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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此后的个人生活中，富兰克林从不做任何承诺。富兰克林需要家庭的舒适和思想的灵感，这也正是伦敦的那个家给予他的。这个位于克雷文大街的家中有费城缺乏的聪慧和精神。房东史蒂文森太太要比德博拉活泼，而波莉则要比萨莉聪明。1769年9月，就在富兰克林刚从法国回来后不久，波莉身边出现了一个追求者，而这个追求者也比贝奇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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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30岁仍然未婚的波莉来说，威廉·休森是一个好选择。休森是医学研究者，还是一位讲师，前景一片大好。“他一定很聪明，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一样。”波莉在一封信中忍不住夸耀道。当时，波莉还和自己的姨妈住在郊外，“如果我和这个年轻人私奔，你和我妈妈可不要吃惊。虽然对于30岁的我来说，这个举动有些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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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仍向富兰克林暗送秋波，承认（或假装承认）自己缺乏与休森结婚的激情。“他也许太年轻了。”波莉告诉她那位年长的爱慕者。波莉在信中说她满心喜悦，却不能确定“到底是因为结识了新知己，还是听说老朋友（富兰克林）回到英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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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后，富兰克林就寄来了回信，里面没有太多的祝贺，仍旧是打情骂俏：“实话实说，我很嫉妒那个年轻的英俊大夫。”富兰克林表示宁愿“对真相视而不见”，自己安慰自己“波莉高兴的原因是听说自己安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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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莉和休森迟迟没有结婚，因为富兰克林不愿波莉接受休森的求婚。最后，1770年5月，富兰克林写信告诉波莉说自己不再反对了，但这也并非完全发自肺腑。“我认为对于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更有发言权。”富兰克林写道。富兰克林还认为这段婚姻是“理性的”。至于波莉担心自己的嫁妆不够丰厚，富兰克林告诉她说：“我认为对于身无分文的我来说，你的嫁妆已经很丰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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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错过了自己一对儿女的婚礼，但富兰克林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波莉的婚礼。虽然决定在仲夏举行婚礼，这本应是富兰克林的时间，但他却仍然挽着波莉的手臂走入教堂，在婚礼中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几周之后，富兰克林告诉波莉：“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但又承认自己因为担心失去与她的友谊而“不时感到情绪低落”。幸运的是，这并未发生。富兰克林成为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密友。他和波莉维持了一生的友谊，通信超过130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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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波莉和休森就搬去与富兰克林同住了几天，当时史蒂文森太太去郊区访友。富兰克林和他们一道办了一份报纸《克雷文新闻》，记录了这个假期发生的点点滴滴。1770年9月22日的报纸是关于“玛格丽特女王”的离开和富兰克林因此大发脾气：“大个子（这么叫是因为他个头真的很大）今早很不高兴，尽管新任大臣承诺晚上给他做烤羊肩和烤土豆。”报上还说富兰克林十分不悦，因为“玛格丽特女王”把衣橱的钥匙带走了，所以他就找不到自己的蕾丝衬衫，因此也无法去圣詹姆斯宫参加加冕礼了。“他对此向女王陛下表示强烈抗议……尽管随后在别的地方找到了衬衫，但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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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一共办了4天，内容都是拿富兰克林的种种缺点取乐：他如何违反了自己节约能源的信条，在所有人都出去的时候，却在卧室里生火；他是如何发誓修理大门，却最后放弃，因为他无法决定到底是该买一个新锁还是买一把钥匙；以及他发誓周末去教堂做礼拜。“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告诉人们，真的是知易行难，”周日的报纸写道，“尽管枢密院昨天郑重地下令，但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个大个子躺在床上的时间太长，早饭还没吃完，时间就已经来不及了。”而从中得出的结论颇有些“穷理查”的味道：“从我们伟大同胞的身上可以看出，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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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新闻是关于一个住在附近的女人的，富兰克林对她大献殷勤，她却视而不见。富兰克林假装在那个周日登门拜访：“胖博士在他的餐厅转了469圈，这距离正好和他走到可爱的巴韦尔女士那儿一样。而当他来到女士家门口的时候，却发现她并不在家，因此也就不会因为索吻而争执不休了。他就坐在安乐椅上，幻想已经得到了香吻。”而在史蒂文森太太离家的第三天，《克雷文新闻》就出现了胖博士“开始希望‘玛格丽特女王’回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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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期报纸上登了一封独有的富兰克林式的来信。富兰克林化名“愤慨”，对伙食和条件大加抱怨，并对波莉和她的丈夫“大加谴责”：“如果这些恶棍继续掌权一个星期，这个国家就要毁了。要是女王再不回来的话，就得亡国了！或者女王陛下将他们撤职，让我和我的朋友接任。”而一个署名为“丑闻痛恨者”的人回应说，其实富兰克林的待遇很好，他们给他提供了牛肋脊，但他却十分嫌弃。“丑闻痛恨者”还说：“牛肉非但没有令他汗流浃背，反而使他后背奇痒。更令人恼火的是，他弄丢了抓痒挠上的那个用中国象牙做的小手，那可是‘玛格丽特女王’赐予他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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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克雷文大街的家里，富兰克林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每天清晨，富兰克林很早就起床，享受自己独特的“空气浴”：打开窗户，“坐在房间里，身上什么都不穿”。还有就是可以打情骂俏。著名的印刷商查尔斯·威尔森·皮尔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他突然去拜访富兰克林，结果却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坐在富兰克林的腿上”。尽管皮尔并没有说明，但那个女士很有可能就是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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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波莉和休森搬到了克雷文大街，还带着休森的那些骨骼标本——“成形的胎儿标本”，以及其他医学实验用品。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和史蒂文森太太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了。他们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在一封富兰克林写给史蒂文森太太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史蒂文森太太照例去郊外访友，富兰克林怒气冲冲地写了这封信，告诉她穷理查的名言“客久招人烦”，还命令她搭乘最早的车回来。但为了避免让她以为自己对她过于依赖，富兰克林说自己一个人很惬意。“我发现自己做主的生活很令人满意，我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富兰克林说道，“但这种幸福太强烈了，恐怕只有圣人和修士才能享受。而像我，或者说我们这样的罪人，就只能住在一起，彼此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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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斯伯勒和汤森税法：富兰克林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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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做的反对印花税法案的精彩演讲中，富兰克林曾十分错误地认为北美殖民地人会认可英国议会有权征收关税、进口税等外部税（并不是由于国内交易而产生的）。1767年4月，富兰克林以“两国之友”和“好心人”为名在伦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为了缓和当时的紧张关系，富兰克林不断强调北美殖民地人民向来愿意为帝国的防务提供财政支持。“殖民地一直在为自己进口的货物缴纳关税，从未质疑过议会征收此类税赋的权力。”富兰克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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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则一直反对富兰克林所谓只接受外部税不接受内部税的说法。汤森认为，这种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但他仍然决定假意取悦（或者说欺骗）殖民地，使其接受这一观点。汤森曾在半醉半醒的时候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也使他被人们戏称为“香槟查理”。在演讲中，汤森提出要对殖民地进口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征税。更糟糕的是，所得税款中的一部分是属于直属殖民地总督的，这样他们就不必受到殖民地立法机构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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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当初的印花税法案一样，当1767年6月汤森税法最初通过的时候，富兰克林并没有太在意。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殖民地的激进主义情绪远远甩在了后面。当时，港口城市波士顿对汤森税法的反对尤为强烈。在塞缪尔·亚当斯的带领下，“自由之子”围着一颗“自由树”翩翩起舞，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情绪。亚当斯还使马萨诸塞议会起草了一封给其他殖民地的信，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反对该法案。但英国政府却要求马萨诸塞议会撤回此信，并在遭到拒绝之后向波士顿派遣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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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美殖民地强烈反对汤森税法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富兰克林仍然表现得相当克制。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号召双方“依礼行事”。富兰克林还向费城的朋友表示了对波士顿日渐兴起的激进主义的不满。在英国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又竭力——实际上是竭尽全力地调停，试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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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这种伎俩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篇长文写于1768年1月，并在《伦敦新闻》上匿名发表，名为“北美殖民地人不满的原因”。这篇文章从一个英国人的立场出发，解释了为什么北美殖民地人认为自己的议会应该控制所有的税收政策。文中还略显古怪地表示：“我并非支持这些观点。”富兰克林宣称，他的目的是让民众知道“北美殖民地人是怎么想的”。为此，富兰克林进行了两方面的尝试：他首先警告英国议会，征税会激怒北美殖民地，并使其脱离大英帝国，随后又假装抱怨“我并不支持”这些“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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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费城报纸上那些名为“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的匿名文章后，富兰克林的反应也极为相似。当时，富兰克林并不知道这些文章是出自约翰·迪金森的笔下。迪金森可是领主的支持者。迪金森的文章承认英国议会有管理殖民地议会的权力，但他认为在没有得到殖民地同意的情况下英国议会无权行使该权力。1768年5月，富兰克林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一个小册子在英国发行，还亲自写了简介。但富兰克林却不愿公开表示对文章的支持：“这些观点是对是错，暂时我还不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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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富兰克林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认为内部税和外部税有别的观点可能行不通。他在给威廉的信中写道：“我对这个问题的见闻、思考越多，越觉得没有折中的选择。”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议会拥有制定所有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权力，要么就压根没有。”富兰克林的态度开始向后者倾斜，但他却承认自己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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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1768年上半年对于议会征税权这一问题表现出的摇摆不定，使世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莫衷一是，弄不清他到底持什么样的立场，或到底想干什么。实际上，当时有很多因素都在富兰克林的脑海中纠结：他的确衷心地希望通过克制和理性重新恢复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和谐关系，但他也想让宾夕法尼亚摆脱领主的控制，还想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获取更多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正如他在很多信中所言，他仍然举棋不定，试图最终确定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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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富兰克林期待解决问题，也夹杂着自己的盘算，因为他希望自己能被英政府任命为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当时，希尔斯伯勒勋爵刚刚被任命为首任殖民地大臣。富兰克林（错误地）认为他会对殖民地持友善态度。“我并不认为这个贵族是北美殖民地的敌人。”富兰克林在1768年1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富兰克林则坦承了自己的抱负：“别人告诉我，有传言说我可能被任命为仅次于希尔斯伯勒勋爵的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官员。”但他也承认自己的机会非常渺茫：“不可否认，我太北美殖民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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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富兰克林两难处境的关键所在。正如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在英国被认为太北美殖民地化了，而在北美殖民地则被认为太英国化了”。当时，富兰克林仍然希望大英帝国可以变得和谐、富强，仍希望自己可以兼顾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利益。“我生在北美殖民地，却在英国长住，和英国有很多愉快的联系，我希望彼此都能繁荣。”富兰克林表示。因此，富兰克林致力于（或者说希望）获得一个英国政府里的职位，这样就可以将大英帝国的两个部分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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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殖民地大臣的希尔斯伯勒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其权力得到加强之后，富兰克林成功地获得了其他英国大臣的支持。这些人认为应该让富兰克林担任一个政府职位，这样可以与希尔斯伯勒相抗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汤森死后继任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富兰克林在6月与他见了面，并坦承自己有了回北美殖民地的机会。然而，富兰克林也表示：“如果我能对政府有所帮助，无论任何方面，我都会欣然留下。”诺斯当然知道其中的含义，于是开始鼓动大家支持对富兰克林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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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与愿违。富兰克林希望在英国政府中任职的希望在1768年8月与希尔斯伯勒勋爵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戛然而止。希尔斯伯勒公开宣称不打算起用富兰克林，相反，他准备让约翰·波纳尔，一个忠诚的官员，担任自己的副手。富兰克林对此十分不满。波纳尔“看起来对我们有着强烈的偏见”，富兰克林在给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盟友约瑟夫·加洛维的信中写道。雪上加霜的是，希尔斯伯勒还一劳永逸地宣布，不会再考虑将宾夕法尼亚从领主手中接管过来的提议。富兰克林的两个目标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准备放弃自己的中立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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