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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富兰克林罕有的一次违背了自己不与别人直接对立、争辩的原则。看起来也十分奇怪，因为富兰克林过去曾愉快地声称对这种宗教教义的争论并不在意，只是富兰克林对权威和教权主义的憎恨使他抛弃了往日的好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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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普希尔被揭露出他的很多布道内容都是剽窃他人思想成果时，富兰克林为他进行辩护则变得更难了。但是，富兰克林仍然支持他，并随后解释道：“我宁愿听他剽窃他人思想的好布道，也不愿意听牧师自己写的烂布道，尽管大部分牧师都属于后者。”最后，亨普希尔离开了费城，而富兰克林也不再参加长老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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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普希尔事件发生的背景正值一场复兴主义的大潮在北美殖民地汹涌澎湃，也就是大觉醒运动。以乔纳森·爱德华兹为代表的狂热的传统清教主义者，通过讲述火焰和硫磺的故事，致使整个教会陷入狂乱、急速变革之中。正如爱德华兹在其著名的“恐怖”布道中所言：“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唯一可以使其免于堕入无尽地狱的希望就是那难以名状的仁慈，“上帝将会在火堆上将你托住，就像在火上托住一只蜘蛛或其他小虫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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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与其观点截然不同。实际上，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是美国当时两位最杰出的人物。正如卡尔·范·杜伦所谓的“是试图掌握美国命运的两种运动之象征”。爱德华兹及其所代表的大觉醒运动希望将北美殖民地带入清教主义痛苦的自省之中，而富兰克林则希望将北美殖民地带入一个崇尚包容、个人品德、公民道德、善举和理性的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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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富兰克林被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位大觉醒时代最知名的巡回牧师所吸引时，令人大为震惊，甚至有些奇怪。怀特菲尔德1739年来到费城，他当初在牛津大学彭布洛克学院的时候并不如意，后来在卫理公会与后来的加尔文派的教义中获得了“新生”。怀特菲尔德坚持认为人的救赎只能通过上帝的仁慈才能实现，但同时也极力推行各种善举。他常年在北美各殖民地进行巡回布道，还为佐治亚的一所孤儿院募集善款。他为慈善事业募集到的善款比同时代的任何牧师都多，并用其修建了很多学校、图书馆和救济院，遍布欧美各地。因此，尽管富兰克林不赞同他的理论，却深深为他吸引，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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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菲尔德在费城（当时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镇，有13 000多名居民）进行的晚间户外布道吸引了大批听众，其中也包括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很不错的文章，对此事进行报道。“周四，怀特菲尔德牧师在法院外的走廊进行布道。那时是晚上6点，却吸引了近6 000名观众，怀着虔诚的心静静地站在他面前接受心灵的熏陶。”怀特菲尔德在费城待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听他布道的人与日俱增。他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巡回布道期间，怀特菲尔德曾先后三次来到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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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他充满敬意。在他出版的第45期《宾夕法尼亚报》中，富兰克林曾对怀特菲尔德的外貌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曾8次将其布道内容放在报纸头版。富兰克林曾在其自传中以略带嘲讽的口吻（只是在多年未见之后才敢如此）回忆了当时对怀特菲尔德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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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恰好参加了他的一场布道。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布道之后向听众募集资金，就暗暗打定主意，不给他一分钱。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元和5个金币。随着他布道的进行，我的决心开始动摇了，决定把铜板捐给他。后来他的演讲打动了我，使我深感羞愧，我决定把银元捐出来。到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讲得如此精妙，所以我就把钱都拿了出来，包括金币，全部放在收款人的盘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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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怀特菲尔德对费城居民的感染和转化，富兰克林也大为惊奇。“民众从未显示过如此强烈想要参加布道的愿望，”富兰克林在报纸上写道，“宗教成为了人们交谈中的主要话题，而此方面的书籍也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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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富兰克林的生意头脑也从未消失。他与怀特菲尔德见了面，并达成协议，成为他的布道词和日记最早的出版商。怀特菲尔德第一次造访费城之后，富兰克林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2先令一卷的价格预售怀特菲尔德的布道词。几个月之后，他又刊登了一份声明，说订单过多，所以决定“付现款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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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怀特菲尔德的布道词销售量达数千卷。这在给富兰克林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使怀特菲尔德声望大增。富兰克林还出版了10期怀特菲尔德日记，每期价格是他自己的《穷理查历书》的5倍，甚至还招募了他所认识的其他北美殖民地的11名印刷商组成了销售网络，以确保这些书大卖。他在新港的妹妹安妮·富兰克林一次就订了250册。1739~1741年期间，富兰克林所承印的书中有一半都是怀特菲尔德自己或与之相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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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质疑富兰克林对怀特菲尔德的激情只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但这样的想法过于简单。正如很多事情一样，富兰克林一直将他的物质利益与造福公众的愿望以及个人激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富兰克林生性友善，并为怀特菲尔德的迷人魅力和慈善天赋深深吸引。他曾经请怀特菲尔德到家中做客，怀特菲尔德因此十分感激地称这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富兰克林则纠正他说：“别弄错了，这可不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而是看在你的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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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理论分歧，但富兰克林仍然为怀特菲尔德所吸引的原因还有他的到来动摇了费城的统治基础。富兰克林一直对当地宗教精英十分不满，因此很乐于看到怀特菲尔德这个深受欢迎的巡回牧师的到来给对方带来的困扰和不便。富兰克林还高兴地看到，在自己的资金支持下，怀特菲尔德的支持者们修建了一个新的集会教堂，除了可作他用之外，任何信仰的人都可以在此宣传自己的观点。“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学者要派人来向我们传授教义，他也能在此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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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费城的一些绅士曾经给富兰克林的报纸写了一封信，说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在“上等人当中并不成功”。富兰克林则对此坚决反对，这也充分显示了他反对特权的平民主义的观点。而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上，富兰克林以“普通人”为笔名，讽刺了“上等人”以及那些暗示怀特菲尔德的支持者是“劣等人、暴民、下等人”的说法。“普通人”说他和朋友们都骄傲地称自己是“下等人”中的一份子，但他们对有人自称是“上等人”，暗示民众是“蠢人”的做法十分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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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汤姆·杜鲁门（或许是富兰克林托名）的绅士则在此后的一周给威廉·布拉德福德那份更高级的报纸写信，称这样的冒犯并非有意为之，并指责“普通人”自以为是全镇的民众领袖。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报纸上以“普通人”的身份回应道，他只是一个“贫穷、普通”的手艺人，工作之余“并没有去酒馆喝一杯，而是以在图书馆里读书为乐”。因此，他只是痛恨那些自称是上等人的家伙，也看不上“那些家伙的同类人”。尽管富兰克林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而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子，但富兰克林仍然对此十分痛恨，并为做一名捍卫中产阶级利益的普通人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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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秋，富兰克林对怀特菲尔德的狂热终于有所降温，但对其带来的巨大利益却始终如故。怀特菲尔德试图使富兰克林皈依加尔文教派从而获得“新生”的愿望逐渐破灭。而费城绅士中那些对富兰克林而言极有价值的赞助人开始谴责《宾夕法尼亚报》对怀特菲尔德的报道过于狂热。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社论，否认（虽然不大令人信服）自己有任何偏见，并重申了他在1731年那篇著名的《为出版者辩护》中的观点：“当公平竞争时，真理必将战胜谎言。”同时，富兰克林还刊登了一封来自某个牧师的信，指责怀特菲尔德“胡言乱语”。随后，他还发表了三本小册子，有两本是对怀特菲尔德进行猛烈攻击，另外一本则是怀特菲尔德的回应。就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所刊登的读者来信而言，1740年前9个月中，有90%的读者是支持怀特菲尔德的，而在此之后大部分都是反对他的，虽然富兰克林自己写的文章仍然是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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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激情不再，但富兰克林仍然支持怀特菲尔德，两人还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直至1770年怀特菲尔德去世。在富兰克林撰写自传时，怀特菲尔德已经去世，他再次用调侃的语气对怀特菲尔德进行了温馨的回忆。文中写道，他曾经参加了怀特菲尔德的一场布道，内容好坏还在其次，他用心地估算了一下怀特菲尔德的声音能传多远。至于怀特菲尔德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影响，富兰克林促狭地回忆道，“他有时的确会为此祈祷，希望我可以改信他的宗教，但没有成功，因此他也无法因为相信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而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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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大战：被激发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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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富兰克林的出版生意越做越大，他和费城另外一个出版商安德鲁·布拉德福德的竞争也越发激烈。18世纪30年代初，他们一直在相互取笑对方报纸上的错误，就想加入共济会的那个年轻人之死和亨普希尔的布道词等问题争论不休。此外，他们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还掺杂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布拉德福德出身良好，他和他的报纸一直站在宾夕法尼亚“领主那边”，支持佩恩家族和他们任命的总督。但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富兰克林和他的《宾夕法尼亚报》却反对现有制度，倾向于支持民选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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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33年议会议长选举期间，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更为明显。当时，安德鲁·汉密尔顿谋求连任，他是反领主力量的领导者，曾帮助富兰克林从布拉德福德手里夺下了政府的印刷业务。富兰克林很欣赏他反对贵族统治的平民主义思想。“他不是权力的朋友，”富兰克林写道，“而是穷人的朋友。”布拉德福德则恰好相反，刊登了大量文章猛烈攻击汉密尔顿。其中有一篇文章《论不忠》，不仅攻击了汉密尔顿，而且也捎带上了富兰克林。还有一篇则是指责汉密尔顿辱骂佩恩家族，而且作为贷款处的负责人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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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撰写了一篇立意高远但言辞犀利的反驳文章为汉密尔顿辩护。这篇文章以与汉密尔顿的对话实录的形式，指责布拉德福德用词荒唐（本来想说“轻蔑”，却用成了“卑劣”）、不敢用真名（以为不署名的情况很正常，可以掩人耳目）。文中的汉密尔顿拜访共读社，偶遇了穷理查，然后向他倾诉自己“出淤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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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赢得了连任，因此，在1736年的时候，他任命富兰克林为议会秘书。于是，富兰克林再一次将服务公众和为自己谋利结合在了一起。他大方地承认，秘书一职“还能让我更好地与议员们保持联系，从而揽到印刷选票、法律、纸币的生意以及其他临时的公家业务。总体来说，这些生意的利润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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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的经历还使他学到了劝导对手的有用技巧。在一位家产丰厚、教养良好的议员公开对他表示反对之后，富兰克林决定赢回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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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靠卑躬屈膝来获取他的支持。但不久之后，我通过其他方法办到了。我听说他有一本十分稀有的珍贵藏书，就写了一张便条，说很希望能拜读，请他把书借给我几日。他很快就把书寄了过来，大约一周之后，我就把书还给了他，并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帮助深表感谢。等我们再次在议会见面时，他就和我说话了（之前从未有过），而且彬彬有礼。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他都愿意对我施以援手，我们成了好朋友，直到他去世。这再次印证了我曾听过的那句古老格言：“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愿意再次帮你，他们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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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与布拉德福德之间的竞争还有很有趣的一面，尽管当时看来不同寻常，但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却司空见惯。即使在很多领域斗得你死我活，但正如现代的传媒巨头一样，他们在其他领域紧密合作。举个例子，1733年，他们一方面围绕汉密尔顿的竞选连任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同时又决定共同印刷一本成本极高的圣诗诗集，以分担风险。在布拉德福德的建议下，由富兰克林负责印刷，布拉德福德则提供纸张，他们分担成本，印出来的500本成书则一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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