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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坦普尔19岁，仍是个淘气的青年，虽然工作努力，但除了他祖父之外很少人对其真心尊重。就在1779年夏天，围绕他的争论甚嚣尘上时，坦普尔决定奋发图强，与拉法耶特一道冒险，对英国本土发动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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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只比坦普尔大三岁的年轻法国将军刚从乔治·华盛顿将军的麾下回到法国。当时，美国革命陷入前途未卜的僵局之中。亨利·克林顿爵士率领的英军仍然占据纽约，但除了时不时出来骚扰一下，再无其他作为。因此拉法耶特一到巴黎，就提出对英国本土进行攻击这一大胆的计划，并就此与富兰克林和法国军方进行了探讨。“我很敬佩你思想的活跃，”富兰克林写道，“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海岸线肯定是缺乏防守且无力的。”但富兰克林承认自己对军事知之甚少，因此无法“指望其提出建议”。但他却鼓励拉法耶特：“历史上很多事例都证明，在战争中那些貌似不可能的想法最终都因为无人能够预知而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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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特急切地希望坦普尔能够站到他那一边。“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将待在一起，这是我的荣幸。”他给坦普尔写道。对于坦普尔这个花花公子来说，担心的则是他的级别、头衔、任务和制服。坦普尔希望能担任一名军官，而不仅仅是一名志愿兵。坦普尔还坚持要像军官一样佩戴肩章，尽管拉法耶特建议他不要如此。就在他们为这些问题不停争执时，对英国本土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被法国军方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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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承认自己很失望。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我本以为他（坦普尔）能从你那将名震天下的壮举中沾一点儿光。”而坦普尔为自己赢得名声的机会又一次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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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英国本土：暴躁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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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本土进行攻击这一计划中的一部分的确被付诸实践了，这也使富兰克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早在拉法耶特构思这一计划时，富兰克林就告诉他计划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有一名审慎、勇敢的，并熟知英国海岸线情况的海军指挥官”。然而，最后他们却勉强选择了一个勇敢多于审慎的人，也就是富兰克林的熟人——约翰·保罗·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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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保罗·琼斯原名约翰·保罗，父亲是苏格兰的一名园林设计师。他13岁就出海，在一艘运奴船上当大副，并很快担任了自己商船的船长。但琼斯这个人脾气暴躁，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因此激起下属的不满。担任船长之后不久，他就陷入麻烦中。琼斯鞭打了一名船员，后来这名船员死了。好不容易被无罪释放，他又拿剑刺死了另一名声称要造反的船员。因此琼斯就逃到了弗吉尼亚，改名为约翰·保罗·琼斯，并在美国革命之初，在由海盗和冒险家组成的鱼龙混杂的美国海军中谋得了一个军官的位置。到1778年，琼斯因在英国和苏格兰海岸线附近进行大胆的攻击为自己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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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琼斯准备绑架一个苏格兰伯爵。但不巧当时那个人去了巴斯，因此琼斯的手下就要求伯爵夫人交出所有的银器。可能是出于负罪感，琼斯决定从手下那儿买下所有的赃物并将其归还原主。他给伯爵写了一封辞藻华丽的信，表明了自己的用意。琼斯还抄了几份，在不同的朋友圈中传阅，其中就有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当时也负责对美国海军的私掠船进行监督。他试图帮助琼斯解决这个问题，却陷入了与愤怒的伯爵和困惑的伯爵夫人没完没了的书信往来之中，因此这批银器直至战争结束之后才最终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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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认为，如果这个脾气暴躁的船长在海峡群岛附近进行劫掠，就能多做点好事，或者可以少做些伤天害理之事。“泽西岛的私掠船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1778年5月富兰克林在给琼斯的信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如果能获得你的相助，将使我们免受其害。”富兰克林还暗示这一建议来自“高层”，意指当时的法国海军大臣安托万·德萨尔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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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琼斯并非那么容易上钩，他回信说自己的船“游击兵”号“太破、太慢”，因此需要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样他才能劝说自己的船员去执行更多的任务。但琼斯也知道如何取悦富兰克林，他给富兰克林寄去了一份作战日志的副本，而富兰克林读起来则如获至宝。因此，在没有获得美国使团其他成员或法方允许的前提下，富兰克林就任命琼斯为指挥官，负责一艘在阿姆斯特丹为美国新造的军舰。然而，当时仍试图保持中立且十分焦虑的荷兰人却破坏了这一计划，特别是当英国通过其间谍班克罗夫特得知此事并对荷兰施加了压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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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1779年2月，富兰克林帮助琼斯获得了一个职位，担任“杜拉斯”号的舰长。“杜拉斯”号是一艘装有40门火炮的旧军舰。琼斯随后就将其重新命名为“博诺姆·理查德”号，以向其赞助人表示敬意。琼斯还十分激动地去帕西拜访了富兰克林及房东肖蒙，感谢他们为其提供资金和支持。其实，此次造访帕西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琼斯与肖蒙夫人有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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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西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看上去就像一出法国闹剧。肖蒙家园丁的妻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声称琼斯试图强暴她。富兰克林在随后给琼斯的信中暗示了此事，但琼斯却会错了意。他以为富兰克林所说的“你小心提及的那个秘密”是关于他早年曾杀死造反船员的事情。于是，他就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长信，痛苦地描述了自己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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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琼斯对那件事的详细描述，富兰克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又觉得有些好笑。富兰克林回信说自己从未听说过此事，并告诉琼斯所谓的“秘密”指的是园丁的妻子指控琼斯“试图强暴她”，时间是“你离开前的晚上7点”，地点则是在庄园的灌木丛中。那个妇人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恐怖场景：“有些细节我不适宜一一列出。”妇人的三个儿子发誓“一定要杀了你”。但琼斯不必为此担心：帕西的所有人都把此事当成天大的笑话，从未当真。富兰克林写道，“这件事有些好笑”，“那个老妇人粗鲁、鄙俗、肮脏、丑陋，可以算得上是极品了”。而对琼斯的品味十分了解的肖蒙夫人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声称“此事使我们深刻地了解了欲望的力量和美国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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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向琼斯保证，所有人都认为这肯定是弄错了。在狂欢节上，曾经有一个女孩穿上琼斯的制服，打扮成他的样子。因此，他们认为这其实是那名女孩和园丁的妻子开的一个玩笑。但如果说园丁的妻子这样容易就被作弄了，即使傍晚将至、天色昏暗，也实在是不合情理。甚至连他们的朋友博马舍都试图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加上一幕换装强奸的戏。但这个解释却足够了，在随后的信中他们并未再提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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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正发生在富兰克林帮助策划在琼斯和拉法耶特的带领下，对英国发动攻击之时。当时琼斯和拉法耶特都在帕西，两人在富兰克林焦虑的注视下，花了数小时谨慎地打量对方。这两个人都很自负，很快就因为大大小小的事争执起来，从到底谁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到他们的人应不应该同桌吃饭。富兰克林试图以其最擅长的、间接的方式安抚琼斯。“陆、海协同作战经常因指挥官之间的妒忌和误解而流产。”富兰克林指出。随后，他又言不由衷地表示：“据我对你们个人以及对你们在此种情况下思考方式的了解，我确信你们之间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但富兰克林却明确表示了对琼斯脾气的担心，这也的确可以理解。富兰克林表示，琼斯必须要“冷静、审慎行事”，并且谨记拉法耶特的级别要比他高，而此事也将成为“在需与他人协调合作的情况下，对（你的）能力和脾气秉性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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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琼斯的正式指令中，富兰克林甚至明确命令其要保持克制，特别是鉴于他的手下曾抢掠过那位苏格兰伯爵的银器：“尽管英国人曾肆无忌惮地烧毁美国很多全无防备的城镇，但你切不可效仿其行事，除非合理的赎金要求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慷慨以及这一指导将使你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初衷。因此首先疏散那些病人、老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琼斯则回信说：“你开明、高尚的指导将会使胆小者勇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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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法耶特对英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被抛弃之后，富兰克林和法国人决定由琼斯单独对英国发动海上进攻。1779年9月，琼斯行动了。结果就发生了“博诺姆·理查德”号与装备更为精良的“塞拉皮斯”号之间的那场传说中的海战。在一阵猛攻之后，当英国军舰舰长要求琼斯投降时，琼斯的回答却是（至少根据传说是如此）：“我还没开始打呢！”正如琼斯在给富兰克林的对此次战斗生动、详尽的描述中所言：“我以最坚决的否定回答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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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让“博诺姆·理查德”号紧紧咬住了“塞拉皮斯”号，他的手下则爬上桅杆朝敌船的军火仓投掷手榴弹。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琼斯手下的300人中有一半或死或伤，但最终成功地在“博诺姆·理查德”号沉没之前控制了“塞拉皮斯”号。“当时的场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仁慈不得不被放在一旁，我们只能感慨为什么战争会产生如此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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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琼斯的成功深感自豪，甚至和他成了密友。“巴黎和凡尔赛几乎都在谈论你在可怕的战斗中那冷静的指挥，以及你表现出来的勇敢。”富兰克林回信道。他还帮助急于获得社会认同的琼斯加入共济会的“九姐妹会所”，并陪伴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凡尔赛觐见了法国国王。富兰克林也陷入琼斯与叛逆的下属皮埃尔·朗代之间旷日持久、言语尖刻的争论中。皮埃尔·朗代是“联盟”号的舰长，本应是琼斯舰队的一员。但在与“塞拉皮斯”号的海战中，“联盟”号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对“博诺姆·理查德”号开炮。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富兰克林与琼斯一直与阿瑟·李支持下的朗代就“联盟”号的舰长之职展开争夺。当朗代最终霸占了“联盟”号并离去之后，身处重围之中的富兰克林决定最好让别人来处理此事，而他自己在法国还有其他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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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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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当斯离开巴黎，对富兰克林和法国王室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只可惜好景不长。当富兰克林被任命为美国唯一的驻法公使时，亚当斯带着更为尖酸刻薄的心情离开了法国，但他在美国只待了几个月，国会就决定将其派回法国。亚当斯的这次使命是待时机成熟之时，与英国进行和谈。但实际上当时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亚当斯便插手富兰克林负责的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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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彻底惹恼了法国外长韦尔热纳。当亚当斯于1780年2月抵达巴黎时，就建议将其与英国人进行会谈的权力公之于众，韦尔热纳则援引美国答应过法国不单独行动的承诺否决了亚当斯的建议。韦尔热纳认为亚当斯待在法国无所事事，并严厉地教导他说：“首要的是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防止你出使的目标为英国王室所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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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也十分恼火。亚当斯的归来不仅打乱了他精心维护的与法国王室的关系，还令其想起了长久以来亚当斯和李等人在国会对其名誉进行的攻击。以沉思的笔触，富兰克林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对华盛顿的声望予以肯定，实则清楚地反映出他对自己声望的担忧。“我肯定很快就下台（去世）了。”富兰克林以一种难得的自省写道。富兰克林这样说并不是指其在法国的职位，而是指他的生命。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华盛顿在法国极大的声望，“并没有被其同胞和同代人的羡慕和妒忌遮蔽了光辉”。实际上他所试图安慰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也包括他自己——历史总是忽略“这些卑躬屈膝之徒所发出的微弱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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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的是，富兰克林试图向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向历史）解释，为什么是亚当斯而不是他自己将肩负与英国进行和谈的重任。就在亚当斯刚到法国的时候，富兰克林就给自己的老友，英国国会议员戴维·哈特利写了一封信。他之前曾与哈特利讨论过交换战俘和进行试探性和谈的问题。哈特利提出英国与美国之间休战10年。富兰克林则回答说，他“个人认为”休战也许有用，但“我和你目前都没有被授权”就此类事项进行协商。而现在亚当斯被授予了这样的权限，富兰克林对国会的选择则有自己的解释：“一旦开始和谈，如果国会委托他人而不是我来进行此事，正如传闻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了我认为‘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的观点，从而以为我会为了获取和平而轻易地被对方误导并做出对美国不利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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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确经常表达“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的观点，甚至在美国革命结束之后，还经常向很多朋友念叨。这一句话有时被视作一个反战口号，并被用以证明富兰克林是一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富兰克林的一生中，当他认为战争是合理选择时，便会对其表示支持。富兰克林曾帮助建立了费城民团，为与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募集供给而奔波。尽管最初曾试图避免美国革命的爆发，但当他最终意识到独立不可避免时，便成了其坚定的支持者。富兰克林信中的观点是写给哈特利的，也是写给历史的。他试图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被国会选作和谈代表。而也许更有趣的是，富兰克林想让他在英国的朋友知道，一旦和谈开始，他将发挥比亚当斯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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