺乏纸币会导致利率上涨，使工资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会增加对进口的依赖。债权人和大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反对发行纸币，但“支持贸易、乐于看到制造业发展的那些人无疑将支持增发纸币”。富兰克林的主要观点是硬通货（如金币和银币）并不是国家财富的真正象征：“国家的富裕程度是由其居民能够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金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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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篇文章风靡一时，当然同时也受到了有钱人的抵制。它促使议会通过立法增发纸币。尽管布拉德福德拿到了印制第一批纸币的生意，但富兰克林也获得了印制第二批纸币的生意。正如穷理查所言：“助人行善，事事如意。”富兰克林并不反对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的增长。他在议会里的朋友“认为我（富兰克林）也为此出了力，应该让我印刷纸币，作为对我的奖励。这桩生意利润丰厚，对我很有帮助。这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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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报：对世界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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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把凯默排挤出新闻界的计划很快就成功了。而这也要得益于凯默自身的无能，又受不了冷嘲热讽。不久，凯默就深陷债务危机，差点儿进了监狱。于是他把报纸卖给了富兰克林，自己去了巴巴多斯。富兰克林对报纸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不再连载乏味的百科全书，并对其冗长的名字进行了精简。于是，1729年10月，富兰克林骄傲地成为《宾夕法尼亚报》的主人。在他给读者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为了在宾夕法尼亚看到一份真正的好报纸，很多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把凯默和布拉德福德好好嘲笑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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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很多类型的报人。有些人是改革狂，其观点激进、充满激情，有挑战权威的欲望，富兰克林的哥哥詹姆斯就是如此。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喜欢权力，处心积虑地获取权力，满足于现有秩序。富兰克林在费城的竞争者安德鲁·布拉德福德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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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人对世界感到兴奋和着迷，同时又乐于服务他人。他们对任何正统观念和异端邪说都表示怀疑，致力于寻找真理、推动公益（比如卖报纸）。富兰克林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自己具有记者的品质为荣。富兰克林已经对斯威夫特和艾迪生的文章烂熟于胸，希望可以在实践中一展身手的同时保持客观的态度观察世界。作为记者，他可以从具体的事件中超脱出来，又能极富感情地投入其中，客观、自嘲地对事件本身或当事人发表评论。他经常将对事件和人物的深度思考以幽默、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博人一笑的同时又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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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其他报纸一样，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不仅刊登新闻和公众事件的报道，还有很多有趣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正是所谓的读者来信使他的报纸变得与众不同，其实很多正是出自富兰克林之手。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给富兰克林更大的空间，这样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取笑对手，在随笔中自由抒发自己的感想，也不违背自己“不说任何人坏话”的承诺，并且为自己不断进步的哲学理念找到了一片实践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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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经典例子。富兰克林曾虚构了一个读者“J·T”的来信，以纠正自己犯下的拼写错误。当时他报道有人在饭店“死了”，其实是有人在饭店“吃饭”。在来信中，他还举了很多有趣的拼写错误。比如，有一版《圣经》在描写大卫的时候，误将“完美塑造”印成了“完全疯掉”，结果一个“无知的牧师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听众们解释精神失常的重要性”。富兰克林接着借J·T之口对自己的报纸大加赞扬，指出布拉德福德总是十分粗心，也犯过同样错误，同时以戏谑的口吻赞扬富兰克林并没有因此讽刺布拉德福德：“你的报纸做得不错，没有错误。而且你从不靠嘲讽、揭露对手持续不断的错误以显示这一点。”富兰克林甚至将他虚伪的谦虚变成一句格言来原谅自己的笔误：“那些对他人的错误保持沉默的人，当他们自己犯错误时，将会得到更多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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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布拉德福德之间的报纸大战还涉及独家新闻和抄袭等。富兰克林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当布拉德福德先生的报纸晚于我们发行的时候，他经常从我们的文章中挑出几篇，登在自己的报纸上（我们对此深表欢迎）。然后把自己的出版日期提前，唯恐读者发现他是在抄袭。而我们则一直避免抄袭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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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兰克林打算从布拉德福德那夺取宾夕法尼亚议会官方印刷商资格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持续了一年。当时富兰克林已经在议员中，特别是那些反对领主佩恩家族和其上流社会支持者的议员中，培养了一些自己人。有一次，布拉德福德把总督给议会的文章印得“粗劣不堪，错误百出”。富兰克林看到了机会，他拿过来重新印刷，印得“美观准确”，并将文章送到了每位议员手中。“这增加了议会里的朋友为我们说话的分量，于是第二年，他们选定我们作为官方的印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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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涉足政坛之后，富兰克林也拒绝让自己的报纸染上鲜明的党派色彩。他曾经在《宾夕法尼亚报》发表社论，即著名的《为出版者辩护》，表明了自己作为出版者的宗旨。这篇文章至今仍是捍卫新闻自由最著名、最有力的檄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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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文中写道：“人的容貌不一样，观点也千差万别。”出版者的职责就是让民众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如果所有印刷商决定只印那些被确认为不会触犯任何人的东西，“那就没什么可印的了”。富兰克林将其启蒙主义的立场凝结在一句话里，现在已经成为新闻业的至理名言：“要教育出版者，使其相信，当人们有不同看法时，双方都应有同等权利让公众知道他们的看法；相信当真理和谬误公平较量时，前者总会压倒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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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出版者所印的东西都是他们赞成的，这种观点实在荒谬。”富兰克林接着质疑道，“同样，出版者只能印刷他们所赞同的东西，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新闻自由了，全世界除了出版者自己的观点之外就没什么可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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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提醒读者，出版者除了要启发民智之外，还需要赚钱。“因此只要有人出得起钱，他们就会很高兴地为其服务”，即使他们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如果此地所有人因为不想让自己不喜欢的文章印出来而付给我钱，而且数额和我印这些东西收取的费用一样多的话，那我的生活将会简单得多。如果世界上所有印刷商都得到相同的待遇，那印出来的东西也就没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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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固执己见并不是富兰克林的天性，他通常致力于实现一种审慎的平衡。他认为，既然印刷商享有权利，也就必须承担义务，这样才能平衡。因此，尽管理论上他们可以自由出版一些激烈的观点，但是他们最好把把关。“我自己一直拒绝刊登那些不道德和宣扬恶行的文字，尽管……我可能会拿到不少钱。我还一直拒绝出版那些会切实伤害他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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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有个例子，曾经有一名顾客要求这个年轻的出版商在报上刊登一则消息，而富兰克林在其中发现了“下流和诽谤的字眼”。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原则来挣这笔钱呢？富兰克林通过以下测试检验了自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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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判断我是否应该刊登这则消息，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在面包店买了两便士[2]的面包，就着打上来的井水，搞定了我的晚饭。然后，我裹上大衣躺在地板上，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吃了另一块面包，喝了点儿水，就算解决了早饭。我并没感觉任何不适。在确定自己可以用这种生活方式活下来后，我决定绝不背叛，也不滥用自己的新闻自由权来换取所谓舒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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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以一对父子骑驴的故事作为《为出版者辩护》的结尾。当父亲骑驴，让儿子走路的时候，有人指责；当儿子骑驴，父亲走路的时候，还是有人指责；哪怕是两个人都骑，或两个人都不骑的时候，仍然有人指责。富兰克林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想要同时讨好所有人是愚蠢的。最后，他总结道，虽然“我想让每个人都高兴，但我绝不会烧了我的机器或毁了我的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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