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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给他另一个孙子坦普尔下了一道禁令。坦普尔到法国本来是为了继续学业，但他既没有在学校就读，也没学习其他课程。坦普尔为美国代表团所做的工作的确尽心尽力，但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打猎、骑马、聚会和追求女性上。为了帮助坦普尔得到一份好嫁妆和好工作，富兰克林提议让自己无赖的孙子坦普尔和布里永家的大女儿克内贡蒂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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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作为一个从未成功却屡教不改的媒人，富兰克林一直试图（经常是半开玩笑地）撮合他的儿孙辈和他朋友的儿孙辈在一起。然而，这次他是完全认真且非常诚挚的。他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自己的建议，用未经朋友们修改而显得蹩脚的法语。富兰克林说布里永夫人是他的女儿，并希望也将她的女儿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他说坦普尔（布里永家称他为富兰克林内特）已经同意了他的提议，特别是当富兰克林承诺如果他们结婚，他就会“在法国度过余生”之后。富兰克林再次表达了希望“自己离开人世时，有孩子在旁边帮我闭上双眼”的愿望，并对坦普尔的品德大加赞赏，称他“没有任何缺点”，“具有（能及时）成功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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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永一家太了解坦普尔了，因此对富兰克林的评价不敢苟同。他们当然不会答应这桩婚事，而给出的主要借口则是坦普尔不是天主教徒。这就给了富兰克林一个口实，正如他之前所做的一样，让他大谈宗教包容的必要性以及所有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观点。（富兰克林在信中列出了5条，其中有一条是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人为善就是侍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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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信中，布里永夫人表示同意“实际上只有一个宗教、一种品德的观点”。然而，她和她的丈夫仍然拒绝这桩婚事。“我们应该遵从我们国家的习俗。”布里永夫人说道。布里永先生当时正打算从总包税官的位置上退下来，希望找一个能够继承他职位的女婿。“这一职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她写道，显然忘记了她经常向富兰克林抱怨，自己当初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才不得不接受安排的婚姻，“它需要一个熟知我们国家法律和习俗的人，一个信仰我们宗教的人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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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显然意识到了布里永夫人的反对绝不仅仅是因为坦普尔的信仰。“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但没有告诉我，”他在给布里永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不应该给他找麻烦。”坦普尔在一年中先后和不同身份的女人有染，其中包括一个法国女伯爵和一位意大利女士，最后却突然和布里永家年仅15岁的小女儿恋爱了，尽管时间很短暂。这次，布里永夫人看起来已经准备同意这桩婚事了，甚至还准备提供一份嫁妆和工作。但善变的坦普尔早已移情别恋，甚至还包括和一个有夫之妇有染。而最终，这位情妇也使坦普尔成了富兰克林家族中第三代有私生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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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170182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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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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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全权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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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78年夏，美国驻法使团中的三位代表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有一个主要负责人。根据富兰克林向国会的报告，这不仅是因为三个人难以就政策达成共识，他们连在一起共事都困难重重，甚至他们的仆人也互相吵架。此外，法国委派了一名驻美的全权公使，根据美法两国相关协议中的对等原则，美国也必须委派一名级别相当的代表。阿瑟·李毛遂自荐，并同他的兄弟们相勾结，试图获得这一职位，约翰·亚当斯则大度得多，向朋友表示富兰克林才是最佳人选，尽管对他的工作习惯和对法国的“软弱”态度仍不敢苟同。富兰克林没有公开地表示对此项任命的热情，却在1778年7月向国会强烈地表示，请“把我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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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帮富兰克林进行游说。他们向美国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富兰克林才是他们的选择。国会则顺水推舟，于当年9月以12∶1的票数选举富兰克林为驻法全权公使。当时唯一对此表示异议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的对手们对富兰克林及他的孙子坦普尔（被囚禁的前总督之子）的忠诚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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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和寒冬延迟了报信的美国船只的行程，因此这一任命的消息直至1779年2月才传至法国。消息传来，阿瑟·李出离愤怒，拒绝将手中的资料移交给富兰克林。至于亚当斯，其传记作者戴维·麦卡洛写道：“这一任命正是亚当斯推荐的结果，因此他比以往都更加痛苦。”亚当斯很快就离开了巴黎，至少暂时如此，开始了返回马萨诸塞州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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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当时正深受痛风的折磨，因此无法马上递交新国书。3月末，富兰克林才以驻法全权公使的身份拜见了法国国王和大臣们。为了顾及亚当斯的情绪，富兰克林竭力试图维护他们的关系。富兰克林给亚当斯写了一封礼貌而又有趣的信，在信中描述了凡尔赛宫会谈的场景，并抱怨说：“我的腿脚似乎无法承受这种劳累，差点又耽误了我一个星期。”亚当斯在回信中则保持一种同事的客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富兰克林对法国深深的忠诚，尽管他本人对于与法国走得太近持怀疑态度。“我对你以新身份在王室中受到的欢迎感到十分欣慰，”亚当斯回信道，“对于你认为法国对美国的好意是无可非议的观点，我也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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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富兰克林和法国人决定将本打算用来送亚当斯回国的那条船，编入约翰·保罗·琼斯计划对英国作战的舰队中时，亚当斯那虚伪的淡然终于露陷了。富兰克林深知在南特港等待启程回国的亚当斯的心烦意乱，因此向其表示了歉意，甚至让权倾朝野的法国海军大臣安托万·德萨尔坦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解释原因。富兰克林还承诺，一旦时机允许，就派另一条船将他尽快送回美国，并安排新任法国公使与其同船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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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假意对此表示理解：“私人的便利与否不应凌驾于公务之上。有幸与法国新任大使同行足以弥补我无法及时返乡的遗憾。”亚当斯显示出了其少有的伪善，甚至“烦请”富兰克林“转达我对布里永夫人和爱尔维修夫人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女士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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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在南特港耽搁太久，亚当斯变得越发尖刻。与琼斯共进晚餐之后，亚当斯竟称其是一个“古怪、反常”的人，他越来越怀疑是琼斯与富兰克林沆瀣一气给他回家制造障碍，并对此越发愤怒。“很明显我将要忍受种种屈辱，”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些人是在蔑视我，还是在惧怕我？”他不可避免地开始认为富兰克林动机不纯。自视甚高的亚当斯质疑富兰克林故意阻挠自己回国，是因为担心他会讲出“危险的真相”。“老魔术师担心我会在国会里发声？”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的确有理由这么做，正如他经常听到的，我令那些坏蛋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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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却心情极佳，对亚当斯的腹诽毫无察觉，他甚至继续在信中表达对亚当斯的善意和友好。“我一定留心转达你对那些品质高尚的夫人们的敬意。”富兰克林愉快地承诺。在亚当斯提出三个尖锐的要求后，富兰克林仍同意新安排的船只将直达波士顿，而不是先到对于法国大使来说更为便捷的费城。但这根本没什么用。亚当斯的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对富兰克林的不信任，而当来年亚当斯重返法国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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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亚当斯勉强压制自己的怒火时，阿瑟·李和他的兄弟们则在美国向富兰克林公开挑战。李写了一封信并将其广为流传，指责富兰克林“搞小阴谋”，“四处传播他们意见不合”。他还将自己与拉尔夫·伊泽德在年初所写的质疑富兰克林名誉的一系列谴责信让国会一一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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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给其写信，提醒他要注意这些阴谋诡计，但富兰克林却没有将李兄弟的这些愤恨放在心上。“我那巨大的名声，”富兰克林写道，“令这些不快的先生们心生怨恨。他们那愤怒、猜疑、妒忌和怨恨，阴暗而不安的强烈负面情绪，都是因我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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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贝奇告诉他李和他那一伙人对坦普尔这个富兰克林宠爱的孙子大加攻伐时，富兰克林受到的伤害要严重得多。“伊泽德和李那伙人，”贝奇写道，“对你任命你的外孙担任私人秘书的事大加指责，他们认为其不值得信任，因为他父亲站在英国那边的。”随后，贝奇还暗示：“他们打算提议解除他的职位。”在另一封信中，萨莉透露说，理查德很担心是否要将反对坦普尔之事告诉富兰克林，因为他知道这会令其感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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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的确如此。“就我看来，将一个宝贵的年轻人从沦为一名托利党人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善举。”富兰克林在给理查德的信中写道。随后，他对坦普尔可能被召回一事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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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去自己的儿子就已经够受的了，难道还要搭上我的孙子？我是一名70岁的老人，在国会的命令下，为了公益，就带着自己的孙子冒着寒冬远赴重洋。我现在仍在异乡。如果我病了，他的悉心照料将使我感到欣慰。而如果我死了，我身边得有个孩子帮我合上眼，料理我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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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富兰克林还给萨莉写了一封信，再次表达了这些观点，并表示把坦普尔从他身边夺走这一设想极其残忍，但必将徒劳无功：“我坚信，无论那些懦夫或恶棍做出怎样的提议，明智、善良的国会都不会考虑以那样的方式对待我。”国会也的确力挺富兰克林，并没有将解除坦普尔职务一事认真地提上日程，坦普尔仍是美国代表团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